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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百年看天津 李大釗與天津【專欄】

發佈時間: 2017-11-20 17:49 | 來源: 中國網 | 作者: 劉民山 | 責任編輯: 秦金月

導語:天津,得名于明成祖朱棣,意為“天子渡津之地”,舊時又稱天津衛。常言有雲,“中國近代百年看天津”。民國時期,南有上海灘,北有天津衛,這兩座城市是近代中國繁華之所在,其中天津衛在近代史上佔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許多風雲人物在此處發跡或歸隱,很多重大事件在這裡發生影響著歷史進程。

去年,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項目聯合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推出品牌欄目《中國近代百年看天津》,講述這片土地的榮華和滄桑,受到了廣大政協委員和網友的熱烈歡迎。今年,我們將在該欄目繼續推出系列文章,敬請關注。

本文為本欄目第八期,選自劉民山《李大釗與天津》。文章原載于《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40輯。

 

李大釗與天津

劉民山

中國馬列主義的先驅者,中國共産黨的主要創建人李大釗同志,于1927年4月在北京英勇就義,至今已經60週年(編者注:文章寫作時為1987年)。重溫烈土一生的光輝歷程和他對中國革命的偉大貢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個人認為,從舊民主主義末期開始,至1927年的20年間,天津的主要政治運動、新文化運動,尤其是建黨前後的革命鬥爭,大都與李大釗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而且不少是在他直接、間接的領導或影響下進行的。作者不揣陋,擬將李大釗在天津的幾個階段的活動,試作綜合探索。引玉之磚,難免舛誤,甚望專家,讀者,匡我不逮,以資改正。同時,也願藉此對李大釗同志慷慨就義60週年,表示悼念之情。

李大釗

 

早期階段

在津讀書、去日留學及任職北京大學圖書館

(1907年——1918年6月)

這一階段,時間較長,而且重大歷史事件層出不窮。複雜錯綜。他在1908年《登樓雜感》一詩中,曾經自嘆;“一事無成嗟半老,沉沉夢裏度春秋。”其實,那是他人學第二年時的作品,説明當時他一方面對國事懷著“家國十年多隱恨,英雄千載幾荒坵 ”的悲憤心情,另一方面卻又感到無從著手。這種情況,並非悲觀消沉,相反正是積極參與救國活動的前奏。隨著局勢發展的緊迫,他果然加入了現實鬥爭的行列,參與了不少政治括動。由於他還年青,具有強烈追求正義和真理的願望,所以總在不斷探索救國救民的正確道路,而沒有選定一條路,照直往前走。從1910年末到1913年秋,大約三年時間裏,他參加或支援了下列兩個方面的活動:

甲、有關政治活動

(1)參加第四次國會請願運動

1911年前後,清王朝已陷於孤立無援行將崩潰的局面,全國人民紛紛起而反對。 “那時中國北部政治運動的中心,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政法學校為中心。” (《李大釗文集》下卷,698頁)“彼時法校學生,可分兩派:一為立憲派,一為革命派。”(《直隸法政專門學校十八週年紀念特刊》載《本校紀事》)同學們多數屬於立憲,少數屬於革命派。當時法政學堂監督(即校長)李,就是順直咨議局的主要議員。教務主任籍中寅,是資政院民選議員,都是立憲派人士。而同盟會、立憲派兩棲的王法勤,也是順直咨議局的主要議員,國會請願運動的中堅人物。

國會請願運動共有四次(不包括1908年),以第四次最為激烈。幾千人遊行去督署靜坐示威,通電全國學生罷課,斷指,割股、血書誓言等等,法政專門學堂都是走在最前面。“袁世凱在河南即打電報給天津督署,嚴防某法校,就是本校。可見本校當時很受官府注意,河下駐紮有兵,是監視本校同學的活動。” (《李大釗文集》下卷,700頁)

李大釗曾參加過第四次國會請願運動。和他一起參加的同學劉壽山(注:劉壽山系李大釗法政學校時同學。1917年初,劉壽山等往阿爾泰,大釗曾賦詩贈別, 有“最是多情今夜月,共君猶自出邊關”之句。),曾追憶當時情況,“……天津各校學生均在本堂大講堂開會,議定辦法,推舉代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推定白見五(後改名堅武)、李釗(後改名大釗)、胡憲,徐錚、藍鴻翥等八人為代表。筆者與李青峰等四人為記錄。”(《辛亥革命回憶錄》(一,241頁)後來李大釗也參加了第二天的遊行示威。在直督陳夔龍被迫答應代為上奏、學生返校途中,同學紛紛議論,李大釗表示;陳督如此欣然同意,不會存“好心”,“準備上當吧!”(同上)隨後,學校果然被軍警封鎖。有的記載謂白雅雨事前早已料及,曾説:“與虎謀皮,庸有何濟?諸君曷留熱血,以供後日用乎?”(《言治》1期:《白烈土雅雨先生傳略》)可做參證。這次請願的領導人溫世霖,也被貶逐到新疆,立憲請願運動被清廷鎮壓下去,完全失敗了。但立憲派的參加者,卻大多轉向了革命派。

(2)支援同情革命派的鬥爭

隨著立憲請願運動的失敗,革命派勢力大增。特別是武昌起義後,法政學堂內的革命氣氛很濃。 “革命派組織秘密團體,聯絡各校,凡福建之《民心報》、香港之《中國報》、上海之(剋復報》,以及其他各種發展種族革命思想,莫不充量介紹,以冀革命成功。”(《直隸法政專門學校十八週年紀念特刊》)“同學奔走革命的,白雅雨、于永滋往灤州,王德齋往徐州。”(《李大釗文集》下卷,700頁)後來灤州起義,白雅雨壯烈犧牲。

關於李大釗是否參加了共和會和革命鬥爭一—灤州起義,目前還沒有一致意見。

棱鉞在回憶錄中談到:“北方共和會之組織”係“淩鉞、王法勒,李大釗、張良坤、汪瀛、胡憲、于樹德等密約至日租界榮華里開會”決定的,而白雅雨係後來參加者。還敘述了各人分工,包括女同志的任務,而李大釗卻沒有任何工作。 (台灣版《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彙編》中《各省起義》下,淩鉞著《辛女灤州起義記》)

