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行向高處

發佈時間: 2017-12-26 09:40 | 來源: 人民政協報 | 作者: 王卓 | 責任編輯: 胡俊

    教育和科研,是高文的事業,也是他日日仍在行向的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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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文簡介

    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資訊與工程科學部主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電腦學會理事長,中國人工智慧産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理事長。曾主持兩項國家“973計劃”(任項目首席科學家)、一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創新群體項目,以及20余項國家“863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項目。曾獲得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1次(2006)、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5次(2000、2002、2003、2005、2012)、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1次(2015)。

    

    如果身在北京,高文的一天基本平分兩半。一半在北京大學,一半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


    長期來回穿梭,他對兩者之間不足5公里的路已了然於心。這種熟悉,就像他對教育和科研兩個領域兩個角色的認識一樣。

    大學教育與電腦相關領域科研,是他幾十年來的生活,“自然而然、腳踏實地。”這種“自然而然”的背後,是幾十年如一日的思考、實踐,攀向高處同時面向未來的堅持。


    感知“做學問做研究的態度”


    11月中,高文剛從美國出訪歸來,又馬不停蹄地趕到中央黨校參加為期兩個月的學習培訓,休息調整、轉換頻率于他來講,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事,高文身邊的同事也説,認識20多年,“就沒見過高文睡午覺。”


    在黨校見到高文,也正是個中午。校園裏遠遠看到剛上完課吃罷飯的高文,大幅擺手示意。快速、大步、微笑,他在滿滿一上午的學習後呈現出的精氣神,讓人印象深刻。


    原本短短一個午休時間,硬是被他分成了幾塊。先一件件處理從北大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帶過來的緊急文件,一個電話會議……短短兩個小時的分配,也投射了他對待時間的態度。


    無法拉長時間,就把時間用得更厚。


    之前幾天的美國之行,高文也是如此。在作為評選委員會委員參與今年的ACMFellow(美國電腦學會會士)評選工作之前,他找時間專程去拜訪了康奈爾大學電腦係的霍普克羅夫特教授,這位剛剛當選中科院外籍院士的電腦演算法大師,曾在中國有過一段時間不算太長的執教經歷,卻對中國教育改革、品質提升頗有熱情和想法。


    高文想聽聽霍普克羅夫特關於大學教育的新理念、“怎樣的教育提升更有力有效”的新想法,想與他交流“教育怎麼更好地為自己的國家培養人,讓中國的頂尖學生對中國社會有貢獻”……這些也正是他邁上大學講臺後,一直關心的事。


    如果從上世紀80年代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讀博士時站上講臺算起,“老師高文”這個身份,已經有30年了。他説起話來循循善誘,真誠堅定,個性與老師這個身份互相影響,似已天然契合。上過他課的本科生不計其數,他帶過的博士也有百餘人,“老師高文”在這條長長的教學路上,有堅持,也有反思。


    堅持的是讓學生感知“做學問做研究的態度”,是給予學生支援。“做研究,毅力是最重要的。比如博士生不只是要做簡單訓練,更多是要做探索性的事情。大家都已經知道標準是什麼,做不好就只有一條路,繼續。”


    高文的這份堅持,學生們的感受直接且強烈。


    “我博士畢業後做科研,跟讀博士時一樣刻苦,離不開高老師的熏陶。”北大資訊科學技術學院的教授田永鴻曾是高文2000年的博士生,“他是真正能以自己做人做事的態度帶動和影響別人的人。學術上是高老師領著進門,從最初一無所知,到後來敢去和國際一流青年科學家相比。關鍵時刻,高老師總是能提出切實的、建設性的建議。”


    帶學生的時候,只要在北京,高文就會高頻次去實驗室工作,更會主動找學生聊一聊。不論是研究進展還是生活困難,高文都願意幫他們梳理線索,“先要找對方向,還要堅定不移。”在他的影響下,實驗室形成了一種自覺自律的氛圍,學生們也漸漸形成了一種時時都要保持狀態的習慣,以及對每一個研究項目、每一篇論文負責到底的態度。


    “對一些研究方向,比如二維轉三維,高老師認為這是個值得研究的方向,就會鼓勵我們這些年輕老師多花時間,堅持去做。在申請科研項目、和企業界的合作等方面,高老師也都盡力創造一些有利於我們學習、發展的機會。”提到高老師的啟發、支援和幫助,北大資訊科學技術學院的副教授蔣婷婷,也都是感激。


    堅持之餘,高文也有反思,“為什麼我的學生絕大多數都從事了科研工作?”資訊技術創業潮涌,高文的學生中,走學術路的依舊是大多數。他想是不是他的訓練方法潛移默化有傾向,獨立思考、提出問題和創業之間是不是還有溝壑?是不是要轉換思路?


