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曉光: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開國上將王平之子。歷任總參謀部動員部副部長、部長，2003年12月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2005年7月晉陞為中將軍銜。
在有“川西北高原的綠洲”之稱的若爾蓋草原，阿壩州若爾蓋縣班佑鄉，80年前紅軍長征走出草地的地方，矗立著一座高18米、寬24米、重1800多噸的紅色花崗岩雕塑“中國工農紅軍班佑烈士紀念碑”，碑名為“勝利曙光”。
紀念碑主體由24尊神態各異的紅軍人物形象和一面軍旗組成，凝重再現了1935年數百名紅軍將士在草地不幸集體殉難的真實歷史故事。
當時任一方面軍紅三軍團十一團政委的開國上將王平，是那段歷史最直接的經歷者和記錄者。他一生經歷驚濤駭浪，但每每提及這段長征中班佑過草地的故事，仍會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2011年，紀念碑揭幕後，王平將軍的長子范曉光深情撰文，以“父親的草地”為引，回憶悲壯的長征往事，亦紀念勇敢無畏的紅軍英烈。
“人們嗚咽著、哭泣著，天空中的‘龍達’像雪片似地在寒風裏紛紛颺颺飄落、飄落，落進了人們悲傷的心中，我好像又聽見了父親的草地回憶……”
“我只是個倖存者”
范曉光説，那座紀念碑上，刻寫的父親回憶錄裏關於在班佑過草地的文字，他已無數次閱讀。父親的那段回憶，也已深深銘刻在他心裏，幾乎已成為他的一段生命記憶。
“紅三軍在草地裏走了整整七天，終於進到班佑。我們紅十一團過了班佑河，已經走出70多裏，彭德懷軍長對我説，班佑河那邊還有幾百人沒有過來，命令我帶一個營返回去接他們過河。剛過草地再返回幾十里，接應那麼多掉隊的人，談何容易。我帶著一個營往回走，大家疲憊得抬不動腿。走到河灘上，我用望遠鏡向河對岸觀察，那邊河灘上坐著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帶通訊員和偵察員涉水過去看看情況。一看，哎呀！他們都靜靜地背靠背坐著，一動不動，我逐個察看，全都沒氣了。我默默地看著這悲壯的場面，淚水奪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們一步一搖地爬出了草地，卻沒能堅持走過班佑河，他們帶走的是傷病和饑餓，留下的卻是曙光和勝利。我們懷著沉痛的心情，一個一個把他們放倒，一方面是想讓他們走得舒服些，一方面再仔細地檢查一遍，不能落下一個還沒有咽氣的同志。最後發現有一個小戰士還有點氣，我讓偵察員把他背上，但過了河他也斷氣了。我們滿含淚水，脫下軍帽，向烈士們默哀、鞠躬告別，然後急忙返回追趕大部隊……”
范曉光説，父親回憶起這些故事，總有種掩飾不住的悲傷。故事裏的每一個細節，就像一根根穿透時間的針，深深刺進父親的心裏。
“人踩在草甸上就像盪鞦千一樣晃來晃去，稍不注意就一腳踩空，陷進泥潭，人和牲口便不能自拔，越是掙扎陷得越深，以至沒頂。”
“草地大部分地區的水含有毒素，不但不能飲用，走路時刺破了腳，傷口被水一泡就紅腫潰爛，難以醫治，有的同志因此成了殘廢。還有的同志乾渴難忍，喝了兩口污水，肚子立刻發脹發病死亡。”
“越往草地深處走，行軍速度越慢，青稞炒麵早已吃完，皮包革履、死牛爛馬、樹皮草根，甚至糞便中殘留的糧粒都成了充饑之物……我們團部有位小通訊員，饑餓折磨得他一點力氣也沒有了，開始同志們扶著他走，他不忍心拖累大家，堅持自己走，實在走不了，就在地上爬。他説，多爬一步，就離走出草地的目標近一步……”
“我們紅十一團過草地，因為疲勞、凍餓而掉隊死亡的有將近兩百人……”
痛是王平關於長征最深刻的感受，“不能忘記那些烈士，他們是英雄！我只是個倖存者。”
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王平確是一名倖存者。他經歷了太多子彈從身邊呼嘯而過的“千鈞一髮”。
一次戰鬥中，王平和十一團團長蹲在一條小溝裏指揮戰鬥，一顆子彈從側面打來，從團長後背兩側穿過，打到王平的皮挎包上。
長征途中攻佔古坡圩集鎮後，王平和警衛班在一個小山坡上睡覺，忽然，班裏一個戰士的槍走火，子彈從睡在王平邊上的班長身體穿過，又貼著王平的耳邊飛去。
攻打遵義城時，王平和團長在臨時挖的一個坑裏用望遠鏡觀察指揮戰鬥。突然，一發子彈擊中團長的手，把望遠鏡打到一邊，王平感到號兵在附近吹號有危險，就命令通信排帶開，他剛一回頭，又一顆子彈從後腦勺擦過……