在同一書中還有,吳守正:《灤州起義》、南琴軒:《辛亥灤州起義)和乙巳俱樂部;《辛亥灤州光復概要》等,均列有共和會參加會員,卻都沒有李大釗。

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所記各個革命團體的參加人員中,也沒有李大釗。

值得重視的是共和會員于樹德,當時係法政學堂附中學生後來與李大釗關係密切,由李介紹加入共産黨,並一直在李大釗領導下領導革命鬥爭。在他回憶共和會和回憶李大釗兩篇文章中,都不曾談到李參加過共和會。其次是當時的女共和會員劉清揚,後來接受李大釗影響很深,她多次在回憶錄中談到李大釗同志對她及天津青年的影響,並且回憶過辛亥革命的一段事績,也同樣沒有提到李大釗參加共和會及灤州起義的事。

灤州起義時,李大釗23歲(畢業前一年),已比較成熟,在同學牛威望較高。如果他確實參加了鬥爭,他會勇於承擔重任,決不會無所事事,甚至連最密切的一些同志,也記憶不起,看來,這問題還需要進一步加以查證核實。

當然,李大釗對於辛亥革命鬥爭是支援而且極表關心的。在他當時敬佩的兩個人中,一個就是地理老師白雅雨,直到多年以後,他在路過雷莊時,還兩次寫下自己心中的感受,作為對烈土的懷念。另一個是灤縣的蔣大同(字衛平),李大釗在永平中學讀書時的同學,但蔣大同班次高,比李大釗大7歲,不久轉保定陸軍速成學校學習,後在東北參加同盟會。1909年8月,被沙俄軍隊慘殺于黑龍江上。1911年,李大釗曾作{哭蔣衛平)七律二首,發表在1913年《言治》第四期,詩中有:“半世英靈沉漠北,經年骸骨冷江頭”,“萬里招魂竟何處,斷腸風雨上高樓”以及“我入平山遲一步,君從絕塞未曾回”之句,情深意切,悲愴義憤,悔恨之情溢於言表。其後又作{題蔣衛平遺像)一首,中有“斯人氣尚雄,江流自千古……夜夜空江頭,似有蛟龍起”,可見李大釗對烈士的尊崇和敬佩。

(3)參加中國社會黨

中國社會黨是江亢虎于1911年11月在上海發起和組織的政治團體。江亢虎在1911年環球之遊後,想把歐美流行的社會主義,引進中國。但他所引進的社會主義,既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又反對以暗殺暴動為手段,並且承認國家政權,承認剝削制度,因而實際上是無政府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的雜燴。

由於江亢虎制定了張揚赫的黨綱八條,提出了贊同民主共和,尊重個人,普及平民教育,振興直接生利之事業,獎勵勞動家,專徵地稅,罷免其他捐稅……,而且贊成孫中山“平均地權”的主張,特別是極力宣揚男女平等,支援婦女參政,而且吸收女黨員參加社會黨,因此,很富於誘惑和號召力。當時,政黨林立,辦黨入黨,爭名奪利,蔚成風氣,何況社會黨 之主張帶有很強的新奇,刺激因素,所以黨員發展很快。

1912年7月,江亢虎與主要黨員陳翼龍北上。8月,北京支部成立;陳翼龍當選為主任幹事。陳是社會黨中最忠實分子,他腳踏實地貫徹社會黨的部分主張。如在北京為貧民辦起平民學校,不僅免費,而且補助學習用品,另外建立了法律出版社,北京新劇團等。他苦心經營黨務,半年時間,就在北方建起了濟南、煙臺、張家口、太原、奉天,保定、天津等支部。 (《辛亥革命》六,501—502)

天津支部的建立,經過許多曲折和鬥爭。早在1912年初,天津《醒報》總編輯郭究竟,即曾與上海社會黨本部聯繫,徵得同意,在天津組織社會黨支部。幾經申請備案,上海本部亦來函證明,但天津巡警道楊以德,百般刁難,拒絕同意。延至1912年冬,“曹孝先介紹李大釗同志與陳翼龍會面,暢談終夜,………遂毅然加入本黨”(曹綏之、曹嘉蔭, {中國社會黨興滅記》手抄稿)。是年年底,陳翼龍及曹嘉蔭赴津組織支部,楊以德仍極力阻撓。 “經過種種波折,始獲成立。地址在東馬路崇仁宮,旋推舉李大釗同志……擔任總務幹事。” ({中國社會黨興滅記})

天津支部成立大會日期為1913年2月2日,曾散發傳單,內容首先介紹社會黨宗旨,“在不妨害國家存在範圍內,鼓吹純粹的共産社會主義。所以謀生産制度之改革,促共和政治之進行也”(《中國無政府主義和中國社會黨》,190頁) 其次還介組了社會黨在全國發展的情況。

天津支部的活動,由於警廳一直未予備案而無法進行。至1913年4月,陳翼龍為此向內務部提交嚴重抗議,措詞頗為激烈,錄之如下:“內務部鑒:敝黨天津支部,不次為警廳無理之干涉,已屢向貴部抗爭。始於本年2月2日正式成立,迄今並無絲毫違法。頃得報告;昨日為該部黨員常會,警廳徑派遊擊隊到會禁令開會,強迫取消名義,並要拿辦該部執事人員。究竟根據何律,而為此無理之鬧,誠令人難索解。況複國家多故,內憂外患,執政者方且顧此失彼,何必以此:專制淫威,特為激揚一般安善良民之憤怒。貴部職權所在,為此直呈,迄速即查明,依法布罪,則敝黨人尚能關懷大局,不為投鼠忌器之舉。如欲將人道、公理、民權、法律一概滅絕,則吾黨人皆當處以極刑,即四百兆國民一律坑之,為何不可?且組織津支部者為仆,今欲拿辦亦請從速,但不得舍仆而妄拿我黨人也。刀俎鼎鑊,仆不知懼也。祈速判決,莫作此鬼蜮伎倆,以玩弄我光明磊落、不良不昧之社會黨人,是幸。” (原件存第二歷史檔案館,轉.引自《中國無政府主義和中國社會黨》)

袁世凱政府下的內務部、巡警處,當然不會理睬什麼人道,公理,民權,仍然加以禁止干涉,直到八月陳翼龍被袁世凱派特務逮捕殺害,中國社會黨終於被全部解散。李大釗此時已經畢業,並準備去日本留學。天津社會黨支部雖然成立了大約半年,但一直未能展開什麼活動,就被袁世凱反動政權所扼殺。

