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先寧:中國式的“有事好商量”

發佈時間: 2018-01-09 09:25 | 來源: 人民政協報 | 作者: | 責任編輯: 胡俊

    ◆吳先寧簡介

     

    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常務理事,民革中央常務委員、宣傳部原部長,民革中央孫中山研究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吳先寧後來接觸到協商民主的理論和實踐,不由想起:“生産隊裏大一點的事,都是這麼一百來號人一塊商量著辦,大家的事大家一起商量”。其實,毛澤東同志也曾説過:“國家各方面的關係都要協商。”“我們政府的性格,你們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辦事的”,“可以叫它是個商量政府”。

     

    在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宣傳部原部長吳先寧看來,人與人之間的商量隨時隨地都可能上演,小到夫妻間的相處,大到一國政治,都離不開協商二字。從某種意義上説,人類社會起源於協商,因此,協商民主有著極為深刻的文化基礎和社會根源。

     

    隨即,他又掉頭反問:“什麼是政治?”

     

    “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援引孫中山的這句名言進行自我解答,不由令人想到他25年民革中央機關工作的背景。

     

    眼前的吳先寧個子瘦高,眼光犀利,一開口,浙江諸暨口音卻將尾音音節拖長了一拍,如同在和你商量著説話。

     

    “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10月18日上午,吳先寧在收看中共十九大開幕會的電視實況直播,聽到這句話時,不由想起他熟讀過的習近平同志在《慶祝人民政協成立65週年大會上的講話》的語言和精神。

     

    用罷“顯微鏡”,又使上“望遠鏡”

     

    民革全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8年1月1日,由李濟深、宋慶齡、何香凝、譚平山等創建,作為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成員,通過參加人民政權和人民政協的工作,推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不斷實現。

     

    吳先寧1992年來到民革中央機關。機關周圍三公里內,就是天安門廣場、故宮博物院、王府井商圈、景山公園、中國美術館、三聯書店、商務印書館書店這些響噹噹的場所,但吳先寧卻喜歡出門坐地鐵,問他理由,他拋過來一句無可辯駁的解釋:“我是農民嘛。”

     

    他的青少年時代都在浙江諸暨一個村裏度過。起初,吳先寧是被迫跟隨父母下放,漸漸地,他開始從骨子裏認同自己的農民身份,即便後來考上大學,參加工作,繼續讀碩、讀博,他還是驕傲地稱自己為“農家讀書人”。

     

    “農村是回不去了。”描繪起耕讀的理想生活,吳先寧不免有種悵然感,但因為承襲了勞動者勤勞自理的美德,他總能找到提升普通生活品質的“法門”:無論做飯還是泡茶,吳先寧都喜歡自己動手,研習其中的技藝。

     

    對吳先寧來説,10年農村經歷雖然飽蘸著勞作的苦累,但精神上卻收穫頗豐。務農的10年裏,吳先寧當過生産隊隊長,掌管這麼一個有著30多戶人家、120多口人,且有田有山的生産單位,他覺得,沒什麼比這個工作更能從微觀角度了解中國了。

     

    吳先寧後來接觸到協商民主的理論和實踐,不由想起:“生産隊裏大一點的事,都是這麼一百來號人一塊商量著辦,大家的事大家一起商量”。其實,毛澤東同志也曾説過:“國家各方面的關係都要協商。”“我們政府的性格,你們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辦事的”,“可以叫它是個商量政府”。

     

    曾有人剖析過,人在基層時的視角是“顯微鏡”。那麼,做過生産隊隊長的吳先寧,到了民革中央機關後,站在更高的視域看問題,好比使上了“望遠鏡”,他會用得慣嗎?