是個倖存者，但也絕不僅是個倖存者。彭德懷軍長在指揮所親眼看到十一團指戰員們在敵人槍林彈雨中的英勇頑強，稱讚説：“這是紅軍政治思想覺悟的最高體現，是政治工作高度發揮作用的結果。”———這也是對十一團政委王平的肯定。
長征途中，十一團全體官兵英勇善戰，在突破四道封鎖線、四渡赤水，奪佔婁山關、保衛遵義城等戰役中，多次擔任紅三軍團前衛和後衛，為紅軍主力開闢通道，掩護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安全轉移。王平率領十一團官兵英勇戰鬥，每次都圓滿完成了任務。
“參加了革命，就把這一百多斤全交了出去，從來沒有考慮過生死問題。”范曉光轉述當年父親對他們説過的話，“戰爭年代參加革命，隨時都面臨犧牲的考驗，能夠活到革命勝利的，哪一個不是九死一生？”
即便悲壯至此，王平也始終保持了一份豁達和樂觀。與戰友們的團結和“苦中作樂”，也讓范曉光感動。
“1930年5月，父親帶著蘇維埃政府的介紹信，參加紅軍。因為沒有帶組織關係，又沒辦法與原黨支部聯繫，1930年9月經黃克誠介紹重新入黨。忠直仁厚的黃克誠是父親最敬佩的人，他們一生情誼深厚。長征途中，黃克誠受到錯誤批判，被放到紅三軍團教導營當政委，歸父親指揮。父親仍然非常尊重他，工作、生活相處非常融洽。黃克誠有次隨父親所在的紅十一團行軍，他深度近視，夜行軍怕摔跤把眼鏡弄壞了，就把眼鏡摘下來收好，由警衛員用小木棍拉著他走。有時我父親和他一起走，父親裝著過溝的樣子跳一下，黃克誠也跟著跳一下，跳了幾次，他才發覺父親和他開玩笑，罵父親‘搗蛋鬼’。”
“我長大了解放什麼呀？”
1944年，王平任冀晉軍區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和冀晉區黨委書記，年底率部進軍雁北、挺進綏東，積極對敵開展攻勢作戰，在平綏路以北開闢了新的根據地，從而打開了延安到東北的通道，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二年，王平的長子出生。因為抗戰勝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妻子范景新給孩子取名為“曉光”。
小時候的曉光就很有主意，“名字是媽媽起的，但是姓是我自己改的。”因為父親工作忙碌多不在身邊，跟母親更親近的他鄭重向父母“要求”：自己要姓范。
跟母親親近，但受到父親的影響卻一點不少，范曉光從小就希望，長大了能參軍打仗。
1949年初，王平和家人住在張家口，那時幾乎每天都能聽到打勝仗、解放城市的消息，每次得到勝利的消息，大家都在歡天喜地慶賀，唯獨范曉光急得大哭，“今天解放這個，明天解放那個，全國都解放了，我長大了解放什麼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范曉光説，自記事起，他就在渴望長大，希望自己能當一名解放軍戰士，為解放全中國出力。“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就對黨和軍隊充滿了感情，為人民服務、為祖國爭光的信念從小就植根於心田。”
軍隊夢隨著年紀的增長，也愈發強烈明確。為表達對軍隊的感情，中學時範曉光還一度把名字改為王可軍，意思為“可以參軍”。
1964年，夢近了一點。范曉光考入南京解放軍炮兵工程學院（現為南京理工大學）。
入學後，學校安排新生下連當兵鍛鍊。當時，正值全軍開展大比武活動，范曉光訓練刻苦，成了“神炮手”，受到連隊表揚。連隊黨支部還把他列為入黨培養對象，要他寫一份入黨申請書。
“但我不會寫，就給父親寫信，問他入黨申請書怎麼寫。”父親的回信讓有些成績的范曉光冷靜下來：“你追求進步，我感到很高興，但是你連入黨申請書都不會寫，説明你還不具備一名共産黨員的條件，你要好好學習黨章和黨的歷史，以黨員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到時你就會寫入黨申請書了，等你會寫入黨申請書了，説明你離黨員的標準也就不遠了。”
讀了父親的回信，范曉光認識到自身的差距，也漸漸開始去理解“共産黨員”的含義。回到學校後，他按照父親要求，努力學習，勤奮工作，週末帶領班上同學到街頭學雷鋒做好事，處處起帶頭模範作用，被學校評為模範共青團員，後來又被發展為預備黨員……