綜上所述,李大釗在中國社會和政治體制發生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的兩年半中,不僅參與了立憲國會請領,同時也關心支援民主革命鬥爭,這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活動,在袁世凱就任總統後他又參加了中國社會黨。這説明他一方面迫切需要找尋真正救國救民的道路,另一方面卻又不使自己陷入或者迷信于某一種方式,而是在行動中不斷地探索和追求。參加中國社會黨,而且被選為天津支部幹事。儘管由於反動當局干擾,未能展開活動,但對於李大釗來説,確實是值得重視的一件事。

乙、參加主持北洋法政學會的編輯出版工作

自1912年起,李大釗參加了學校同學組織的“北洋法政學會”,並被選為編輯部長(共二人,另一人為鬱嶷)。從此,他在參與政治活動的同時,又以筆作刀槍,投入救國救民的輿論陣地。從現有資料看,他主要參加了兩方面活動:

(1)主持編譯出版了兩本書

一為日本中島端的《支那分割之命運》,一為帝俄波茨德涅夫的《蒙古與蒙古人》。兩書均為他和同學們共同翻譯,但他是學會的編輯部長,所以實際上是翻譯的主要領導人。兩本書都反映了李大釗強烈的愛國反帝思想。

《支那分割之命運》一書,係日本侵略分子中島端所著。書中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對中國肆意歪曲,瘋狂侵略的野心。該書出版于1912年10月,出版前之廣告宣傳,公然説中國:“五億萬人口之民族,亂國歟,亡國歟、統一歟、分割歟?渾渾池沌,漂泊于洪濤巨浸之中者,非今日之支那耶?蓋支那者,二十世紀之謎也。能解此謎者,可以霸東亞,可以雄五洲。此書洵為支那民族之三世相,又解謎之良鍵。凡朝野士夫,茍有雄飛大陸之志者,盍早握此鍵。”李大釗與學會同學讀此書氣憤填膺,立即翻譯出來,並詳加駁議,名為《支那分割之命運駁議》,于1912年12月出版。其目的在“以為國人當頭之棒,警夢之鐘,知恥知懼,競奮圖存。”

《蒙古及蒙古人》一書的著者為沙俄文學博土波茨德涅夫。他多年居留蒙古,其實際職責為沙俄之“蒙古偵察員”。他在書仲介紹“蒙古山川道途之險易,天産物資之情況,生活之狀態,社會之組織,政治經濟之真象,風俗習慣之由來及其對宗主國之感情,與俄人之關係,纖細靡遺。”其企圖很明顯,無非為帝俄侵略蒙古,鋪平道路。李大釗等對此書並沒有採取駁議的手法,而是如實澤來,但在介紹中明確指出:“今者北邊告警,風聲尤惡,因應乏術,喪敗堪虞。勢已岌岌矣,人猶懵懵乎?”隨後更指出翻譯之目的,在於“懲前毖後,窮本溯源……弭禍患於今時,奠國基於後 。”所以在書名前加“蒙古叢書第一種”,是準備繼續編輯有關蒙古之書,“以綰北門之鑰鎖也。”

(2)主持編輯出版《言治》雜誌

《言治》雜誌,于1913年4月創刊,共發行6期,係李大釗與另一編輯部長鬱嶷共同主編。 《言治》發刊之目的,從《言抬宣言書》及《言治序》中,可以看出:“固以群居研學為幟志……今日以為是者,明日復有説焉,足以相勝,則今日之説可立廢。吾所持論深自信者,他人能舉吾失而吾告,則復違而贊同他人之説焉,而無所容於心……但取決於真理,去感情之縛,絕意氣之私。”並強調“同人自由研究之所得,為獨立之發表”,以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

然而實際上,在袁世凱嚴密控制下的天津,而北洋法政學堂又為其培養官吏之場所,因此作為北洋法政學會的刊物,總不免帶有一定的傾向性。所以《言治》儘管有很多文章,痛心國事,抨擊軍閥政客的禍國殃民罪行,另外也有不少介紹西方資本主義議會、法治等文章,反映了當時愛國知識分子的願望與要求,但對於當時政局的主要矛盾,比如南北剛剛實現統一,由於袁世凱的操縱,使黨派之間攻訐、傾軋,達到無法調和的地步。而袁世凱的收買政客,製造輿論,又使擁護袁記中央統一佔領優勢地位。《言治》雖然標榜“無所于黨”,但卻無法擺脫其客觀影響。有些文章,明顯地站在了擁護中央統一的立場。

所以,《言治》雜誌,一方面在天津具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但其局限性和不足處,也必須加以指出。

李大釗在{言治》上發表的論著、雜文、詩歌,共34篇(首)。可以看出,他寫作勤奮,精力充沛,而且責任感很強。但在他的論著中,同樣存在著上述的缺點。一方面基於愛國愛民之情,痛心國事,激昂慷慨,另一方面卻也在有的文章中,不自覺地支援維護袁記中央政權。例如在《言治》三期刊登的《論民權之旁落》,其中就有“所望仁人君子,奮共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爭奪政權之魄力,以從事于國民教育,十年而後,其效可觀,民力自厚,枉自歸焉。不勞爾輩先覺君子,拔劍擊柱,為吾民爭權於今日。不此之圖,縱百喙以誇功於吾民之前,吾民不爾感也。”(《李大釗全集》上卷,40頁)很明顯,指責的矛頭,是對著當時反袁世凱的國民黨議員而發的。

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李大釗後來在《民彝與政治》一文中,分析過當時的情況,指出民初之際,人們苦於戰亂,渴望安定,要求統一,而且希望有“非常人物,出而任非常之事”。由於袁世凱善於玩弄權術,重金收買,製造輿淪,因而成為“吾民腦中所宿之‘神武’人物”,甚至崇拜之為“吾國之拿破侖也”,“吾國之華盛頓也”。李大釗當時還是未參加實際工作的青年學生,也很難擺脫社會輿論的影響,所以曾為假像所蒙蔽,而寄希望於袁世凱。

李大釗在這一時期譯著之主要內容及指導思想,表現為,堅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祖國的領土主權;反對封建,關心民瘼,抨擊戕奪民權,無情揭露軍閥政客罪行;憧憬西方的民主法治。

他滿懷激情,孳孳不懈地探索救國救民的正確道路;他強烈地反帝反侵略和反對封建專制的精神,成為他全部活動和全部著述的思想核心與支柱。他在天津的學生時代,已成長為革命的民主主義者。

赴日留學及反袁鬥爭前後

(1913年冬初——1918年6月)