     

    不順平流,偏愛陡峭處

     

    “天還沒亮就起來,我媽給做好了飯,我匆匆吃了以後再拿出一個鋁飯盒裝上剩下的飯和菜,作為午飯帶到考場中午吃。一個人提著飯盒步行十六七公里,從晨光熹微走到朝陽滿天,來到考場大概還不到八點鐘。此時校門緊閉,考生還不能進去,於是就在學校圍墻外面找個合適的地兒靠墻坐下,再看會兒帶去的書。”吳先寧回憶起當年高考時的情景説。

     

    “上午考完,把帶去的午飯吃了,吃完飯覺得口渴,又沒處喝水,就在學校的圍墻外轉啊轉,忽見一處池塘,水也還乾淨,就用飯盒舀了水,咕咚咕咚喝足了,下午繼續考。一共考了兩天半,都是這樣。”

     

    慢悠悠、悠哉哉的吳先寧甚少慌張。即便年少時,也是如此。在憶述1978年參加改變人生際遇的高考情形時,仿佛一個悠遊不羈的農村青年站立眼前。

     

    而進了考場坐在桌前,吳先寧只剩下滿滿的興奮好奇,“試卷裏面究竟會是什麼題目?”于他而言,考試帶來的多是智力遇到挑戰的興奮之感。

     

    於今觀之,這與他個性有關,做事並不追求完完全全投身其中,時不時抽身事外冷眼觀之,以求逐其本根,人過中年之後,越發顯著。

     

    因此,在吳先寧兩屆政協委員10年履職期間,他並不熱衷於每年刷新履職的數量累積,而是“細水長流”地以參加兩三次調研、提交兩三件提案的年速度“克制”履職。儘管他的提案如關於塵肺病農民工救治的系列提案、關於紀念孫中山誕辰的提案等都有不錯成效,但其更多的注意力,則放在政協協商平臺本身。

     

    “我研究這個平臺本身,研究政協的制度,程式運作的狀況,怎麼樣更好體現政協的協商精神。”這些年來,吳先寧不甘於平流前進,他為自己設置了新的障礙,不斷重溫少年時智力遇到挑戰時的興奮之感,為此,他做研究,寫文章,希望提出問題,並回答這些問題。

     

    全國政協提案委也很重視發揮委員的作用,“提案文件的起草、修訂大都會讓我們參與。”10年間,作為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委員的吳先寧參加過《提案工作條例》的修訂,《優秀提案評選辦法》、《提案審查工作細則》等規範性文件的起草。

     

    “語言必須精準。”吳先寧判斷一篇文章的優劣,最看重語言。但語言推敲最為費神。為此,從寫博士論文開始,他就養成了寫作時必定抽煙的習慣,以換取頭腦清醒。當然,他也知道抽煙有害健康。

     

    在文字的比對和分寸的把握間,吳先寧回顧政協提案工作60多年的歷史,發現每一個發展階段的機制創新設計,都以增強實效性為目的,力求把增強實效性體現在每一項制度程式設計中。

     

    遊走于實踐操作和理論研究,吳先寧意識到,協商民主的協商是一個連續的、廣泛的、多層面的過程,無論是在提案辦理、還是小組討論等協商形式中,單單以“得到落實”衡量實效性,實在是遠遠不夠。

     

    于山重水復間覓新路

     

    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亮明觀點,是在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

     

    2013年3月8日下午,在梅地亞兩會新聞中心,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在此舉行第三場記者會,吳先寧作為受邀委員之一,就“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等問題接受中外記者採訪。臺上一水兒西裝筆挺,台下閃光燈閃爍。

     

    當中國統一戰線雜誌社記者提問後,吳先寧講出:“……從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效果來看,協商實效可以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得到落實,二是受到重視,三是引起關注……”這個觀點,對不了解政協參政議政的人來説可能並無深意,但對政協人來説,這相當於開啟了一個看待協商民主實效性的新視域。

     

    在吳先寧的最新一篇文章裏,“達致共識”“引起關注”“形成議題”是他觀照和判斷協商實效性的三個維度。把一件提案“是否得到採納”,擴展為“是否引起關注”、“是否形成議題”等,當作提案工作創新的主導理念,具體研究提案工作機製程序在增強協商實效性方面的切入點。

     

    基於這一認知,他今年的一件提案,就是建議人大常委會儘快把《協商程式法》的立法,列入人大的立法規劃,以期為七大協商渠道提供一套基本的、普遍使用的協商程式。

     

    “越是充分協商,越能充分實效。”吳先寧覺得,充分協商就是協商各方反覆對話,反覆討論,討論得越深入越細越好,對話越充分彼此越理解,越是能盡可能達成共識。

     