    田永鴻教授倒不是這麼想,“不可能所有人都去經商,也總會有一部分人,就是適合踏踏實實做學術,在科研路上走得長遠。中國也一直需要這樣做科研的人……”


    “鄉村教師”初體驗


    更準確來講,高文成為一名老師,是在上世紀70年代,從大連一個海島上的小學開始的。


    彼時不足20歲的高文,板板正正站在大連海島村落裏一個小學教室裏。由於陳舊而顯得破敗的桌椅後面,年紀參差不齊的五年級學生盯著眼前高高大大的“老師”,聽他生澀靈動講語文,聽他條分縷析講數學。


    高文略帶拘謹、非常認真,認真得甚至有些緊張。他知道,到農村小學校教學可能只是他“上山下鄉”所要從事眾多工種中的一項。但對這些學生來説,卻是獲取知識為數不多難能可貴的機會。


    當時也不過走出中學一兩年,高文的體會還很切近:一名優秀的老師,對一個腦容量極速增長的少年來説,意味著什麼。


    下鄉前,高文本是在大連一所普通中學就讀,學校的老師卻恰巧是之前從五七幹校返城的重點中學老師,“是大學生。”某種程度來説,這些他眼裏“最好”的老師,就是他中學時代的最大意義。“那時候,腦袋幾乎要伸出觸角去吸納知識。而老師就知道怎麼調動我們的興趣,知道怎麼教能引發我們主動思考。物理老師會想辦法創造條件,幫我們找實驗設備,數學老師講得特別細,會講思路而不是就題論題,至今還能想起他講課的場景……”


    這些幾十年後還能回憶起風格與細節的老師,激發了少年高文對學習的熱情,也讓他在心裏能描畫出“一個好老師該是什麼樣子”。這種形象,也成為若干年後他真正成為老師時,內心責任感的源泉。


    在村裏小學當老師前,高文還做過很多別的活計。下鄉伊始,他做的是各種各樣的體力活:種莊稼、施農家肥、挖積水的方塘……把汗水揮灑在田裏地裏方塘裏,對於一直在城裏生活卻天生豁達的高文來講,雖苦澀卻也新鮮,“雖然累,一點也不頹廢。”


    後來,在村裏樣樣都做得有模有樣、一學就會的高文,還化身“螺絲釘”,嘗試到了各種各樣的工作:到村裏當廣播員搞宣傳,去大隊當電工,為老鄉修收音機和鐘錶……因為“接地氣、熱心腸、樂呵呵”,高文跟村民們也結下了深厚感情。他至今還記得,那幾年在鄉下過春節,熱情的老鄉還會排著隊,等著“領回”這個下鄉青年,“回家過年!”


    高文笑説,以至於後來有了招工回城名額,大隊書記點名要給高文的時候,他還慷慨地回絕對方,“我幹得挺好的啊。讓那些生病的、有困難的先回去吧!”


    ……1977年,“年輕單純,一心想著要進步且善堅持”的高文還是回到了大連。他被分配到一個輕工業工廠,做學徒。


    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在一個生産烤箱烤爐電冰箱的工廠裏遇到的師傅,會成為他人生與事業轉折的關鍵因素。


    與電腦“相遇”


    工廠裏師傅是做電晶體的,對電腦有些許了解,在當時電腦尚不發達不主流的情況下,卻有一種“電腦以後可不得了”的篤信。在高文決定考大學的時候,師傅強烈建議這個“什麼東西一學就會,動手能力強,很是聰明”的徒弟,“報電腦專業。”


    雖然懵懵懂懂,高文卻也聽從了師傅的建議。還沒弄明白報考學校的方式流程,卻堅定地在志願報考的所有大學後面,都填上了“電腦專業”幾個字……


    1979年,學徒期滿23歲的高文去到哈爾濱科技大學,如願就讀了電腦專業,卻也成了班裏“數一數二”年紀大的學生。“因為很多年紀大的在1977年、1978年都考上大學了。”笑説“有點跟他們玩不到一起”的高文,就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專業課程學習上。


    善鑽研又學得多,便覺得“課程講得實在有點慢”,高文跟老師商量,能不能跳一級。


    期末考試時,高文參加完79級的考試,就被帶到係老師辦公室,接著答78級的卷子,答出來的一點不差。“79級的考試能拿第一名,78級的考試拿到第四名。”……就這樣,跳級“成功”的高文,用3年,完成了電腦軟體專業的本科學業。


