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聿
孫聿簡介
八屆北京市政協委員，九屆、十屆北京市政協常委。曾任北京市政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
“我們身上每一點的積極向上、攻堅克難、樂觀拼搏、熱心助人的精神，似乎都能從父輩身上找到源頭。”
採訪孫聿時正好臨近中秋。她説這個團圓的節日對她而言，更有著一段溫暖深刻的回憶。
13年前的中秋，身體已經很虛弱的孫克驥將軍從醫院回到南京的家裏。團圓的氣氛飽滿濃重，孫聿與母親、六位弟妹一起，圍坐在父親身邊，一首一首唱起父親喜歡的歌曲，《延安頌》《在太行山上》……但孫克驥已經唱不動了，他閉著眼睛，面帶微笑聽家人唱歌，看起來很滿足，也似乎沉浸于對往事的回憶。旋律在家中回蕩，父親過往對生活的熱愛和樂觀也在孫聿心中一再回閃。
這個場景實在難忘，以至於孫聿在此後的每個中秋，都會默默哼唱起那些老歌。歌裏有父親的崢嶸歲月，也有孫聿對父親的思念……
孫克驥
吳烈
“好好學習、好好工作”
1944年，是新四軍一師一旅政治部的宣傳科科長孫克驥和政治部服務團的團員束穎結婚第四年，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初為人父母，孫克驥和束穎才知道，對子女安危的擔憂遠遠高於自己面對戰爭的恐懼。
但在戰爭年代，部隊要打仗，他們不得不將孩子和孩子外婆留在老百姓家裏。有一次，日本鬼子大掃蕩，當地老百姓就將她們祖孫倆送到離村子很遠的草垛裏躲起來，隔幾天給她們送點吃的。夫婦倆當時想，孩子怕是活不成了，異常傷心和難過。1945年日本投降，孫克驥夫婦回到江蘇原駐地，驚喜地發現，孩子不僅活著，而且牙牙學語了！
這個孩子，就是他們的大女兒孫聿。
自記事起，孫聿一方面很少在家看到父親的身影，“更別説閒談了，有時他和我們兄弟姐妹一起吃晚飯，也總是匆匆忙忙，飯桌上也從來不説工作上的事，更不允許我們過問。”孫聿回憶，少有的與父親共進晚餐的時間裏，他對子女説得最多的就是“好好學習、好好工作”。
另一方面，在年少時不多的相處時間裏，孫聿也感受到了濃濃的溫情，“我和弟弟妹妹上小學的時候，都住在學校，每到冬天，一個個小手凍得皴裂，甚至都是血口子。回到家裏，母親因為孩子多也照顧不過來，父親在家的話，就會把水燒好，給我們泡手，然後細心地涂上蛤蜊油。”不同於那個年代常有的嚴厲，孫聿體會到的是“細緻入微的父愛”。
後來，孫聿才慢慢理解，父親不願多談自己的工作，也與他的工作性質有關——孫克驥1932年參加革命，從事地下黨工作，1938年由閩浙贛特委調到新四軍工作。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參加了多項著名戰役……新中國成立前夕，孫克驥曾深入敵後，成功策反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起義，為第二、三野戰軍南渡長江、奪取國民黨的政治、經濟中心南京，解放上海、杭州地區等創造了有利條件，那次策反行動，也成為我黨地下工作的經典案例。
小時候的孫聿不太了解父親的工作內容，但“好好學習、好好工作”的囑託，卻被她刻印在腦海裏，因為這一囑託，孫克驥每時每刻都在踐行。“父親生病住院，我們去探望，他手裏捧的是馬列和毛澤東的著作，上面圈圈點點，寫滿了心得和旁注。”孫聿提醒父親“在生病呢！”他拿起手中的書告訴子女，“幹革命工作沒有這個可不行，生病給了我更多時間看書喲。”
文化大革命期間，孫克驥被隔離，要求子女帶書給他。他邊讀邊做筆記，還做了上千張讀書卡片。“每次探望他都跟我們講讀書心得，講馬列生平，講魯迅雜文，讀唐詩宋詞……當時只覺得他博學，現在看來，他是有怎樣的堅定信念，才能對所遭受的迫害和誣陷不置一詞啊。”父親的好學與樂觀，給予子女們極大的安慰，也漸漸消除了他們淪為黑幫子女而對此後命運産生的恐懼，度過了艱難的日子。