在范曉光入黨後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隨著父親被“打倒”，范曉光也受牽連，雖然入了黨，但遲遲不能轉正。同一年，根據中央軍委決定，南京炮兵工程學院和其他兩所軍事院校改為地方院校，學校全體教員和學員集體脫軍裝轉業，范曉光第一次當兵的經歷就這樣“匆忙”結束了。
“一心一意想當兵，沒想到這麼快就結束了。不過比起父親所遭受的折磨，我自己人生的一點挫折變化，不算什麼。”1968年大學畢業後，范曉光被分配到東北39軍116師農場勞動。
“農場的勞動強度非常大，但大家幹勁都很大，大冬天赤著腳冒著嚴寒到蘆葦塘改造而成的水田裏平田。由於有一些蘆葦根沒有清除乾淨，一腳踩下去，稍不注意腳板就要被扎破。每天晚上回到宿舍，都要仔細剔除傷口裏的淤泥，然後用酒精棉球消毒。”辛辣的酒精棉球塞進傷口時，人痛得直哆嗦。但即使這樣，第二天繼續下田幹活。在插秧過程中，范曉光因勞累過度，得了肺炎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昏倒在田裏，被送到醫院檢查後才知道。出院後，農場把范曉光樹為先進典型。
但同時，由於父親受審查，連隊組織召開批判會，要范曉光和父親劃清界限。“但是我拒絕這樣做，因為我堅信他絕對不會反黨，更不是反革命。”於是，范曉光又由先進典型變成了反面典型，受到批判。
“父親被打倒，家被抄，家裏人也被趕出了原來的住房。全家人有的被下放到五七幹校，有的被下放到煤礦和農場勞動鍛鍊，有的到農村插隊。一家人被分散到幾個地方。”
即便這樣，范曉光依然與父親保有一樣的信念。“無論專案組如何威逼，父親始終堅持不寫假材料、不講假話。期間我去看望父親，他説，我對黨是忠誠的，我沒有反黨，沒有罪！”
1972年，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王平被解除關押。1973年，范曉光也調回母校當教員。
但因為始終對軍隊充滿感情，一直想再次穿上軍裝。“1978年，終於第二次當兵入伍，到軍委炮兵科研處工作。”在炮兵工作期間，范曉光潛心科研，參加指導122毫米40管火箭炮、130毫米30管火箭炮等裝備的科研課題，這兩種新定型的裝備後來都參加了國慶35週年和50週年閱兵……
這一次，范曉光的軍人之路走得通暢亦堅定。
“最後撤離的肯定是領導幹部”
2003年，中央軍委任命范曉光為成都軍區副司令員。“能夠來到當年父親長征戰鬥過的地方工作，我感到很有意義。”
“利用下部隊的工作機會，懷揣著父親的回憶錄，我沿著父親的足跡，重走長征路。幾經探尋，我終於在班佑河邊找到了當年紅軍烈士的殉難地，如今那兒已變成了一片紅樹林，在陽光照耀下熠熠生輝。”
1998年王平去世後，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遲浩田上將曾回憶，上世紀60年代他曾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聽過時任學院政委的王平做報告，説到長征過草地犧牲的班佑烈士時，老人不禁聲音哽咽，泣不成聲，全場無不為之動容，許多人第一次見到一位首長在公開場合傷心落淚……走到紅樹林，范曉光更深切地理解了父親的動情。
“我仿佛看見了父親偉岸而疲憊的身影，看見了那個臨死不屈的紅軍小通訊員、視死如歸的七八百紅軍烈士……我的雙眼模糊，我的心緒被深深感動著，召喚著，那一刻，我告訴自己，重走長征路，我追尋的不只是一種精神，還有一種責任，那是我們這代人傳承和發揚紅軍長征精神的責任。”
“尤其是在經濟快速發展、物質豐富的今天，許多人卻思想空虛、精神失落，我有責任告訴年輕人，在那片草地上發生過的紅色悲壯故事，我當時就想，要在草地上為烈士們建碑立傳，讓紅軍的長征精神光照韆鞦。”范曉光提出建碑的倡議，得到成都軍區黨委和許多紅軍後代的大力支援和幫助。
如今，范曉光還記得2009年赴阿壩州考察建碑事宜，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黨委書記侍俊對他説過的話，“烈士紀念碑應由阿壩人民修建，阿壩人民與紅軍情深誼長，長征中阿壩地區藏、羌、回、漢各族人民曾為前後在此過往的10萬紅軍的糧食供給作出了巨大貢獻。汶川大地震中，解放軍在阿壩地區流血流汗抗震救災，幫助阿壩人民重建家園，阿壩人民最懂感恩！”阿壩州委州政府撥出專款，並將紅軍烈士紀念碑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紅色之旅的重要景點。
侍俊説到的汶川地震，正是和平年代的軍人范曉光，到成都幾年後，面對的一次關於責任的考驗———
現在問起范曉光8年前的事，他擺擺手，説“都不記得了。”