此段為期四年半左右, 自李大釗赴日留學至《言治》季刊第3期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其間經歷了在日留學兩年半,反袁鬥爭,歸國前後主編《民彝》、《晨鐘報)、《甲寅日刊》,發表《警告全國父老書》、《民彝與政治》,{青春》等著名論著,直至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在這期間,李大釗經歷了極其複雜曲折的鬥爭歷程,不僅在知識領域極大的開闊了視野,而且經歷了反袁鬥爭的實踐與考驗。他的政論文章,在全圖範圍內起到了推動、鼓舞甚至指導作用。特別在青年中,發生了廣泛的影響。

這段期間李大釗的活動主要在日本和北京,但他曾來天津兩次,作過講演,天津《大公報》也曾經轉載過他的文章。再加上他在北京發表的《青春》等,在天津青年中也是有影響的。

(1)從天津東渡日本

1913年冬初,李大釗從天津乘船東渡日本留學。行前,寫下了《南天動亂,適將去國憶天問軍中》七律一首:“班生此去意何從?破碎神州日已曛。去國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説岳家軍。風塵河北音書斷,戎馬江南羽檄紛。無限傷心劫後話,連天烽火獨思君。”表達了他對祖國動亂的關切和對友人的思念之情。後來在《警告全國父老書》中,他曾追述東渡時在船上的感觸:“曩者去國,航海東南,落日狂濤,一碧萬頃。過黃海,望三韓故墟,追尋甲午覆師之陳跡,渺不可睹。但聞怒嘲哀咽,海水東流,若有殉國亡靈淒淒埋恨于其間者。”(《李大釗文集)上卷,122頁)可見李大釗當年去國時,憂國憂民之心情是相當沉重的。

(2)《大公報》轉載《風俗》一文

1914年春,他進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仍在不斷發表文章。8月10日《甲寅》雜誌(章土釗在日本創辦)第一卷第3期刊登了李大釗的《風俗》和《物價與貨幣購買力》。9月3日,天津《大公報》轉載了《風俗》一文,至9月6日止,連載4矢。《風俗》是李大釗留日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反映了他離開天津十個月左右以後,對國事、對袁世凱的基本態度。文章開始論述了中國從“人欲橫于洪流,衣冠淪于禽獸”的根本原因,在於“人心死”,在於“亡群”。而“人心死、“亡群”,則與風俗密切攸關,故“離子人心則無風俗,離于風俗則無群”。然而風俗之好、惡、厚、薄,取決於一群人中之“中樞人物”,所謂“風之以義者,眾與之赴義,風之以利者,太與之赴利”。他從而指責袁世凱:“今之觀于朝,執政之人,則如何者?政如疾風,民如秋草,上之所好,下必有甚。逞其殺也,盈廷皆爭權攘利之桀,承顏盡寡廉鮮恥之客。鉤心鬥角,詐變機譎。”而且進一步斥責袁世凱“祭禱開淫祀之風,有類好巫;嘉禾賜聚斂之臣,庸知尚儉。”(以上引文,均見《甲寅》1卷3期(風俗》)説明李大釗對袁世凱的認識,已經開始了一定的轉變。3個月後《中華》雜誌,又發表了李大釗的《政治對抗力之養成》,繼續提出“希望有力者,自節其無極之勢力,容納于政治正軌內發生之異派勢力,幸勿過事摧殘,致政治新運,斬斷中途也。”(《李大釗文集》上卷,99頁)可以看出李大釗對袁世凱濫殺國民黨人的殘暴行動,是不滿的;但他仍從規諫立場,希望袁在“政治正軌”中容納“異派勢力”, “勿過事摧殘”。也就是説,他還沒有轉變到反袁立場上去。直到1915年5月,袁世凱接受出賣國家主權的二十一條,同時帝制活動更加囂張,李大釗才徹底認清袁的本來面目,從而毅然決然投入了反袁鬥爭。

(3)李大釗與張潤之合譯之《中華國際法論》在東京印行

《中華國際法論》,係日本法學博土今井嘉幸編著。今井氏從1907年至1913年,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執教六年,與李大釗有師生之誼。1913年回國前,一曾在《言治》2期發表《論撤去領事裁判權》一文(黃旭譯),他認為中國應該爭取撤去各國領事裁判權,並表示“異日……果終實行”,他將“舉杯相慶于故里”。他還在文中希望日本“先他國撤去領事裁判權”。因此,他和法政學堂同學的關係是友好的。

今井氏也曾和李大釗等同學談過:“中國將來必當撤去領事裁判權,諸君研究法學,宜預為之備。吾積稿累案,暇當貢之諸君。” (《李大釗文集》上卷,125頁)李大釗去東京後,前往訪謁,今井氏已將在津原存積稿,纂輯成《中華國際法論》第1卷,李大釗與同學張潤之合作將該書譯成中文,李並寫了一篇譯敘,于1915年4月在東京印行。今井後來在日本與吉野作造等,極力鼓吹平民主義,倡導民權運動,很受日本人民的歡迎。

(4)兩次來天津

反袁鬥爭結束後,李大釗至北京,先主編《鐘報》,編輯《憲法公言》、 《甲寅日刊》等。在此期間曾來津兩次。

第一次在1916年12月11日至16日,係來津參加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同學歡迎會,住了6天。(《白堅武日記》第一冊)具體活動不詳。

第二次為1917年6月25日,仍去法政學堂,並訪問同學白堅武,還發出一則採訪消息,標題為:《法政專門學校校長易人),發表于《甲寅日刊》6月25日。在消息中,他回顧了法政專門學堂的光榮歷史,指出:“清季天津學生之與于請開國拿運動,革命運動者,以斯校徒為最激烈。卒以是為官僚所嫉視,屢謀所以破壞而未遂。”但改為“直隸法政專門學校”後,“規模縮小”,不再“與聞外事”,因而校事有所廢弛。其後報導了校長繼任者為李鏡湖,教務主任即其同學白堅武,並對他們寄予期望。可以看出李大鈕對母校感情,是很深的。

另外,據劉清揚等人回憶,李大釗曾于1917年來津作過講演,講演的主要內容,是關於大亞細亞主義問題,具體時間不清楚。根據當時情況分析, 4月18日,李大釗曾在{甲寅日刊》發表《大亞細亞主義》一文,另外,7月初,張勳復辟,李大釗奔避上海,下半年不可能來天津,所以講演的時間,應該就在這次來津。