孫聿覺得，父親這種對工作和學習的投入和樂觀的精神，成為最有力的“身教”，潛移默化幫她鑄成在工作上恪守的信念———承擔責任、克服困難、堅定樂觀。
學化工出身，1978年卻到了北京市政協做統戰工作，“那就要做工作中的有心人，多學習。”於是孫聿從到政協起，就養成了剪報和摘抄的習慣，她積攢的厚厚的一摞粘貼剪報的本子上有關於政工方面、統戰方面的文章，還有不少雜文和小評論，閒下來就不停研讀，品味琢磨，使之成為自己工作中的養分……從30多年前寫第一份簡報開始，孫聿時刻注意在實踐中向經驗豐富的老同志學習取經，對他們為自己修改的文章進行認真分析，力求改一次提高一次。多年的刻苦磨煉和勤奮學習，也漸漸使她成為政協辦公廳工作的“行家裏手”。
1998年初，已是市政協辦公廳主任的孫聿任務更加繁重了。全會期間，早晨6點多就能聽見她匆忙的腳步聲，監督安排領導和委員們的簽到、主席臺座簽的設置調整以及會議程式的進展情況。晚上，委員們休息了，她還要主持召開負責會務工作的13個職能組組長會，總結當天會務工作……淩晨兩點，當所有人甜夢酣睡的時候，京西賓館內卻亮著一盞淡淡的燈。會議期間高強度的工作，讓孫聿的血壓居高不下，平時吃一片降壓藥就能控制的病情，這時得吃上兩片半……
“父親沒有給我們留下
一絲物質上的財富”
“我其實不喜歡貼在我們身上太多的光鮮標簽。父輩們過去的榮光，都是他們用一點一滴的鮮血換來的。我們沒有資格因此‘冠名’。”如今已過70歲的孫聿，看起來是一個太過普通和煦的鄰家老人，穿著涼快樸實的家居裙，戴著厚厚的眼鏡，説話清晰直接，舉止親近隨和。若沒有預先知道，大概也很難將她跟開國將軍的父親聯繫在一起。“我也不喜歡主動去告訴別人我父親是誰，公公是誰。”
“我們就是我們自己。我們兄弟姐妹從小就被教育要自立自強，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做人。在成長階段，也沒受到任何來自父親的特殊關照。”孫聿覺得，“如果説繼承到了財富，那財富就是寶貴的精神品質。”
這話沒有絲毫誇張，孫克驥的克己奉公、勤儉節約有時候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根本不可能給子女一丁點兒的“好處”。
上世紀70年代，孫克驥在南京軍區工作，家裏有臺鍋爐，冬天燒暖氣，夏天燒熱水，燒鍋爐用的油是軍區無償提供的。“但每到夏天，父親不讓用鍋爐燒水，而是用煤氣燒熱水衝澡，也不用淋浴，既節約了油，還節省了水。冬天也不讓勤務兵把鍋爐燒太熱，由於房間裏的溫度太低，父母兩人還要穿著棉襖。”
“那時父親還主持編撰《陳毅傳》和《粟裕軍事文集》，他是帶著對開國元勳、老帥們的深厚感情做這項工作的，一遍一遍對全部文字逐字逐句推敲、修改。後來從南京到北京研討兩部文集工作，也堅持不住京西賓館，住到我家裏，目的還是為公家省開支。”
“當年他的汽油也是軍區首長中用得最省的。從來不允許公車私用，甚至上車還會查看和記錄公里數。”孫聿回憶，7名子女週末從學校回家都是公交車，路不好走的時候還搭乘過農民的馬車。
節儉“計較”至此，晚年捐起“身家”卻沒什麼遲疑。
因為家世的關係，孫克驥一生酷愛字畫藝術，集數十年心血珍藏了近百幅名家佳作。到了晚年，他將自己一生珍藏的張大千、徐悲鴻、鄭板橋、吳昌碩等88幅，價值超過千萬元的字畫，全部捐給了福建美術館。“福建美術館為此獎勵了父親25萬元，他又把其中15萬元捐給了武夷山老家的實驗小學，另10萬元捐給了我母親的母校江蘇丹陽實驗小學。”孫聿和弟妹們後來還遵照父親遺囑，把功勳章、將軍大禮服等所有珍貴文物捐贈給了武夷山閩北抗日紀念館，並將多年保存的4000余冊圖書，捐贈給了武夷山圖書館……
“他沒有給我們留下物質上的財富，而精神財富卻是取之不盡。”孫聿和丈夫吳源後來也向武夷山圖書館捐贈了數百冊圖書。孫聿的兩個女兒，也加入了慈善隊伍，大女兒緣于“延安情結”，連續多年向延安福利院孤殘兒童捐贈學習、生活用品，以不同方式資助他們；小女兒也助養了一名西藏小女孩……“精神的影響最有穿透力，遠比物質更值得代代相傳。”