    沒嘗過鬆懈的滋味,只是善於學堅持學。此後高文的學業路,仿佛坦途。


    1985年,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讀博士時,導師給了高文一個機會:在完成國內博士課程後,去日本訪問研修。


    當時的東京大學,電腦科研環境在硬體和軟體層面都比國內先進不少。初到日本的高文感嘆過癮,“從前只能在文獻裏看到的操作,都能動手去接觸了。”卻也有絲絲惆悵:自己考上博士那一年,哈工大一共才只有20多個電腦專業博士生,什麼時候國內能迎頭趕上?電腦科研環境能與國外比肩?……


    但既然有了資源,就先努力去學、去用、去鍛鍊。當時在日本的生活並不輕鬆,高文還要自己打工賺取生活費,“但我打的工可不是去餐館刷盤子,是幫別人編程!”


    別的留學生需要花幾週完成的程式,編程“技藝精湛”的高文只消一個晚上、幾個鐘頭就能搞定,日本的項目負責人也表示“難以置信”。“你是不是提前做了功課?”但從討論開始自始至終一直在場的高文,明顯確實是“現知現做”……


    良好的動手能力和學術天賦也讓高文的日本導師折服。1988年3月訪學期滿回國後,日本導師還專程去了趟哈工大,向校長表明心跡,“這個學生我要帶。”他建議高文去日本,再讀一個醫學博士,拿到工學和醫學兩個學位。這在當時中國來講,也將是少有的學術表現。


    深感“是個好機會”,高文決定再次返程日本,準備按照導師的設想,走一條工學醫學跨界學術路。


    不過,在電腦研究領域算得上如魚得水的高文,到了需要“把感測器埋進小動物體內”的生命醫學工程專業,竟也周身不適。看起來高大強壯的高文,也會痛苦於“看到小動物的血會暈”。説起這段經歷,高文笑了,“知道人生還是有極限”,他繼而專心攻讀電子工學博士學位……而這個學位,也意外為他打開了人工智慧研究的一扇門。


    “動腦子、下功夫”


    日本的經歷對高文來説,專業契合、環境適宜,讀第二個博士學位後期,高文到日本一家有名的電信公司,做人工智慧研究。不過這種日子對高文來説,似乎總是感覺有點“輕飄飄”———直到1991年2月又一個轉折的到來。


    那個時候,高文在哈工大的博士聯合副導師李仲榮病重,他專門把還在日本的高文叫到病榻前,當著校長的面,鄭重把哈工大一個做電腦應用的新的博士點託付給他。


    即便日本公司給出異常優厚的條件幾度挽留,高文還是很快做了決定:回國。


    他知道當時走出國門做研究感受到的落差,也見識了國外公司在電腦應用實踐方面走得多靠前,但也正是這些,成為他決定回國,做好一個先進的電腦博士點、為中國科技發展做點“小小貢獻”的重要原因。


    回國後支撐一個博士點研究經費從無到有的困難,可以想見,但高文也沒有多提。“就是確立一個個目標,克服困難,做到做精。”所有的勤奮、探索、摸著石頭過河,高文都覺得理所應當。在他看來,所有開創性的工作需要的都是:動腦子、下功夫。


    他不説一句渲染成就的話,履歷卻透露光彩:不管是科研,還是教學,都在高文的“確立目標、堅持行動、自然而然”中一點點爬坡。他也欣慰于能在對的時間回來,參與進國家電腦行業高速發展與資訊化浪潮之中,為建設科技強國培養人才、做好研究。


    十幾年來,高文研究領域涉及人工智慧、模式識別與多媒體計算、視頻編碼與分析、電腦視覺等等。1992年以來,主持973(首席)、863、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國家級項目20余項。出版著作6部,在ACMComputingSurveys、IEEET-PAMI等國際頂級期刊上發表論文(含指導學生論文)200余篇……


    一眾研究成果的達成,來自高文的研究興趣、努力,更來自國家發展的強烈需求,AVS就是一個典型。


    2002年6月,數字音視頻編解碼技術標準(AVS)工作組成立,高文擔任組長。


    AVS標準是《資訊技術先進音視頻編碼》系列標準的簡稱,是我國具備自主智慧財産權的第二代信源編碼系列標準,也是數字音視頻産業的共性基礎標準。通俗來講,“AVS是希望能夠把視頻編碼得比較小,進而降低傳輸、存儲成本。”


    AVS起步的時候,國際上MPEG標準體系已經建立了十餘年,並得到廣泛應用。但高昂的專利收費嚴重阻礙了我國相關産業發展,國家對核心技術、自主智慧財産權的渴望越來越強烈。