在劉錆揚回憶錄中,對“李大釗先生對天津青年的啟蒙教育”,作了詳細敘述。據她記憶,這次講演是由天津青年組織的愛國講演會主辦,第一個被邀請的即李大釗。講演地點在東馬路青年會禮堂, “聽眾擁擠異常,樓上下都無插足之餘地”,講題是,《大亞細亞主義)。李大釗分析了國際形勢,指出“英美各國企圖分割亞洲各國領土,以擴張他們的勢力範圍,向亞洲落後國家,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侵略,以壓榨各國人民的利 益。因此,亞洲各國應該團結起來,共同禦侮。”他斥責“日本不應該和袁世凱私訂滅亡我國的二十一條約,壓迫我們中國。這是對亞洲國家的自相殘害,是分裂自己的力量,正中歐美各國劃分勢力範圍的毒計,對亞洲各國團結禦侮是不利的。”

“聽眾對這一番話,表示熱烈歡迎,鼓掌聲如雷動。”劉清揚最後指出:“天津青年接受李大釗先生的愛國教育最早,印象也是特別深刻的。”(劉清揚: {對李大釗先生的回憶)手稿)

位於大釗公園的李大釗塑像

中期階段

“五四”運動前後

(1918年7月——1921年6月)

這段期間比較短,但對於李大釗來説,卻是關鍵階段。從1918年7月, 《法俄革命之比較觀》發表,他開始結束了早期十餘年徬徨無所適從的心情,找到了中國革命的真正出路。在此基礎上,他相繼發表了《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以及《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重要文章。同時開始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並著手籌建中國共産黨,使他自己逐漸成為比較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

另一方面,他的重要文章,他的言傳身教,傳播著新生的、朝氣蓬勃的革命思想,在知識界、在廣大青年中,産生了不可抗拒的深刻影響。不僅在北京他身邊圍繞團結著部分先進青年,在天津的影響也越來越擴大。

據目前可以肯定的資料,他在這段中,曾兩次來天津,作過講演。還曾參與主持天津覺悟社與中國少年學會等五團體在掏然亭舉行的改造聯合座談會。其後又指導建立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小組等。

一、兩次來天津

(1)參加覺悟社座談及公開講演

1919年9月21日,李大釗應天津青年進步組織覺悟社邀請來津。當時覺悟社有20個社員,都是大中學生,他們雖然積極參加“五四”愛國運動,但思想上單純幼稚,需要先進科學思想知識的武裝。所以,來天津講演的北京教授,常常受到歡迎,而最受歡迎的就是李大釗。 “使我們感到特別親切的是,李大釗那種和藹可親虛懷若谷的長者風度,在他身上沒有半點驕矜之氣,講話時總是用勉勵的詞句。”(諶小岑, 《李大釗先生與“覺悟社”》)

李大釗在同覺悟社社員們的談話中,對覺悟社的性質表示滿意,對於男女聯合組織,“打破封建隔閡的團結起來,尤為讚許。”對於出版不定期宣傳刊物,給予了很大鼓勵。 (參見劉清揚回憶錄)他還向社員們講了他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使社員們受到很大啟發。後來又傳閱過他的幾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我們是第一次從李大釗的文章中,接觸到布爾什維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也就是通過他同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發生了關係。”(諶小岑:《五四運動中産生的覺悟社》)

此外,李大釗還給青年們作了公開講演,地點在維斯理堂。內容主要是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勝利的意義,同時,“也談到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必須堅持到底。一要不承認一切賣國條約和密約,二要實行民族獨立自決,三要打倒賣國賊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人。(王貞儒: 《李大釗同志在天津的兩次講演》)總之,他這次來天津,是在天津第一個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種子。

據有關文章記述:“1919年夏,布爾特曼(注:布爾特曼後任俄國共(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主席團成員。)從外國干涉者佔領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來到天津,李大釗同他建立了聯繫。李大釗對俄國布爾什維克聯合工人組織工會方面的經驗,很感興趣。在外國干涉的年代裏,來到天津的這些布爾什維克黨員們,向大學生們介紹了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並給他們講述了工人階級在十月革命中的領導作用。”

(原載繆勒:《在革命烈火中》,伊爾庫茨克,1957年版。轉引自中國革命博物館: {黨史研究資料},1981年6一7期合刊)從時間上看,應該就是這次李大釗來天津。也可能是借講演機會,來天津和俄國共産黨人建立了第一次聯繫,但仍需要作進一步的查證。

(2)送陳獨秀來津並會見第三國際使者

1920年1至2月間,陳獨秀因在“五四”運動中被捕,被囚禁了3個月,出獄後仍受軍警監視。經李大釗安排,親自護送陳出京。兩人喬裝打扮,乘騾車來到天津,以後陳獨秀獨自去上海。

李大釗還有另外一個任務,就是到舊俄租界會見俄國第三國際駐天津的文化聯絡員鮑立維(又譯柏烈偉、布魯威)。據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章志回憶; “次日晚間,李,姜、山西同志,南開胡維憲同學連我,到特別一區某蘇聯同志家中集會,商談京津地下工作情況約一小時。第二天,天津《益世報》登載‘黨人開會,圖謀不軌’的消息。李大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們防患未然,他立刻搭車回京。”

以後李大釗在北大接見過蘇聯使者聯共黨員荷荷諾夫金,商談建黨問題。不久第三國際代表魏金斯基到北京會見李大釗,都是經過天津的鮑立維介紹的。因此,1920年一、二月間,李大釗來津會見鮑立維,對於中國共産黨的創建,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二、陶然亭五團體改造聯合座談會

這個會是在北京陶然亭舉行的,但倡議的卻是天津的覺悟社。

倡議緣起是1920年8月初,覺悟社舉行年會,總結一年多來從事救國運動的經驗教訓,大家感到運動中涌現出許多團體,但形形色色,思想複雜,需要加以改造,才能團結起來,奔向共同目標。會後,就由社員11人去北京,準備請李大釗召集北京一些團體,進行商談。由於李大釗謙虛,只提供了可邀請參加會議的4個團體名單,包括曙光社,人道社、青年工讀互助團和少年中國學會。

1920年8月16日,座談會在陶然亭舉行。參加人數約30余人,由劉清揚主持會議,報告開會宗旨。鄧文淑(鄧穎超)報告覺悟社一年來組織及活動經過。周恩來對改造聯合的意義,作了講演和説明。

李大釗代表少年中國學會發言。他“提議各團體有標明本會主義之必要。蓋主義不明,對內既不足以齊一全體之心志,對外尤不足與人為聯合之行動。各團體間,此後似應有進一步舶聯絡。” (《少年中國》2卷3期,57至58頁)