後來孫克驥的7名子女在各自人生道路上奮鬥，闖出自己的世界。“父親的教誨和摯愛，使我們學會了如何生活，學會了依靠自己的努力追求人生價值。”
“為人民服務”背後的故事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所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司馬遷的説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今年5月，孫聿讀小學六年級的外孫丁丁，告訴外公外婆，他要背一篇課文——《為人民服務》。
“丁丁，你知道這篇文章背後的故事嗎？”孫聿和吳源第一次跟外孫説起，關於張思德，關於吳烈，“為人民服務”背後的故事。
當時追悼會的主持人，張思德所在的中央警衛團團長兼政委，正是孫聿的公公吳烈。當時革命處於怎樣的情勢？中央警衛團為什麼要去燒炭？張思德是個怎樣的年輕人……孫聿老兩口一點點向外孫講述，“1944年張思德同志執行燒炭任務時不幸犧牲。你的太爺爺吳烈向毛主席報告了此事，毛主席要求，一定要安排好張思德同志的後事，追悼會他也要參加。追悼會是由你太爺爺主持的，毛主席發表了重要講話。後來講話稿經過整理，成為《為人民服務》這篇重要文章……”
聽完這個故事，外孫深受感動，後來還專門寫了一篇周記作文，表達對張思德、對太爺爺吳烈的崇敬，老師給了大大的“優”。“不過後來在周記講評會上，外孫卻不願再開口發言講這些事了，説是不想讓同學們因為這個故事特別關注自己。”孫聿和吳源很欣慰，外孫能體會到故事裏的力量，更能懂得“為前輩自豪，但不因家庭而感到優越”的道理。“這也是一種傳承吧！”
1962年2月7日的《北京晚報》，有一篇文章《學習前輩光榮傳統——吳烈將軍之子在部隊艱苦鍛鍊成長快》，介紹吳烈讓自己的兒子吳源參軍的經歷。“我公公和我父親有一個共同點，都不會為自己、為子女謀任何私利，一心想的都是如何為了人民，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奮鬥。甚至要求讓自己的孩子去吃苦、去鍛鍊。孩子都不會因為家庭獲得特殊照顧，也沒有什麼優越感。”
如今吳源提起這一段，仍會感謝父親的嚴格要求，“父親在反‘圍剿’、長征、解放戰爭等過程中的英勇作為，一直鼓勵著我。”而吳烈在革命路上出色的警衛工作，也是他和孫聿最為感佩的一段“家族歷史”。
孫聿的公公吳烈原是安源一名煤礦工人，1930年10月參加紅軍，年底調到中國工農紅軍總前委特務隊，從此開始了他的警衛生涯。
第一次反“圍剿”時，有一次國民黨張輝瓚的部隊衝入了毛澤東、朱德所在的黃竹嶺指揮部，吳烈率特務隊拼死抵抗，幾乎要肉搏。戰鬥結束後，毛澤東握著吳烈的手説：“你們行動迅速，作戰勇猛，打得好！過得硬！立了一大功！太感謝你們了！”這一仗，吳烈給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次反“圍剿”作戰，吳烈率特務大隊隨毛澤東、朱德行軍，與敵人一支部隊遭遇，吳烈指揮特務大隊與敵血戰，直到大部隊迂迴包抄將敵殲滅。
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中央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開始了漫漫長征征途。長征途中，吳烈負責護衛中央縱隊和中央的年老同志，歷經艱險、盡職盡責，出色地完成了保衛黨中央、中央軍委的任務。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後，他又率部參加了直羅鎮、甜水鋪、山城堡等戰役和戰鬥……
“公公前前後後一生有40多年都在從事警衛工作。這是一項需要緊繃神經、耐心細緻又要有膽識的工作。看起來可能沒有那麼戰功赫赫，但是他們不顧自己的安危，細心全心工作，使得在任何環境下，革命的火種都得以留
