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對中國古語“實事求是”作出新解説。實事求是，也成為中國共産黨哲學的核心思維。
“‘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
1941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對中國古語“實事求是”作出新解説。實事求是，也成為中國共産黨哲學的核心思維。
位於北京北四環西路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樓前，“實事求是”四個大字厚重醒目。
在上海浦東新區的中國浦東幹部學院裏，廣場北端矗立著紅色的標識性雕塑“人才樹”，似草書寫就的“走”字，它意味著行動，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做到“實事求是”，這也是學院的辦學要求。
北京中關村南大街57號，發端于延安“陜北公學”的中國人民大學，門口大石頭上，刻寫的校訓———“實事求是”。
三個地方，似沒有直接關聯，卻因為“實事求是”的追求，有了共同的思想線索。
三個地方，也是全國政協委員馮俊30多年來學習工作的地方，從哲學鑽研到大學教育，從對外交流到幹部培訓，從行政管理到黨史研究……她們滋養著馮俊的學術生命，磨礪著他的思想能力，也拓展著他的視野經驗，更是塑造了他“求是”奮進的品格與氣質。
“求是”始於哲學
馮俊認為，他的人生“受益”于哲學。
時間倒轉22年。美麗的中世紀的校園，幾百年不變的教堂鐘聲，環抱著牛津城的泰晤士河支流，古舊的布萊克威爾書店和博德利安圖書館，牛津的一切都讓馮俊流連忘返，“但我更多是想起在牛津接觸的人”。
1994年初，馮俊受國家公派，去牛津大學做一年的高級訪問學者，他去聽貝爾納·威廉姆斯講的倫理學和休謨道德心理學、安東尼·肯尼講的笛卡爾《第一哲學沉思集》等名師課程，還與聯繫導師阿蘭·蒙特費奧裏先生建立了深厚情誼。
“阿蘭·蒙特費奧裏有多元文化視野，有高度的政治責任感，還有廣泛的國際交往。”馮俊説，他在牛津，經歷了一次哲學理論的深度洗禮，也見識了哲學家應該具有的品質。
哲學，就是馮俊第一個真切的夢。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到大別山南麓的湖北省英山縣，讓已經歷了回鄉務農、到縣供銷社、縣革委會財貿辦公室工作的高中畢業生馮俊欣喜不已，當時的他是個熱愛文學的青年，“還喜歡寫點東西”，於是與幾個“文藝青年”相約，一起參加了高考。不過在專業選擇上，他傾向了哲學———
“當時文科學科沒有現在豐富，法律、應用經濟學之類的專業都很少，文史哲是顯學。哲學是探求宇宙、社會和人生奧秘的學問，總有一種不斷去追問，不斷去探索的精神”。
比較之下，馮俊更喜歡哲學。
接觸了哲學，竟“一發不可收拾”。從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馬列理論師資班（現武漢大學馬列學院），到武漢大學哲學系（現為哲學學院），再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現為哲學院）博士研究生連續10年求學，從馬列理論到歐洲哲學史20余載的研究和教學漫長歲月，馮俊與哲學為伴。
“讀武漢大學西方哲學專業研究生時，導師是陳修齋先生，他是國內非常著名的西方哲學專家。報到上學第一堂課，他就給我們講了他在上世紀50年代中後期的故事——當時國家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哲學領域展開了一場很著名的關於唯心主義的大討論和理論論戰，他和他的老師、北大著名教授賀麟先生一起參與了這場論戰。論戰中，賀先生和他受到當時權威人士關鋒的批判，之後馬上就是反右和其他的政治運動，但賀先生和陳老師置個人安危榮辱于不顧，敢於堅持真理，不屈服於權威……”
談到埋首20年堅持哲學研究的動力，馮俊分享了這個對他來説“里程碑式”的故事。
陳修齋先生的言傳身教深深影響了馮俊。他想，選擇了哲學就是選擇了一種生活方式，研究哲學就應該有一種理論勇氣，有一種追求真理的精神，始終不渝地堅持下去。
20年間，馮俊沉湎于哲學王國的邏輯思辨中，哲學重理性、尚思辨、求知愛智的特點深深滿足了馮俊的求知欲。
1989年，馮俊的博士論文《笛卡爾第一哲學研究》出版，也成為我國第一本系統地研究笛卡爾的專著；2007年出版《開啟理性之門———笛卡爾哲學研究》，馮俊成為國內屈指可數的研究笛卡爾哲學專家。從笛卡爾出發，馮俊研究了整個法國近代哲學，出版了數本專著，《後現代主義哲學講演錄》更成為國內研究後現代主義哲學的經典之作……他還從英語和法語翻譯了眾多國外經典哲學著作。