    吳先寧舉了一個“引起關注”的例子:曾經全國政協提過一批同類主題的提案,雖然意見並未被決策部門採納,但委員提案中提到的生態問題、資金問題等引起社會各界和輿論的廣泛熱議,得到決策部門的重視,對原來方案做了重新研究和論證,使方案的作用得到很大程度的彰顯。

     

    現在,“申遺”是一個“熱”話題。但是在1985年時,沒有多少中國人關注它。

     

    當時,全國政協委員、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等專家提出提案,“我國應儘早參加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保護公約》,並準備參加‘世界遺産委員會’以利於我國重大文化和自然遺産的保存和保護,加強我國在國際文化合作事業中的地位”。那時,多數人還認識不到“申遺”的價值;甚至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聯合國專家來與國內幾個文化遺産項目所在地的市長見面時,一度遭到“婉謝”。

     

    “由於這件提案的提出和報道,逐漸形成一個在相當廣泛範圍內談論的議題。”吳先寧説,“申遺”的一“冷”一“熱”間,恰好是提案“形成議題”發揮了升溫作用。

     

    毓靈秀熱忱于一體的歷史根基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産黨員,五十多歲了,為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受加拿大共産黨和美國共産黨的派遣,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吳先寧出其不意地背誦出毛澤東的這篇《紀唸白求恩》的開頭,竟一字不差!

     

    “這是七八歲背誦過的文章,就像刻在腦子裏了。”人的成長就像一棵樹,早年汲取的風光雨露,會注入其中形成養分,不斷地提供給以後的生長。

     

    “人性是從動物性到神性兩者的不斷提升。”曾到過白求恩的加拿大故居參觀過的吳先寧覺得,如果從這個説法去認識白求恩,“他身上更多的是神性。”而這樣的神性集合體,在中國人身上體現得更多,其中,作為浙江人,他更認同自己家鄉的地域風格和人文精神。

     

    “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的浙江同鄉秋瑾身為一介女流,以錚錚鐵骨令人生敬。在寫作《秋瑾傳》時,吳先寧發現,秋瑾赴日留學的學校恰好與孫中山的同盟會舉行籌備會議的地方在同一條街上。遙想一百多年前兩人的相識過程,想到秋瑾慨然赴死的從容,吳先寧感慨:“在當時痛感民族沉淪、期望革新的愛國者眼裏,孫中山振興中華的感召不啻暗夜裏的火炬。”

     

    “1905年冬天,從上海駛往法國巴黎的一艘輪船上,湖州絲綢巨賈之子張靜江結識了孫先生,心生仰慕,當即留下地址並相約通電暗號。兩年後,東京同盟會本部經費枯竭,孫中山無奈之際試著給張靜江發去只寫了一個C字的電文。”

     

    “A為1萬元,B為2萬元,C為3萬元,D為4萬元。E為5萬元。數日後果真有3萬法郎從巴黎匯到,頓解燃眉之急。後來孫中山為籌集廣東及雲南革命起義所需款項,又先後以A字和E字致電張靜江,都如數得到資助。”這是吳先寧所講述的一位浙籍名士張靜江追隨孫中山革命事業的近乎傳奇的故事。

     

    浙江在很多人眼中是纏綿悱惻的溫柔鄉,通過孫中山研究發見中國近代歷史的吳先寧,更願意視自己的家鄉為一塊沉勇堅毅、志士輩出的不凡之地。

     

    受地緣特點影響,一百年後,浙籍人吳先寧投身到民革中央的孫中山研究中。1984年成立的民革中央孫中山研究學會,專注于組織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學術研究,廣泛聯繫港澳臺及海外孫中山研究機構,並且注重孫中山的著作、圖片、文獻及有關研究資料的蒐集和整理。

     

    “我們今天研究孫中山,可以清晰見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脈絡。”在吳先寧看來,認識百多年來從“振興中華”到民族復興“中國夢”的歷史進程,有助於激發我們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偉目標作出每個人自己的貢獻。基於這一認知,2016年政協會議他的一件提案,就是建議以此作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週年的主題。

     

    在今天,孫中山“振興中華”的號吁正漸漸實現,一個新時代來臨了!

     

    “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十九大報告中,把協商民主作為落實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方略提出著實令吳先寧振奮不已。他透露,現在正在寫一本有關協商民主基礎理論的書,希望能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研究起一點作用,也作為自己甲子之年的紀念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