18日,五團體各推代表籌商辦法。少年中國學會代表,仍為李大釗等3人。經決議定聯合名稱為“改造聯合”。公推張申府擬訂《改造聯合宣言》和《約章》。在{宣言}中提出,“我們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同志,認今日的人類,必須基於相愛互助的精神,組織一個打破一切界限的聯合……。”

還進一步提出了“到民間去”的口號, “要組織起來,去切切實實的做點事。”在《改造聯合約章》中更提出了開展宣傳事業,社會實際之調查,平民教育之普及以及農工組織之運動、婦女獨立之促進等具體任務。 (《少年中國》2卷5期,65至66頁)

實質由李大釗引導,而由覺悟社倡議的五團體改造聯合座談會,促進了京津進步團體的進一步聯合。雖然聯合是鬆散的,也沒有開展起什麼工作,但卻擴大了群眾團體在社會上的影響。

三、關心天津其他社團與團組織的建立

“五四”運動時期,天津有兩個進步的青年團體:一個是覺悟社,已如上述;另一個是新生社。新生社較覺悟社稍晚,主要成員為直隸省立一中和直隸省立第一女師的學生。組織者主要為韓麟符和于方舟。覺悟社主要成員,因工作和學習的原因逐漸離開天津,分赴各地或出國,獨有于方舟留在天津,繼續進行五四運動所未完成的任務。新生社曾編輯出版《新生》雜誌,在創刊號上,于方舟發表過反帝反封建的文章。新生社成立後,據説也曾邀請李大釗來津,作過講演,但情況還需要進一步核實。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于方舟和李大釗的關係是很密切的,他後來也成為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員。另外《新生)比《覺悟》,更帶有“社會主義色彩”,也和李大釗的影響分不開。

天津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小組,出現在1920年11月,那是在李大釗的領導安排下進行的。參預其事的諶小岑,在(張太雷與天津第一個團小組》中,曾有敘述:“十月初(指1920年)到了北京,請求李大釗先生幫助我到歐洲去勤工儉學。過了幾天,李大釗先生派張國燾通知我,要我先去天津找張太雷成立S.Y.(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稱)組織。”

到11月中旬,一個星期五,天津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小組成立了。成員共?人,除張太雷、諶小岑外,還有胡維憲、吳南如,陶某和京奉鐵路局兩個職員。這個小組只存在了兩個月時間,沒有再增新的成員。其主要活動是創刊了以工人閱讀為目的的一份小報。小報名稱,最初定為《勞報》,每天出四開一小張,由諶小岑和胡維憲負責編輯。報紙雖小,色彩卻很鮮明,“成為天津第一份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後的俄國,以及國內工人運動的報紙”。另外還印行過李大釗在《新青年》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勞報》出版不到兩星期,就被警察廳以“宣傳過激主義”罪名而查封。但報紙卻並未停刊,第二天就改名為《來報》,繼續發行。《來報》的意思有二:一是從英文Labour一詞的譯音而來,二是按張太雷的解釋:’“意味著拋棄陳舊的過去,’爭取嶄新的未來”。《來報》出版大約四個星期,至1921年1月初,又被查封。查封後不久,李大釗派張太雷去蘇聯,團的工作也就暫時停頓。

天津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小組,雖然時間很短,《勞報》、 《來報》總共發刊只有一個半月,但在廣大工人中間,在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方面,卻産生了積極而重要的影響。

後期階段

中國共産黨的建立至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

(1921年7月—1927年4月)

這一階段將近六年時間,是李大釗短暫一生中的高潮時期。由於中國共産黨的建立,他擔任了北方區委書記的工作。

因此,儘管具有了愈來愈成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準,但卻面臨著北方各省、市廣大地區革命鬥爭實踐的考驗。從創建黨團組織,開展工運、農運、軍運,以至複雜錯綜的統一戰線的建立等,在當時軍閥割據、國事蜩螗的客觀條件下,確實是一場難以想像的艱巨、嚴峻的理論結合實踐的革命鬥爭。李大釗以卓越的理論水準,機智的鬥爭策略,善於發動群眾,而又縝密入微的工作方法,在短短的6年中,開創了北方地區革命工作的基礎,為中國革命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也創造性地結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纍纍碩果。

李大釗立足於北京,而以天津作為最重要的開展革命工作的陣地。其原因不僅因為天津是北京的門戶,華北最大的商業都會,而且由於李大釗熟悉天津情況,自“五四”運動以來,又已在廣大青年中,建立了良好的群眾基礎,培養和積蓄了比較堅實的革命力量。所以這段期間,關於黨的政策的貫徹,群眾運動的展開,天津和北京幾乎是步調一致的。不少重大事件,都是在李大釗直接、間接的領導下進行的。從天津黨團的建立、工人運動的高漲、國共第一次統一戰線的形成、孫中山北上及國民會議運動,以及“五卅”, “三一八”,收回旅大等群眾鬥爭,都能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本文不準備逐一涉及具體事實,只想就李大釗來津活動及有直接影響的主要事件,略做敘述:

一、天津黨團組織的建立

天津黨團組織的建立,都是在李大釗的影響和指導之下進行的。所謂影響和領導,除了安排、確定等上下關係之外,還包含著一層天津所特有的重要含義,就是天津黨團組織的骨幹,大多是五四運動以來,接受李大釗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而成長起來的青年,對於李大釗不僅由衷的尊重和敬佩,關係也很密切。如果稍作分析,還可發現天津黨團組織,是以新生社、覺悟社留津成員和法政、北洋,高工等校個別成員為基礎的。

以團組織的建立而論,天津團的建立凡三次,第一次即以張太雷為首的7人小組,已如上述,其中諶小岑,胡維憲,都是覺悟社社員。

第二次建立了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成員11人,于樹德、李峙山任正副書記。李峙山系覺悟社社員,于樹德是北洋法政學堂學生,與李大釗關係至好。他于1917年畢業于法政學堂後,赴日本留學,1921年歸國,即在母校任教。在李大釗直接領導下,他和安體誠,在法政學堂附近、靠近恒源紗廠的宇緯路,創辦了天津工餘補習學桉,招收工人和學徒,進行文化補習教育,並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于樹德、安體誠都親自任教,還在校內設立天津工人圖書館,備有不少通俗的馬列主義書籍和進步報刊,供工人和失學知識青年借閱。後來還成立“五五書報代賣社”,專門出售革命書刊。團組織建立後,所有成員都參加了工餘補習學校的工作。在工徒和知識青年中,很受歡迎,成為黨在天津領導工人運動的第一個有力陣地,但僅僅1年,就被反動當局查封。于樹德和安體誠先後均經李大釗介紹入黨。