不過，馮俊對於西方哲學的研究並不限于法國哲學，馮俊的作品也並不僅限于西方哲學。他陸續發表許多有關中國哲學、比較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章，例如“儒學的人文精神”，“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儒學因素”，“西方哲學在中國的發展和中、西、馬哲學的對話”等等。
“其實研究西方哲學的目的，並不是滿足個人愛好，而是要從西方哲學的發展中總結出人類思維的教訓和規律，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中國的哲學。”馮俊認為，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當代中國哲學，要繼承中國的傳統文化，同時繼承人類優秀的文明成果。
“學哲學、用哲學也是我們黨的優秀傳統。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寫下《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也有《論十大關係》等哲學篇章。鄧小平同志開啟的新時期的改革開放，也是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哲學討論開始的……”如今身在中央黨史研究室的馮俊也從黨史角度，解讀了“哲學之用”。“面向未來，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領導幹部尤其要把哲學學好、用好，發揮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用哲學來解決實際問題，迎接新挑戰……”
哲學需要天賦，需要沉思，更需要堅韌的“求是”意志。馮俊在思維中找到樂趣，也潛移默化形成探究規律、追根求源的學習與工作態度。
也因為自身紮實的理論功底，馮俊在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後，也非常注重協商民主的理論研究。2014年兩會上，他提出“制定協商民主建設綱要”提案，很多思想與2015年初《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相契合。作為具有哲學背景的政協委員，他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需要抓住重點人群、“關鍵少數”的觀點，受到全國政協常委會的重視，特邀作專題發言……
“以哲學研究的態度去琢磨教育”
1987年，博士畢業的馮俊與當年全國僅有的1000多位“搶手”博士生一樣，面臨從政還是理論研究的選擇。毫無疑問，已在求知求是路上走得專注的馮俊，毅然選擇了繼續哲學之路，留在學校。
“大學應該高度重視博雅教育和通識教育，大學要教學生怎樣運用自己的理智去獲取知識。”馮俊注重課堂內外與學生的溝通、觀點碰撞，養成他們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當年，人大哲學系的同學們公認，“馮老師不僅學術精湛，而且永遠是和善的樣子，很容易溝通，大家也喜歡與他交流各種話題”。哲學系“優秀班主任”獎就是他珍視的反饋與禮物。
1995年，37歲的馮俊成為人大哲學系歷史上第一個40歲以下就當上正教授的人，教學、科研更是獲獎無數。
學術研究和教育之間的遊刃有餘，讓馮俊也多了許多到國外交流、學習的機會。
1994年到牛津，“我天天都去聽課，我教西方哲學史，我就看看西方最好的大學是怎麼教這門課的；我教笛卡爾的《第一哲學沉思集》，我就看看西方最有名的老師是怎麼上這個課的。本科生、碩士生到博士生的課我都去聽。每學期聽六七門。”
原本想回國後一心埋頭學術，但在學校有關部門的兩次談話之後，馮俊答應，從事學校的行政管理工作。“我們這代人跟現在張揚自我個性的年輕人不一樣，我們是黨和國家、組織、單位需要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去做什麼。幹一行研究一行，幹一行愛一行。”
從1996年起，馮俊相繼在人大外事處、對外交流與合作處擔任處長，接著2001年2月起擔任人民大學主管國際交流的副校長，不遺餘力推動大學國際交流工作。
馮俊剛接手學校外事處工作時，外事還被許多人看作握手會見、請客吃飯的工作。外事僅僅是給人辦辦出國手續，成為了“教學科研之外的事”，並且與學生無緣。但作為教授和博士生導師的馮俊對此進行了深入思考。他借鑒國內著名高校和世界一流大學的經驗，將“外事”概念轉變為“國際學術交流”概念。學校在廣泛建立校際、院係間的學術交流關係的同時，積極開展學生的交流項目，開設多種形式、各種層次的學術講座。“世界知名學者講座”等逐漸成為品牌，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學生。