不會不記得。地震發生後，成都軍區能夠第一時間參與救援工作的，只有五六千人。正規軍兵力不足，當晚，范曉光批准下達命令：四川轄區內5萬民兵，包括預備役，集中起來到災區去！
而他本人，也第一時間趕往救災搶險的現場。
生死劫難剛過，比地震更大的洪水威脅又接踵而來。山崩地裂形成了幾十座危險的堰塞湖，而最大最危險的是容積超過3億立方米的唐家山堰塞湖，它就像綿陽上方的“懸湖”，一旦潰決，將直接威脅到下游100多萬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6月6日，范曉光再次陪同溫家寶總理乘直升機到唐家山視察險情，“決不能讓一個百姓傷亡！”總理返回綿陽之時，解放軍副總參謀長葛振峰上將，點將范曉光等三位“老兵”，在最後關頭，集結壩頂，聯手出擊，指揮排危搶險，決戰唐家山！
接下來幾天，媒體大量報道唐家山的排危搶險：唐家山堰塞湖達到泄流水位！四將軍“坐鎮”唐家山！徹夜不眠“懸湖”未泄！艱難的選擇！……新華社援引成都軍區副司令員、成都軍區抗震救災聯合指揮部副指揮長范曉光的話：大壩在可預見的時間內沒有潰堤的危險……萬一齣現緊急情況，最後撤離的肯定是部隊，部隊中最後撤離的肯定是領導幹部。范曉光的承諾，給了無數人信心和感動。
“地震發生後，我無法與范曉光聯繫而焦急萬分，兒子無聲的哭泣更讓我心憂如焚……晚上，當我從中央電視臺節目中看到他與第一時間趕到災區的溫總理一起，在都江堰救災指揮部時，我的眼睛濕潤了。年近90高齡的婆婆范景新深明大義，為了保證兒子范曉光全身心投入救災搶險工作，約定全家人不要主動給他打電話，以免分心他在前線的工作。”後來，范曉光的妻子吳曉鳴專門寫文章，為丈夫范曉光喝彩。
這個軍人世家裏透露的真情實意讓人動容。一方面，是對遠方深入抗震救災第一線的親人最質樸、最真實的牽掛；另一方面，是這一家三代20多人，願意，並已經成為范曉光最堅強、最可靠的後盾。
吳曉鳴還生動再現了當時範曉光的另一面。“曉光説：‘……嘿嘿，沒事……啊，小心你要當寡婦，哈哈！……’電話在玩笑聲中結束。樂觀和幽默什麼時候都不少，我了解他……”這份幽默，也與父親王平彼時在長征中表現出的樂觀豁達，多有幾分相像。
“長征精神永遠是我們的動力”
2009年初，范曉光從成都軍區的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數年的成都軍區經歷，讓他對精神力量有了更多的感觸。
“成都軍區是中國革命和紅色文化的福地，在長征精神的激勵下，創造了具有特色的‘兩不怕精神’、‘老西藏精神’、‘老山精神’、‘川藏線精神’和‘抗震救災精神’。無論未來歲月如何更替，形勢如何變化，長征精神永遠是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強大動力！親愛的爸爸，您可以安心了，您不用再悲傷了……”范曉光在2011年寫給父親的紀念文章中，也表達了這些感受和信念。
而提到父親那一輩老革命家的精神內核，范曉光強調了理想信念：“大力弘揚老一輩革命家革命理想高於天的崇高精神，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始終對黨忠誠；無論身處順境、逆境，無論面對多大危險和困難，都始終信念如鋼、堅貞不渝……”
後來成為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後，范曉光的建議先是關於自己的專業——“軍隊職業化”，後來是稀土等戰略資源的保護，“建議多是來自經歷”。當他的小孫子出生後，他還關注到了婦女兒童拐賣的話題，為此撰寫提案建議，加強從買方市場控制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活動……“委員的身份，也是一種責任。”
責任裏還有父親的期望。1998年2月，王平將軍逝世前，仍在關心家鄉的教育，他留下的遺願，是捐資為東源中學建一座學生公寓。在王平誕辰一百週年之際，范曉光攜全家回到家鄉，在他的鼓勵下，兒子捐出30萬元，為家鄉東源中學建起了一棟學生公寓，完成王平將軍願望。後來，他和妻子、兒子也多次前往陽新縣，關注學校建設，捐贈圖書和助學款。
責任裏還有父親那一輩老革命家精神的發揚和傳承。他欣慰地看到紀念碑瞻仰的人絡繹不絕，他也希望會有更多人被這個悲壯的故事感動，希望他們能與烈士進行心靈對話、經受感恩和感動的體驗，凈化心靈，校正自己的人生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