1922年,經李大釗推舉,于樹德還以進步團體“新中學會”代表名義,去蘇聯參加遠東民族代表會議, (于樹德:《我所知道的李大釗同志》)

第三次團組織的建立,擴大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成立時間為1924年3月9日,與會成員達45人。于方舟被選為委員長,下面設立了6個支部,為加強學習馬列主義,團地委還設立了學術講演會,由後補委員鄧穎超負責。

1924年春,中共天津地委正式成立,于方舟任委員長。于方舟當時才24歲,一身兼負著黨團地委委員長的工作,責任是相當艱巨的。他一直在李大釗的培養領導之下,起初主持新生社,創辦“全帶社會主義色彩”的刊物《新生》。他是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員,又在天津組織建立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經李大釗介紹入黨。可以説,他是在李大釗較長時間指導下成長起來的堅強的共産主義戰士。後來,他和李大釗一樣,為共産主義事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為天津的革命鬥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二、第一次革命統一戰線的形成與天津的國民會議運動

國共兩黨第一次革命統一戰線的形成,是李大釗對中國革命作出的傑出貢獻。在孫中山的邀請下,李大釗等以共産黨員的身份,參加了國民黨。天津的共産黨員,也相繼加入了國民黨。1924年1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産生了改組後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24人,後補委員17人。其中共産黨人共九名;執行委員3人:李大釗,譚平山、于樹德,候補委員6人: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張國燾、于方舟,韓麟符。值得住意的是,天津的共産黨人佔了3個:于樹德、于方舟、韓麟符。根據“一大”決定,北京建立國民黨執行分部,由李大釗負責,凡被選為中央委員者,得為分部委員,因此,于樹德以執行分部委員身份,協助李大釗在北京建立與發展國民黨組織的工作。在天津,則由於方舟、韓麟符、江浩、安倖生等共産黨人,負責籌建國民黨直隸省黨部與天津市黨部的工作。天津國民黨左派力量是比較強的,我以為這是與李大釗的週密考慮安排分不開的。也正由於此,天津在群眾運動中,才能堅決執行李大釗所堅持的黨的革命統一戰線,使革命形勢發展很快,隨著國民黨組織的擴大,共産黨及團的組織也有了比較明顯的發展。

孫中山于1924年11月第三次北上。在北上宣言中他明確指出,北上目的在於“推倒軍閥”,“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及特權”,堅決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但當時的中國,處於南北軍閥割據狀態。北方曹錕、吳佩孚雖倒,段祺瑞、張作霖又粉墨登場。而且軍閥與其後臺帝國主義緊密勾結,形成頑固的反革命統治。孫中山為革命不怕艱難險阻的精神,確實是值得稱頌的。當然,他也清楚,在北京、天津,有以李大釗為首的共産黨人所組織的廣大群眾在作他的後盾。當孫中山途經上海時,帝國主義者公然散佈不許他在上海逗留。到達天津時,法國工部局起初不許他通過法租界,後來又不許在法界的國民飯店開歡迎會,經過交涉後可以召開歡迎會但不許作政治性演説。英國工部局則于孫中山到津的第二天,非法搜查設在英租界內的直隸國民黨省黨部,非法拘捕了負責人韓麟符、于方舟和安倖生。很明顯,這是帝國主義對孫中山北上的挑釁行為。

另外段祺瑞已在北京就臨時執政職,公開宣佈尊重不平等條約,以換取帝國主義的承認,同時還提出召開以軍閥、政客、封建餘孽為主要成員的“善後會議”,與孫中山主張的“國民會議”相對抗。

鬥爭形勢是嚴重的。但在共産黨人,國民黨左派的組織下,40多個團體的代表和2萬多群眾,在碼頭上熱烈歡迎孫中山的到來。“孫中山萬歲!”“國民會議萬歲!”的口號聲,此起彼伏。天津人民獻給孫中山一面寫著“代表全民眾而奮鬥”的錦旗,由於方舟起草的歡迎傳單寫著:“全民眾的利益重擔,是負在先生雙肩。民眾生存在死的命運,只有先生能將這個死的命運挽回。”在北洋軍閥的老巢天津,能夠對孫中山如此熱烈的歡迎,能夠給孫中山以如此崇高的評價,充分表達了天津人民對孫中山的信賴與支援,也説明天津人民的殷切願望已經和孫中山北上的目的緊緊地連接在一起。

由於于方舟等堅決執行李大釗對革命統一戰線的安排、部署,所以京津兩市的國民會議運動,互相呼應,緊密配合。天津由20余團體參加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天津婦女國民會議促成會,都很快組成。領導人員除國貨售品所的宋則久,《新民意報》總編輯馬千里等,其餘如學術講演會鄧穎超,反帝運動大聯盟安倖生、婦女日報社李峙山、明星通訊社諶小岑、國民黨直隸省黨部于方舟,江著元等,都是團結在李大釗周圍的一批革命力量。他們組織宣講、開會、發表宣言,朝氣蓬勃,波瀾壯闊,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成為李大釗直接領導下北京國民會議運動的最有力的支援者。應該説,京津兩市國民會議群眾運動的蓬勃發展,正是李大釗革命統一戰線思想結成的碩果。

敵人對這一點也很清楚。當時已控制在皖系手裏的《大公報》,在孫中山留津養病期間,雖然也報導一些群眾活動及當時左派汪精衛、黃昌觳等人的講話,但更多的是報導右派孫科,張繼,江偉藩,盧師諦等人的講話。在江偉藩的長篇談話中,已公開對參加國民黨的共産黨人進行攻擊。到1月初,《大公報》更連載所謂《中國反共産黨青年同志社宣佈中國共産黨員之罪狀書》,極盡誣衊,謾罵,造謠之能事,並且公然點出李大釗,陳獨秀的諸多“罪狀”,其中最後一項是“誘陷青年”。這些卑鄙的造謠手段,可以説是從反面提供了一個力證,那就是:李大釗對天津青年的影響和指導作用是深遠的,李大釗和天津革命運動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