    在AVS方向上,高文帶領數字視頻編解碼技術國家工程實驗室風雨兼程,在完全沒有舶來品,完全自主創新的堅持下,實現了目標。實驗室的老師和學生,都是滿滿自豪。“我們的科研成果和國外大公司、一流大學的相比,一點也不差。AVS成功價值在於,我們完全是靠技術在拼,完全自主創新。”在他們看來,實驗室全心全意的堅持,對國家、對民族相關産業的意義深遠,是我國從“製造大國”向“創新性國家”轉變的成功範例。


    在技術多元化與經濟全球化的國際大背景下,AVS標準已經成為國際上三個主流標準之一,並獲得了國內外所有主流音視頻解碼晶片廠商的支援。如今數字電視機和機頂盒,幾乎都要內置AVS解碼功能,AVS以獨特的方式進入市場、進入家庭。


    不過,AVS也只是高文主導的眾多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回國後,高文作為第一完成人,在視頻編碼與系統,以及人臉與手語識別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五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一次獲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2008年底他因在視頻編碼方面的技術貢獻,被評為IEEEFellow。2010年因“音視頻編解碼理論、標準及應用的突出成就”被授予中國電腦學會王選獎。2013年底因“對視頻技術的貢獻,及對計算在中國發展的領導力”,當選為ACMFellow……


    做科研也要有大胸懷


    因為在專業和教育方面的成績,高文也漸漸有了更多社會角色。在高文看來,全國政協委員是其中“特別”的一個。


    他可以凝練地把其他社會角色上的所思所想,集中放到政協平臺上。


    今年9月7日,全國政協雙週協商座談會是以“優化創新環境,改革科技評價體系”為主題。高文作為教育和科研工作者,同時作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副主任,對這個話題更有一種綜合系統的思考。


    “由於管理部門互不通氣,加上用人單位鼓勵,不少年輕人把主要精力放在申請各類人才計劃上。一個人頭頂多個‘人才帽子’的現象時有發生。”


    高文覺得,“有才華有能力的年輕人應該更純粹一些”,但無疑,要有一個適宜這種純粹的環境。他建議,“加強人才計劃頂層設計,加強部門間協調溝通,避免重復支援。正本清源,回到基礎研究人才類項目資助的本來定位。改革學術評價體系,引導正確的價值取向,使人才項目回歸學術本位……”


    這種適宜創新的環境才是健康的環境,但要實現這樣的理想,“還需要朝正確的方向努力和堅持。”


    談及在政協委員角色上最需要的是什麼,高文覺得,也是堅持。


    做了三屆政協委員,高文的不少提案都是一提好多年,既是一種態度的表達,也能從不同側面不斷完善和補充觀點。比如,國有技術標準的建立,“會遇到不同利益群體不同的聲音,但這卻是我們把科技發展主動權握在手裏的重要條件,堅持提了好多年,還會繼續提。”


    近幾年,高文的建議還涉及網路環境下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增加基礎研究投入等等方面,具體面向不同,卻也總與科研與教育密切相關。


    他也希望,委員角色所帶來的,在國家、社會層面上思考問題的態度,能夠帶動學生,更多把眼光和視野放得大一點,而不只是拘泥于眼前的一點,從更高的層面來思考自己所做工作的意義,“科研也需要大胸懷。”


    近年來,因為人工智慧越來越成為民間熱詞,人工智慧時代是否已經來臨也成為一個頗為流行的問題,作為人工智慧方向的專家,高文也總會在不同場合被問到這個話題。


    “今天産業界都覺得人工智慧大風來了,趕快前進不要掉隊。但是如果你冷靜下來想想,人工智慧在研究方面還是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比如,人工智慧方法現在主要的不足,是機器學習的理論還很初級,很多好結果是靠大數據訓練出來的,與人舉一反三的學習能力和創造性思維相比還相差甚遠。”


    儘管還有諸多待研究待破解的問題,但高文依舊看好AI(人工智慧)的機遇。“如果我們説過去這幾十年比較大的浪潮,第一波是PC浪潮,給資訊領域帶來顛覆性的影響。緊接著是網際網路浪潮,成就了一大批網際網路公司。之後馬上出了一波新的浪潮,叫移動網際網路。那下一波是什麼?一定是AI。”


    “人工智慧總體來説,不管你是否接受,不管你是否看好,這件事就要發生了。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如果這件事發生了,我們怎麼去應對它。”


    而面對人工智慧、面對高速發展的科技帶來的不確定,高文覺得,一方面要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也要開闊眼界,保持開放,望向未來,讓技術服務於更宏大的人類福祉。


    做好眼前事,也更要著眼大目標。教育和科研,是高文的事業,也是他日日仍在行向的高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