“從陜北公學至今，從延安到北京，從1937年到1970年，人民大學確立了其在全國高校中的學術地位，而從1978年復校以後則應該是人大走向世界的時候，應該讓世界了解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人民大學。”這所有著“紅色”基底的學校如何能被世界認識，是馮俊日日都在考慮的事。
馮俊成為主管國際交流工作的副校長後，學校也漸漸與世界上100多所大學建立了校際關係，每月都有世界知名學者來校講學，平均每星期有一次國際或多邊、雙邊的學術研討會，學生也成為國際交流活動的重要參與者。“學生們的純真、好學、睿智和機敏，他們的良好的專業功底和嫺熟流利英語表達，都使我為有這樣好的學生而感到驕傲，也使這些世界名人對人民大學刮目相看。”到如今，馮俊仍然欣慰于當時“講好大學故事”、推動大學國際交流的積極成效。
結合現在的黨史專業工作，馮俊也和記者説到了對青年人進行黨史教育的必要。“但現在青少年對黨史不了解，也不能全怪他們。要反思我們的‘輸入方式’，黨史有沒有講活？能不能用一些圖文並茂的形式，讓鮮活史料自己説話？要善於借用現代化的方式，比如黨史題材電影、網路視頻資料等，讓他們學習有興趣，學習收效也更大。”馮俊希望，黨史的教育和傳播，也能更適應時代、適應當代青年的需要。
在今年全國政協教育界聯組討論中，馮俊也談到，我國人才隊伍不斷壯大、整體素質逐步提高的同時，也暴露出各類“人才計劃”政出多門、注重短期效應、使人才政策碎片化等一些弊端，建議做好國家與地方人才政策的銜接，優化人才資助機制，把有限的科研經費用在刀刃上等，得到在場的張高麗副總理積極評價。
講好改革開放的故事，講好中國故事
因為馮俊對教育管理的深度理解，國際交流的豐富經驗，還有他深厚的哲學功底，2008年，馮俊再次迎來“組織需要”的一次轉變———到上海，在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做常務副院長。
“我的經歷並不特殊，跟我們這一代很多人很像，就是組織一旦安排我們做什麼，我們就有一種責任感。”説起中浦院近8年的經歷，他的言辭透露著自豪。
自豪源於紮實的實踐行動，源於良好的成效反饋，源於“講好了中國故事”。
馮俊給記者拿出一本書，國際著名的企鵝出版公司2014年出版的《TheFourthRevolution:TheGlobalRacetoReinventtheState》（《第四次革命：政府再造的全球競賽》），該書以浦東幹部學院為例，引出我黨治國理政、實現政府再造和國家形象重塑的優勢。
作為全世界最權威的政治商業週刊，《經濟學人》在同一年也專門刊文，“解密”浦東幹部學院。同年，美國《時代週刊》網站也有一篇文章，介紹南非如何學習浦東幹部學院經驗來培訓官員……
一所中國國家級幹部培訓學院，何以能如此吸引“國際目光”？
“如果説井岡山和延安兩所幹部學院側重在對黨的歷史重溫中增強理想信念，那麼中浦院更側重‘向前看、向外看’，新形勢下提高領導幹部的改革開放意識和現代化建設本領，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馮俊説：“那是一個講改革開放的地方。”
2008年，馮俊在《人民論壇》發表專題文章《轉型社會挑戰幹部教育改革創新》，闡述他對幹部培訓教育的系統思考。
思考深入才能推動有力，馮俊保有他一貫的鑽研求是精神。
馮俊在中浦院的幾年，學院確立了四個重點培訓專題：深化改革開放、城鎮化與城鄉一體化、國際金融體系與現代企業管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並把課堂延展到火熱的改革開放現場，開發了300多個現場教學點，建設了媒體溝通、危機管理、智慧城市、金融創新、心理調適等情景模擬實驗室。
馮俊舉例，比如中浦院“歸國留學人才研修班”，幾場講座把當今中國的人才工作、國家安全、科技革命等一一呈現在中科院院士、“千人計劃”專家等高層次人才面前；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江蘇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現場教學，讓他們觸摸到了以開放促改革的實踐脈搏。讓他們獲得的是，“對國情國策完整而深入的了解，歸國人才發揮作用的方式與空間。”
不同群體接受到的課程都是具體細緻和不同的。主管經濟和城市建設工作的幹部，參與的可能是“拓寬國際視野，深化改革開放”或“城鎮化和城市現代化”等專題研討班；來自西部省份的學員接受的培訓可能就是去參觀學習長三角地區的最新實踐，例如浙江安吉和桐廬的“美麗鄉村”建設，嘉善的立體化養老模式，江蘇華西村和蔣巷村的新農村建設等等……