三、兩次來天津

這段期間,李大釗曾兩次來天津。

第一次在1923年12月23日至月末,約停留一星期,作過兩次講演,一次在23日,“天津學術講演會,上星期曾請本校畢業的老前輩,學界革命的急先鋒李守常先生,在省議會講演《歷史與人生觀》的題目。”(《直隸法政專門學校十八週年紀念特刊》:《十八週年紀念開會辭》)全文已不可見,只留一段轉述的內容,錄如下:“歷史是要前進的。回顧從前,羨慕從前,是無用的。不惟無用,一躊躇、一眷戀,反足耽擱吾們前進的時間,黃金時代總是站在吾們的前面,作吾們引路的一盞明燈,一直照著他奔去。”當時法政專門學校校長李秀夫,就在十八週年紀念會指出,這是李守常先生的“歷史觀”、“人生觀”,“吾今取其意作本週年紀念會之開會辭。”可以看出,李大鉍這次講演在天津特別是對法政專門學校的影響。

另一次講演,就在12月30日法政學校的18週年紀念會上。講題是《十八年來之回顧》,全文保留在紀念特刊上。講演內容主要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回顧國內國外18年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另一部分則回顧了18年來法校師生參加政治運動的情況。他以親歷者的身份,扼要敘述了辛亥革命期間,法校內立憲,革命兩派的活動情況,可説是很有價值的史料。他還勉勵同學:過去只是“本校歷史的序文,本校歷史的正文在將來。我希望以後的同學齊心努力,給本校歷史正文第一頁,第一章下第一筆,”“為整頓我們的國家,恢復我們的民族,”“齊心!努力!” (《李大釗文集》下卷,698頁)

這次講演是在中國國民黨“一大”開幕前夕,一方面説明他對母校的關切,一方面可以設想,他這次來津,會和去參加國民黨的天津共産黨員于樹德、于方舟、韓麟符等交換意見,會進行一些準備工作的。他趕回北京後, 1月4日召開了北京國民黨員大會,選舉了包括他在內的6名代表,並於5日由北京乘特快車趕赴廣州。

第二次來天津在1926年3月14日,“赴天津指導該市黨的工作。並於本日在天津群眾舉行的孫中山逝世一週年演説會上發表演説。” (《京報》1926,3,17)天津紀念孫中山的活動,是由天津總工會和國民黨天津市黨部聯合舉辦的,為期5天。在會上講演的還右譚平山、于樹德,于方舟等,他們分別闡述了孫中山關於國民革命的主張和他對中國革命的偉大功績等。李大釗還曾應邀去南開中學作了愛國講演。

四、在津發表的文章

這段期間,李大釗的一些講演稿,發表在天津《新民意報》副刊上,現在發現的有:

1.《社會主義下的經濟組織》,刊于1923年1月19日《新民意報》副刊《星火》,原係在北京大學經濟係講演。

2.《史學與哲學》,刊于1923年4月17日至4月19日《新民意報》副刊《星火》,署名李守常。這是他在上海復旦大學所作的講演,記錄人為黃維榮、溫崇信。

3.《馬克思經濟學説》,係李大釗1923年3月所作的講演,由孫席珍筆記。先發表于《時事新報》附張《上海職工俱樂部特刊》,後轉載于《新民意報》副刊《星火》。

以上只是知道的直接在天津發表或轉載的文章,可看出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早已進一步擴展到更為具體的經濟學説,經濟組織以及唯物史觀等方面。他對天津進步青年和知識界的影響,是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深入的。

結束語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

一.李大釗偉大的一生,是和天津分不開的。在早期的10餘年中,前6年在天津讀書,既奠定了堅實的學識基礎,又參加了政治活動,還主持編譯書籍,發刊雜誌,發表過很多政論詩文,表達了他熱愛祖國、維護民權、反對封建專制、反對帝國主義的強烈願望。實際上他已經成為年青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後四年多,他主要在日本和北京,他經歷了艱巨複雜的反袁鬥爭,更大的開闊了知識領域,發表了一批具有高度和廣度的理論文章,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反響。他關心天津,關心母校,曾經兩次來津,作過公開講演,受到天津廣大青年的歡迎。

“五四”運動前後,他作為反帝反封建群眾愛國運動的領導者,雖然身在北京,主持著北京運動的開展,但也時刻關心著天津。他來天津公開演講,宣傳十月革命的勝利,他參加天津進步青年社團的座談,給予他們誠懇的幫助和指導,天津青年也經常去北京向他請教。因此,在李大釗的周圍,已經開始並逐漸團結起一批先進有為的知識青年,成為後來天津革命運動中的骨幹力量。

北方區委建立後,李大釗以北方黨領導人的身份,直接或間接領導著天津的工作。他以北京為中心,而以天津作為開展革命運動的最重要陣地。天津的革命運動,與北京的步調往往是一致的。

從1913年4月,李大釗在天津發表的《大哀篇》,到1926年3月,在天津發表的紀念孫中山逝世週年的演講,清楚地看到李大釗愛國、愛民、反帝,反封的堅強信念,始終不渝。他的一生為中國革命建立了偉大功績,也為天津的革命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二.李大釗一生,從革命民主主義者到無産階級革命的先驅者,經歷了從舊的社會史觀向唯物史觀轉變的漫長過程。這一轉變的分水嶺,就是1918年7月發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在此以前,李大釗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還是以進化史觀為指導的。但他能結合中國反帝、反封的實際,號召群眾,奮起努力,反對復古倒退,爭取民族自強,因而形成帶有辯證法因素的、具有自己特點的進化論史觀。《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標誌了李大釗向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轉化。到1919年4月,《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發表,説明李大釗已全面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已經建立和形成了唯物史觀,並且開始運用它來指導中國革命鬥爭實踐。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開始運用於中國革命,應該説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大事。因為這不僅是李大釗社會史觀發展的里程碑。也是中國革命知識分子宇宙觀開始變化的里程碑。隨著唯物史觀的迅速傳播,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世界觀,開始發生根本的變化。

由於李大釗對天津的關心,從“五四”運動時期,就在進步青年社團中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在天津紮根,成長,並逐漸形成一股嶄新的、不可戰勝的思想動力。馬克思主義在天津能夠佔領陣地,是和李大釗的傳播分不開的。

三.李大釗對青年的關懷和鼓勵,是很突出的, “五四”前後,天津很多進步青年接受了他的啟發和熏陶。後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且有些成為天津黨團的骨幹或領導成員,為北方和天津的革命鬥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們和他們的引路人李大釗同志;都將永遠活在天津人民的心中,永遠為天津人民所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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