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家庭中總存在著一種氣場，無論生活還是工作，一直都在引領著我們，所謂的家風，實際上就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徐小岩簡介
全國政協委員，徐向前元帥之子，中將軍銜，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部長、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總裝備部科技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26年過去了，直到今天，徐小岩都忘不了捧著父親徐向前元帥的骨灰飛過祁連山時的情景。
“那是1990年的深秋，天色陰沉，寒風冷雨，直升機飛得很低很低，我可以清楚地看見一叢叢點燃的篝火，一群肅立的百姓和戰士。在細雨中，他們一大早就自發地走幾十里山路趕來，就那樣靜靜地肅立在山坡上、樹叢旁，仰頭看著直升機慢慢地飛過，揮著手，送我父親最後一程。”全國政協委員、徐向前元帥的兒子徐小岩深情地回憶著那段往事。
那時的天地之間仿佛只剩下黑白兩色，唯有篝火星星點點。這是他平生第一次踏上父親徐向前生前曾經走過的長征路。雖然時間已經過去那麼久，但是與父親在一起的點點滴滴，卻刻印在徐小岩的心裏，令他回味良久，甚至改變著他的人生。“在我心裏，那些篝火就像燈塔，讓我想起很多事，引導著我走過父親生前曾走過的路、見過的人、戰鬥過的地方。一直都不能忘。”
仲夏午後，身著白色襯衫、精神矍鑠的徐小岩在他家的客廳裏，用這樣一件往事，開啟了這段令人難忘的採訪。
相似的容貌、偉岸的身材、溫文爾雅的舉止......雖然多次見過相片，但第一次見到徐小岩本人時，記者的心裏還是暗暗地有些吃驚，他和父親徐向前的容貌實在太像了。“很多人都説我們爺倆兒長得像，如今我快70歲了，大多數人對父親的印像是老年時的形象，所以，我年紀越大，大家覺得越像。”徐小岩笑著對記者説。
身教勝於言傳
“父親就是父親，跟你的父親、他的父親一樣，就是父子嘛！雖然與他在一起很久，但是，老人家在世時，絕少跟我們提及他過去的戰鬥故事。”作為徐向前元帥唯一的兒子，得知記者的來意後，徐小岩稍顯抱歉地説道。
“父親平時很嚴肅，他不多説，我們也就不敢多問。”徐小岩與父母共同生活了40多年，父子倆感情至深。但是，對於近代史課本中那位叱吒風雲的英雄、人民心中敬佩的徐向前元帥的往事，他的兒子居然也同我們一樣，知之甚少。“許多人可能不理解，但他的往事，真的很少對孩子們説。要知道，父親在他長期的革命鬥爭生涯中，經過了多少殘酷戰鬥呀！多少親密的戰友、忠勇的部下在他的身邊犧牲了，我黨的歷史是輝煌的，也是曲折的。許多叱吒風雲的紅軍將領晚年都不太願意看戰爭片，因為這段記憶太沉重了。”
在徐家，行勝於言，身教勝於言傳。雖然徐向前似乎從未刻意對子女講過他的歷史，但徐小岩卻一直以行動表明，這個看似平常的父親，其實，一直都在潛移默化中對子女産生巨大的影響。
午後的陽光透過墨綠色的窗欞斜射進來，照在徐小岩肩上，顯得溫暖而柔和。古老的灰褐色暖氣片、泛黃的吊扇、低矮的木紋小桌、老式雙扶手灰白布沙發……客廳裏的一切陳設，還是上世紀50年代時的模樣，60多年以來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唯一不同的是，客廳裏挂了些徐向前元帥畫像，瀟灑親切，隨時將記憶帶回到現實之中。
“我是十多歲跟隨父母搬進來的，屋裏的地板和窗簾都是那時候的，傢具也沒動過地方，都和父母在的時候一樣。你們看看，多結實。”徐小岩一臉驕傲的神態：“這屋裏唯一的不同，就是我們在父親去世後，放了一些關於他的藝術作品。”
與60多年前的陳設相比，這似乎是整個房間裏唯一不同的地方——客廳迎面中堂上挂著兩幅傳統國畫人物圖，一幅所繪的是徐向前在黃埔軍校時的整身戎裝像，英姿颯爽，身後還隱約可見“陞官發財莫入斯門，貪生怕死請走它路”的對聯，另一幅是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的形象。側面窗臺上放滿綠色植物和徐向前元帥的各類黑白照片，錯落有致、栩栩如生，其中有一幅尤其特別，是來自家鄉山西的黑白剪紙肖像圖，惟妙惟肖。
