觀察：以高品質發展邁向高收入國家

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規劃了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遠景目標和路線圖。持續推動經濟結構升級，實現更可持續、更加包容的高品質發展，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是今後一個時期的主要任務。綜合判斷，我國具備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種條件。

準確理解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水準

2006年世界銀行發佈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首次以“中等收入陷阱”刻畫這樣一種現象：一些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水準未能持續提高甚至倒退，因而無法順利而鞏固地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準確理解“中等收入陷阱”，首先需要了解世界銀行對各經濟體收入水準的分類標準。從上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世界銀行在其發佈的世界發展報告中對各經濟體進行分類，但當時並無明晰而固定的分類標準，只是粗略地參照技術水準、收入水準、經濟體制等把各經濟體分為這樣幾類：工業化經濟體（即當時的經合組織成員），發展中經濟體（又分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兩類），資本富裕的石油輸出國，中央計劃經濟體。

為方便分析，從1989年開始，世界銀行以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為唯一依據，劃定了一系列門檻數值，對發展水準進行分類，即：以1987年美元計價的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衡量，6000美元以上的為高收入經濟體，介於1941至6000美元之間的為上中等收入經濟體，介於481至1940美元之間的為下中等收入經濟體，480美元及以下的為低收入經濟體。之後，在1987年美元計價的門檻線基礎上，根據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中幣種的物價指數，逐年滾動調整為現價美元。由於物價水準有漲有跌，所以門檻線就有可能隨著時間推移有升有降，而並不是像一些人以為的那樣直線上升。如2012—2016年高收入門檻線依次為12615美元、12745美元、12735美元、12475美元和12235美元。

其實，雖然門檻線會根據物價進行調整，但扣除物價因素之後的門檻線“真實水準”相對固定。由於世界經濟整體發展水準在提升，所以長期來看，高收入門檻線相對於全球和發達國家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水準的比例都呈現降低態勢。在20世紀90年代初，高收入門檻線相當於美國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水準的30%左右，而2016年僅相當於後者的22%。同期，高收入門檻線也由全球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的1.8倍左右降低到不足1.2倍。

還需要指出的是，用於劃分發展水準的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不同於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二者不是一個概念，不能混同。國民總收入包括四個部分：勞動者報酬、資本折舊、資本的報酬即利潤、政府收取的間接稅，也即包括企業部門、金融部門、政府部門和居民部門的收入。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用於衡量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準。居民可支配收入則僅指居民可用來自由支配的收入。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在數值上顯然要小於人均國民總收入。

從經濟增長角度看我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前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直觀上看首先是一個經濟增長問題。那麼，從經濟增長角度看，我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前景如何呢？

1996年以前，我國屬於低收入國家，1999年鞏固地進入下中等收入國家行列，2010年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1990、1995、2000、2005、2010和2016年，我國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分別相當於對應年份高收入門檻值的4.3%、5.8%、10.1%、16.4%、35.4%和67.5%。可以看出，我國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向高收入門檻值的收斂速度幾乎是指數式的。

綜合考慮多種因素，保守預測，我國有可能在今後幾年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依據主要有如下幾條：第一，2016年世界銀行公佈的我國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是8260美元。第二，假定我國今後一段時間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增速保持在6%的水準。第三，基於2007—2016年高收入門檻線因物價因素年均提升0.98%，假定今後門檻線按1%的速度提升。第四，假定我國今後物價漲幅為年均1%。第五，假定美元相對於人民幣匯率保持在1美元兌6.7元人民幣。綜合這些假定，我國在2023年可以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這一預測的假定條件可能會和未來實際情況有出入，但在各種假定條件組合下，我國于2030年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都是大概率事件。從2010年我國成為上中等收入國家算起，用時13—20年成為高收入國家，與過去30多年間先後成功進入高收入階段的國家的經驗是吻合的。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描繪的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前景，屆時我國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水準將明顯超過高收入門檻，鞏固地處於高收入國家行列。

實現高品質發展才能真正成為高收入國家

由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從直觀上看是經濟增長問題，但實際上涉及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只有解決好這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實現高品質發展，才能順利而鞏固地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涉及三方面的重要任務。

持續推動技術和産業升級。我國人口規模堪比一個大洲，這樣的巨型經濟體可以容納的技術和産業譜係是非常寬廣的。在這個寬廣的技術和産業譜係中，我國目前只有少數領域處於全球比較領先的位置，還有很多領域如工作母機、成套裝備、核心零部件、生物、醫藥、醫用設備、材料等，與技術前沿國家尚有較大差距。縮小這些差距，提高全要素生産率，是我國未來實現中高速增長的源泉所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作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等一系列重大部署。落實這些部署，將推動我國技術和産業不斷邁上新臺階，進而在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産業轉移速度明顯放緩的背景下，進一步拓展非農産業內部勞動力向高生産率部門配置的空間，不斷推動高品質發展。

縮小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提高社會流動性，實現更加包容的發展。從國際經驗看，縮小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是成功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必要條件。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拉大的原因眾多，有個人能力、努力程度和風險偏好等原因，這是合理的、有利於社會整體進步的；但也有不合理、不利於社會進步的原因，從我國看，主要包括某些稅費不合理、一些體制性因素不利於保障農民權益、一些城市房地産價格過快上漲、一些人違法違規謀取利益等。黨的十九大報告從機會均等、改善初次收入分配結構、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調節職能三個方面提出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可行對策。落實好這些措施，不斷改善宏觀經濟政策，使商品和要素的相對價格趨於合理，將使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處於比較合理的水準。

改善生態環境品質，提高發展的環境可持續性。生態環境品質較差，已經成為影響人民群眾生活品質的突出問題。隨著經濟發展，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需求日益增長。為改善生態環境而採取的措施，如改善大氣、水和土壤品質的措施等，固然會增加經濟社會運作成本，抑制高污染高排放行業的投資活動和産出增長，但同時也會對經濟增長産生帶動作用，因為生態環境監管措施會促進綠色環保技術研發和擴散，帶動相關投資活動。研究表明，我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已經出現，未來經濟增長和污染排放將脫鉤。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發展綠色金融，壯大節能環保産業、清潔生産産業、清潔能源産業。推進能源生産和消費革命，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落實這些部署，構建充分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現代化經濟體系，滿足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要求，是我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內在要求。

綜合起來看，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不僅不會拖累經濟增長，而且將為經濟持續增長創造良好的技術、環境和社會條件。更重要的是，這些結構性目標並非僅僅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手段，它們本身就是經濟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當然，即使我國順利跨過高收入門檻，在高收入國家中也仍然處於較低收入水準，仍然需要吸取其他國家的教訓，避免因戰略和政策失誤導致收入水準絕對意義上的倒退回上中等收入，避免相對意義上的“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力爭在保持比其他高收入國家更快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持續提高發展的包容性和環境的可持續性，持續推進技術和産業升級，朝著全球技術前沿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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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意味著全球生活在高收入經濟體中的人口比重將由現在的16%，倍增到35%左右。屆時，不僅10多億中國人的生活水準將極大改善，而且將為其他50多億中低收入國家人民的發展提供更大的市場空間和更豐富的技術來源，也將提供更多的中國經驗用於幫助這些國家管理自己的發展進程。這將是中國對人類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