2011年7月，福建省上杭縣發生紫金礦業污染事件時，當地政府和企業妥善處置突發事件，細緻週密地完成了搬遷安置工作，未發生一起傷亡事故。事後，一位在中浦院學習過的當地領導專程打來電話：“是學院的危機管理和突發事件的應對課程，讓我牢記並秉持了‘以人為本，群眾為先，民意為重’的處置理念，妥善地化解了這次危機，讓群眾滿意。”
不僅給中國幹部講與時俱進的理念，講不同地區改革開放的好經驗，還要向外國學員講好中國故事，這是馮俊心中“中浦院的特色”。
學院積極開展形式多樣涉外培訓活動，培訓學員涉及全球130多個國家……從這些學員全面了解中國的渴求中，馮俊和學院教師們體味到了中國發展和崛起的喜悅，馮俊用英語給外國學員講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講十八大以來治國理政的新方略……
在課堂上專題講解，全面梳理國情國策；走社區、訪學校、參觀科技園區，親身體驗一個發展行進、真實友善的中國；遠赴汶川、青海災後重建地區，感受中國團結一心、共克時艱的力量與情懷……
到中浦院的第一堂課，一位澳大利亞官員一口氣提出很多問題，其中不乏質疑與誤讀。十余天培訓結束後，這位澳大利亞官員由衷地握住馮教授的手：“你們讓我徹底改變了對中國的陳舊看法，我對中國政治制度的認識上升到了新高度。”
近8年實踐，馮俊寫出100多篇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幹部教育培訓經驗與創新的文章，關注改革開放、關注創新發展，也關注隨之而出現的各種不相適應的問題。馮俊也把這部分關注與思考，投射到政協平臺。
2013年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之後，馮俊除了關注教育、科研等方面的問題外，每年的提案關注的問題也多集中在農民工子女上學、農民工融入城市、智慧城市建設和網際網路時代的資訊安全等方面，“這都是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問題，解決好了才能形成更好的中國經驗。”
“新時期的黨史，就是改革開放史”
“全面從嚴治黨核心是加強黨的領導，基礎是‘全面’……”今年2月28日接受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專題採訪《打鐵還需自身硬———治國理政新征程》，成為馮俊到中央黨史研究室後第一次的媒體亮相。
去年底，他再次“轉身”，回到北京，出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説到離開了工作多年的中浦院，馮俊卻也顯得坦然。
“從中浦院到中央黨史研究室，我覺得是‘三個沒有變，兩個用得上’：黨校和幹部學院姓黨，黨史也姓黨，堅持黨性原則沒有變；向黨中央看齊沒有變；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沒有變。兩個用得上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世界觀和方法論，可以用來總結共産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中浦院是講改革開放的實踐創新，現在搞黨史研究是對改革開放進行理論提升和歷史總結，以往的積累都能用得上。”
當下，寫好新時期黨的歷史，總結好改革開放的經驗，給黨中央當好參謀智庫，這就是馮俊分管的業務範圍。
短短半年，馮俊到各地做黨史工作調研和參加相關會議，行程就已遍佈湖南、廣西、河北、貴州、江西、湖北等多個省區。發表“‘兩學一做’是每一名共産黨員的事”、“‘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內涵”、“治國理政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地發揮作用”等文章。結合學習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馮俊在人民日報發表的“進行新的偉大鬥爭的政治宣言”産生了廣泛影響。7月以來他以“學好黨的歷史，堅定四個自信———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精神”為題，先後到多個省市和有關單位給黨委中心組學習講課，受到廣泛好評。
“我現在著力研究的就是‘新時期’的黨史。”馮俊承擔的具體工作發生變化，但“初心”一如既往———俯身研究、尋找規律、創新實踐、與時俱進、面向未來，也正是“50後”黨員馮俊關於“傳承”實事求是精神的有力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