越是傳統的東西，越有生命力，越是簡單的裝飾，越承載著難忘的思念。徐小岩指著一進門頭頂的地方讓記者看，那是他的夫人王彥彥在工作之餘，一針一線繡出的十字繡，畫面是徐向前80歲時的肖像圖，生動傳神。“我們更願意以這樣的方式紀念老人家。”
轉過身，墻上挂的紅旗牌轎車相片引起了記者的注意：“這是父親的專車，母親和我們姐弟都幾乎沒坐過，但印象很深。”徐小岩回憶道：“公私分明一直是我們家的家規。”
徐小岩上小學時，家搬到東城區史家衚同，在海澱區的八一小學讀書，從家裏到學校的路程很遠，坐公交車還要倒一次車，車費兩毛五分錢。因此，每個星期有三毛錢零錢坐車回家。徐小岩説：“那年月，本來就吃不飽飯，又趕上長身體，常常覺得餓。”
一個週末，實在忍不住“北京小吃”誘惑的徐小岩就把車費拿去買東西吃掉了。於是，放學路上，他只能步行。那天晚上，他一直走到晚上7點，天都黑了才到家，父母親急得不行。“後來，我只能坦白，因為肚子餓，把車費‘吃’了，一路走回來才晚了。”徐小岩回憶道：“父母那晚沒有責備我，但也沒有改變規定，依舊是只給三毛錢車費。”
不僅對孩子們如此，對相濡以沫的愛人，徐向前亦是如此。徐小岩的母親黃傑是一位優秀的共産黨員、資歷很深的老一輩革命家。她與徐向前一樣，都出身於黃埔軍校，是黃埔軍校的第一批女學員。1928年初，黃傑加入中國共産黨，曾任中共松滋縣委書記，組織過轟動荊州大地的松滋起義。到上世紀30年代，黃傑奔赴上海，曾作為周恩來同志的交通員，戰鬥在地下工作的第一線。
上世紀40年代在延安，經張琴秋等老大姐牽線，黃傑與徐向前正式相識，並由相識到相知、相愛，1946年結為伉儷。新中國成立以後，黃傑曾擔任紡織工業部人事司司長、幹部部部長，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百廢俱興，紡織工業欣欣向榮，黃傑的工作異常忙碌，當時住在郊區，每天到離家很遠的市中心上下班，都要自己坐公交車往返近3個小時。
“父母相知相伴、相濡以沫，感情非常好，但母親很自覺，從不坐那輛專車，也不允許我們姐弟坐，因為那是公家的東西，是給父親辦公用的。”提起母親，徐小岩顯得有點激動。小時候的徐小岩十分頑皮，母親黃傑雖然工作繁忙，但對徐小岩則嚴加管教。“我一直都很奇怪，我心裏的任何一點小動作，都瞞不過她的眼睛。”徐小岩開玩笑地説：“她好像在我身上，也長了一隻眼睛。”
父母堅定執著的人生態度，讓徐小岩終身受益。父親去世後不久，母親就與子女們商量，將這輛車送給了徐向前的故鄉山西太原解放紀念館。
徐小岩對許多事情都有著跟父親相似的、不同尋常的解決辦法。“以前父親的老部下送兩箱橘子來，他都會不高興地板起臉來訓人，這樣別人以後就再不往家裏送東西了。”
後來徐小岩做了領導幹部，和父親一樣，他對“送禮”這件事十分厭煩。“好多壞風氣的根源主要還是來自領導幹部自己。就拿送東西來講，人家給你送東西，你只要不理他，一次不理他，兩次還不理他，人家還能給你再送嗎？”徐小岩分析道：“人家給你送東西，要幹嗎？肯定是要利益交換、要有所圖、要好處的。如果人家把東西送來，你不理他，人家一看你這個人油鹽不進、不吃這一套。不就完事了？！”
思念平靜而綿長，沒有更多的言語，潛移默化地流淌在徐小岩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點滴中。“中國人的家庭中總存在著一種氣場，無論生活還是工作，一直都在引領著我們，所謂的家風，實際上就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永遠跟著黨走
1990年6月，徐向前住進解放軍總醫院。住院後不久，90歲高齡的老帥病情日漸加重，彌留之際，他對徐小岩説：“我的遺言有三條：一是不搞遺體告別；二是不開追悼會；三是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別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你們要永遠跟著黨走，言行一致，説到做到！”