存和保護……值得我們學習和尊重。”
“我是委員，也要服務委員”
孫聿是八屆北京市政協委員，九屆、十屆北京市政協常委。不同於一般的委員，曾是北京市政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的孫聿還肩負著一個特殊的使命———服務好委員。
“其實從某種程度上來説，我從事的服務委員的工作與公公吳烈的工作定位有些類似。”孫聿覺得，自己的工作常不會被“重點關注”，但沒有一刻可以掉以輕心，也最需要事無巨細的耐心，“都是細碎的工作，但想得不週到，就會出差錯。一旦出了差錯，又會有一系列重大連鎖反應。”
孫聿對辦公廳的工作要求是十分嚴格的，除了在組織大型會議上必須全力以赴，不出差錯外，對待日常例會也要一絲不茍，她常常對同志們説：“咱們的每一次活動都要從零開始，認認真真辦。”為保證常委會議的出席率，孫聿要求辦公室在發出通知後，再給每一位常委打電話，詢問他們是否收到通知，能否出席。組織統戰系統聯誼會時，孫聿一再提醒辦公廳具體負責同志，事先要有計劃，要確定參加範圍，請不請都要有明確依據……孫聿覺得，表面上只是打電話一件小事，但小事卻連著大局，要時時事事尊重委員，體現統戰觀念。
資料建設也是孫聿退休前後的一個工作重心。“我父親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編寫《陳毅傳》等書籍資料，是對革命往事的梳理，也是一種歷史資料的整理，對後來的工作有巨大的參考價值。我願意靜下心來做這項工作，也不能説沒有父親的影響。”
在孫聿的倡議和直接參與下，辦公廳分別將政協的各種文件、簡報、領導講話等彙編成冊、印合訂本，為政協留下歷史記載，從中可以清楚看到政協發展的軌跡。她陸續編輯的北京政協資料有近百萬字，《委員名錄》《常委會議材料彙編》《北京市政協全體會議會務工作手冊》《北京市政協志》等更成為彌足珍貴的資料。
結合自己30年的政協生涯和工作實踐，孫聿還撰寫了《從北京市政協的實踐看民主政治建設的發展》等多篇理論研究文章，“作為一名政協工作者，我見證了北京市政協組織機構更加完善，工作職能不斷拓展，制度化、規範化建設取得顯著成效的歷程。也希望在自己的角色上，為協商民主的發展，為更好地搭建參政議政平臺作出一點貢獻。”
“作為一名在政協工作的中共黨員，我是直接實踐著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做的是廣交朋友、擴大共識、凝聚人心的工作；作為一名政協委員，更是結識了很多人生道路的良師益友……”孫聿覺得，在政協的經歷，更讓她覺得要有一顆熱心。
説到熱心，又會想到父親。孫聿回憶，政協委員孫聿：唯精神不老孫克驥最喜歡魯迅先生“無情未必真豪傑”的詩句，熱情待人，主動關心基層幹部和士兵。去世前三年，病重住院，當他知道組織要發展身邊的戰士小洪入黨時，特別要求做他的入黨介紹人。那時的孫克驥身體已很虛弱，但執意要親筆在入黨介紹人意見一欄中寫上自己的意見，拒絕了孫聿為他代寫的要求，用他那爆滿青筋的雙手，顫抖地一筆一劃填寫了小洪的表現，並簽上自己的名字……
對孫聿來説，政協委員、委員家屬、機關老同志生了重病要忙著聯繫醫院，住房、上學、工作，沒有不管的，甚至丈夫吳源的部隊裏，從農村來的隨軍家屬的工作，也都被她列入了關注清單。“有時候單純就是看著他們不容易，能做點力所能及的，就做一點，也根本不會想著求任何回報。”
“有些影響雖然自己也不一定想得明白，但就是事實存在。我們身上每一點的積極向上、攻堅克難、樂觀拼搏、熱心助人的精神，似乎都能從父輩身上找到源頭。當然，我們享受這種摸不到但感受得到的傳承。”
如今，讓孫聿感到驕傲和欣慰的是她的外孫，“他是個冬天會掀起厚重棉簾子，讓同學先進屋的孩子……老師、同學也都覺得他有一身的正能量，實在讓人高興啊。”
想來，這也正是孫聿們期待的，精神不老，代代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