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是中國革命史上最為驚心動魄的一段歷史。黨和紅軍處境之險，轉變之巨，犧牲之大，決策之難，都是空前的。
而決策需要商議，商議就需要開會。
長征中的各種會議，是中國共産黨實施正確領導，做出重大決策的需要，也是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凝聚意志和力量的需要。
長征中，中共中央召開的重要會議，留有記錄的就有30多次；各路紅軍召開的重要會議也有數十次之多。長征中之所以召開了那麼多重要會議，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體現民主集中制
發揮集體領導作用
中國共産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黨的根本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它不是個人或少數人的專斷，而是集體領導。通過黨的會議做出重大決策，是黨實現集體領導的一種重要形式。
湘江戰役後，為克服共産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在軍事指揮中的擅權妄為，猴場會議就明確規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遵義會議後，黨逐漸恢復了被破壞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明確要求加強黨的領導，發揮黨組織的集體領導作用。中央還就這一問題給中央分局和紅二、紅六軍團發電，要求他們建立軍事集體領導，重要的軍事問題都要經過軍委分會討論。中央紅軍各部隊也逐步在團以上單位恢復黨的集體領導制度，通過集思廣益、民主集中、會議決定，克服個人淩駕於組織之上的不正常現象，實現集體領導決策的常態化，保證了黨的決策的正確性和時效性。
制定戰略決策
指導長征走向勝利
長征中，紅軍處境險惡，危機重重。“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説不盡的艱難險阻”。在黨內，先是教條主義曾長期佔據統治地位，後來又有張國燾擁兵自重、挑戰“黨指揮槍”的原則。“華北事變”前後，中日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怎樣使黨和紅軍化險為夷？怎樣保證黨的正確領導？怎樣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怎樣實現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這些重大問題都需要面對，都需要回答。危難之中，中共中央多次召開政治局會議，做出戰略決策和部署。
湘江戰役後，黨和紅軍面臨著生死抉擇。通過中央負責人召開的通道會議，以及中央政治局召開的黎平會議、猴場會議，實現了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方向的初步調整，避免了全軍覆沒的危險。
遵義會議及其以後召開的扎西會議、會理會議等，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者在中共中央長達4年的統治，逐步確立和鞏固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
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擴大會議，後來又召開蘆花會議、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確立並堅持了北上戰略方針，強調創造川陜甘根據地是紅一、紅四方面軍面臨的歷史任務。
1935年9月12日召開的俄界中央政治局會議，揭露和批判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做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黨中央還明確把這個決定控制在中央委員的範圍內，從而為團結紅四方面軍北上、給張國燾的轉圜留了餘地。
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後，中共中央又根據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及時召開瓦窯堡會議，制定了黨的民族統一戰線總政策，在新的歷史時期即將到來之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
凝聚意志力量
實現黨的戰略目標
長征中，形勢錯綜複雜，任務艱巨繁重，環境嚴酷惡劣。黨和紅軍召開的各種會議，對於實現全黨意志和全軍行動的高度集中統一，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後，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遵義會議決議。2月10日，張聞天在扎西召開的中央軍委縱隊黨的幹部會上，傳達了遵義會議決議的報告；2月16日，中央軍委縱隊各分隊在白砂駐地，傳達張聞天的報告精神。毛澤東于2月18日和20日，先後出席紅一軍團直屬隊排以上幹部會議和紅三軍團幹部會議，傳達遵義會議決議精神。陳雲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相繼參加紅五軍團、紅九軍團幹部會議，傳達遵義會議決議精神。這些舉措，有力地統一了黨和紅軍的思想，消除了長征以來廣大指戰員當中存在的疑慮和不滿，從而使全軍上下思想統一、人心振奮。
瓦窯堡政治局擴大會議後，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毛澤東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做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進一步闡述瓦窯堡會議精神，強調反對狹隘的關門主義，要求“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推動了中央戰略決策的貫徹執行。
在縱橫十余省、長驅數萬里的長征中，黨和紅軍召開的這些重要會議，正確解決了關係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三個全局性問題：一是引領紅軍向哪去的戰略方向問題；二是怎麼使黨和紅軍擺脫被動局面的軍事指揮問題；三是結束“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和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作鬥爭的問題。從而保證了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確保了紅軍的生存和長征的最後勝利。（李泉婁思佳 楊茹）（新華社北京8月13日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