“一生光明正大，從不為己訴曲。”隨著記者的詢問，徐小岩的目光落在客廳右側斑駁白色墻壁上那副醒目的對聯上。隨即，陷入沉默良久。
“父親去世的那天淩晨，習伯伯趕到醫院送別父親之後，回家後悲痛萬分，寫下此句。我想，這是習伯伯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對老戰友的認識，是對父親公正的評價，也是父親一生的寫照。”徐小岩説：“這幅輓聯的落款是‘習仲勳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一日十時四十分。’精確到分鐘，實在是非常少見，足可看出當時習伯伯惜別戰友時的複雜心情。”徐小岩真誠地説：“這句話對我有著特殊的意義。”
路走得越多，越能體會到字裏行間的意味深長。時空交匯中的父子兩人，身材偉岸，容貌相似，退休以後，徐小岩經常會望著這副對聯出神。
“後來我經常回憶起這一段，心想當時為什麼父親最後千叮嚀萬囑咐，一定要我們把他的骨灰撒到那些地方？”當時從未聽父親説過長征故事的徐小岩，一直有疑問存於心中，直到他最終踏上那片土地。
回憶起26年前的那個秋天，徐小岩感慨不已。“記得那是11月份，山區的天氣真冷啊，我們穿著羽絨服都被凍得瑟瑟發抖。我就想，當時父親他們走在長征路上時，穿的還都是單衣呢。那是長征路上最為艱苦的一段征程。”
直到此時，徐小岩才最終明白父親徐向前的遺願：“他是一直都在想，要永遠和長征路上犧牲的戰士們在一起。這是他最後的心願。”
作為兒子，現在徐小岩每年都要跟著父親以往的腳步，踏上其曾經戰鬥過的土地，並與那些在紅色土地上生活著的人們結下了不解之緣。
“現在想來，我對父親的深入了解，其實有很多都是退休後重回革命老區時，從各種書籍、資料以及老鄉們的嘴裏知道的。”徐小岩微笑著説：“這種感受不僅是對征戰一生的父親的再認識，也是對當地情況、當地百姓的再熟悉。每次去都有不同的感受。”
當然，徐小岩的愛學習是出了名的。退休後，他每次去調研，都要做一些案頭工作，“我關於中國近代史、革命史的很多深層次認識，其實也都是這麼一點一滴得來的。”
“2012年，我第一次走到父親曾經戰鬥過的金川，那是少數民族地區，生活和工作條件都非常艱苦。到金川時已經入夜，路上很黑，遠遠的，我就發現前面星星點點的火光，原來是當地的藏族兄弟在那兒舉著火把等著我們。”徐小岩頗為感動地説：“後來我問那些等我們的藏族兄弟，其實他們並不知道我是誰，就是聽説來的是徐向前總指揮的後人，家裏老人囑咐必須來接親人回家。所以才有了這一幕。”
1935年，紅軍進駐大金川流域，建立中國現代史上第一個在少數民族地區的蘇維埃政府———格勒得沙中央革命政府及各級蘇維埃政權。據統計，從紅軍第一次來到金川，到最後從金川北上為止，一共歷時14個月，金川成為長征途中紅軍駐留時間最長的地區之一。其間，紅四方面軍南下到金川後，連續留駐了艱難的10個月，在金川95%的地區都留下了足跡。
在艱苦環境中，紅軍戰士英勇戰鬥、愛民敬民，受到各民族群眾的擁護和歡迎。而金川人民也是竭盡全力支援紅軍、擁護紅軍，留下千古佳話。
這樣的故事幾乎在徐向前戰鬥過的地方都會有。“有一次我們去四川山區裏很小的一個飯館吃飯，老闆娘聽説我是紅軍的後代，就突然跑過來，説一定要看看徐總指揮的兒子長個啥樣子？”徐小岩笑著説：“我看她激動，我也挺激動，就走過去讓她細看、跟她細談。我當時就想，已經這麼多年過去了，這些老區人，已經是第二代人甚至第三代人，為什麼還對紅軍有那麼深厚的感情？為什麼還會如此真心待我們？”
走了很多地方、接觸了很多人後，徐小岩覺得，這些革命老區有著豐富的“政治營養”，且生生不息。比如，湖北紅安———紅四方面軍的誕生地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獻出了14萬英雄兒女的生命，出現了200多名將軍，成為全國將軍人數最多的“將軍縣”，父親徐向前題寫了：“二百個將軍同一個故鄉”。他當時就一直在想，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為什麼一個山區小縣就會有這麼多人支援革命？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紅安人參加長征？
“我想，關於長征，關於抗戰，我們都需要更深層次的學術研究。這些作用是如何産生的，如何變化的，如何發展的，對現在有沒有作用，會有什麼樣的影響，都需要系統而深入地研究。”徐小岩認為傳承長征精神首先要研究長征精神的時代意義。
科技報國夢
“老區人民當中，那些長征故事、抗戰故事，其實都是口口相傳的，並且已經傳了兩代人、三代人。”徐小岩説：“那麼，面對現在的科技、傳播形式的快速變化，我們科技人員要怎樣想、如何做，才能讓我們現在的年輕人更喜歡這些紅色歷史，傳播這些歷史，吸收這些歷史，進而更深入地認識這些歷史，將攻艱克難的紅色精神更廣泛地傳遞下去，是需要我們更加繼續深入研究的事。”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科技工作者徐小岩在近幾年的政協提案中，尤為關注新科技和青年的關係。他希望年輕人可以借助各種各樣的科技手段，多學一點歷史，多了解一些以前的事情。這也與父親徐向前一直對科技有著濃厚的興趣密切相關。
一生戎馬的徐向前對於新技術、新事物有著非常敏銳的判斷力。當年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蘇區轉戰川陜的長途跋涉中，他始終都沒有丟棄有線通信設備。川陜根據地時期，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他的部隊還建立了幾百公里的電話網路。新中國成立初，徐向前身體不好休養期間，空閒時間喜歡逛書店，除了買一些歷史、文藝、政治書籍外，凡是見到的科普書籍，特別是那些通俗易懂的小冊子都買回來。徐小岩對科學技術的興趣就是從這些小冊子啟蒙的。
“父親在工作之餘，喜歡自己動手，我們小時候用的小桌子、小椅子，是他親手做的。他還給我們做過玩具小手槍。就是先把輪廓畫在木板上，再鋸下來，用燒紅的貼條穿孔當扳機，再用撲克牌卷個望遠鏡。”徐小岩回憶道：“我想，我們從小就對科技感興趣，後來又從事科技工作，可能都和父親潛移默化的影響有關係。”
父親徐向前這樣做的結果有兩個，一是兒子徐小岩參了軍，二是他同時走上了科學研究的道路。
“1968年，我到山東石島參了軍，當上一名海軍戰士。1972年，我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去上大學，就這樣進了清華，開始接觸電腦。”徐小岩坦言，“開發微型電腦，我們團隊算是非常早。”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接觸到了INTER8080的單片機，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這項技術還沒有引起電腦界很大的震動，但是這個神奇的小東西深深地吸引了我們。當時的開發條件非常困難，幾乎沒有任何資料，就只能拿著樣品説明書反覆仔細地看。沒有影印機，找到資料後，要在資料室裏一步一步地描下來。好在當時研究所裏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同事們一起組織研究，團隊硬是一點一點地在最早的磁片管理系統中加入漢字系統，研發出第一代軍用漢顯電腦。”
科技與歷史是分不開的，長征精神和當代傳播也需要更緊密的結合。長征雖然艱苦，但是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標。信仰的力量塑造出樂觀的革命精神，産生了無窮的動力。
“在長征中，我們的軍隊不僅戰勝了難以想像的困難，還教育、發動了廣大百姓。當時，我們的宣傳是怎麼做的、遇到困難時是怎麼解決的？對現在的發展有怎樣的啟示？我們現在是不是應該仔細研究學習？”徐小岩説：“在當今傳媒如此發達的時代，如何利用新科技、新傳播手段，讓更多青年人了解長征、感受長征，都需要我們做進一步的努力探索。”
“毛主席曾説，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徐小岩説：“在當今這個時代，這句話依然是重要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