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海海戰中“致遠”艦沉沒情形。
日本畫家筆下的黃海海戰，此畫現藏于美國波士頓美術館。
甲午戰爭中，日本取勝，圖為歸國日軍通過東京“凱旋門”。日本從此徹底地走上窮兵黷武之路，二戰的失敗投降是其必然歸宿。
本文摘自：《北京日報》2014年06月23日第19版，作者：馬勇，原題為：《甲午戰爭：緣起、過程及教訓》
1894年的甲午戰爭距今已兩個甲子。一百多年後的中國已非原來的中國，日本也不再是那時的日本，至於朝鮮，更非原來那個樣子，世易時移，世界、遠東、中日韓都在發生巨大改變。由於最近若干年中日、日韓三國在歷史、領土等問題上發生一系列紛爭，現在再來審視這場戰爭的緣起過程及教訓就具有很不一樣的意義。
中國在經過兩次鴉片戰爭打擊後突然發現原先的宗藩體制已經無法禦敵于國門之外，開始領悟到自身發展的緊迫性，於是在1860年代開始學習西方時選擇了一條只顧自身的孤立主義路徑，放棄對宗藩體制的維護
在甲午戰爭之前，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實力，都讓中國人自信這場戰爭穩操勝券。中國在過去三十幾年洋務運動中，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力量，確實恢復了遭兩次鴉片戰爭打擊而失去的榮光，中國不僅在經濟總量上重回亞洲第一、世界第二，中國的軍事實力也經過三十年發展、改造，邁進了一個新時代，告別了冷兵器，進入了海洋時代。中國舉三十年經濟增長之實力而創建的北洋海軍，確實還沒有經過實戰檢驗，但不論中國的當事人，還是國際觀察家，對於中國的軍事力量，尤其是中日軍事力量比較，都對中國擁有相當期待，至少沒有多少人想到中國會在戰場上如此不堪一擊。然而，結局卻是中國的失敗，而且那麼慘。
一百多年後檢討，我們很多人將這場戰爭歸結為侵略、被侵略，歸結為正義與邪惡。確實，從中國的觀點看，朝鮮自明朝洪武年間就是中國的屬國，朝鮮有難，發生東學黨起義這樣的事情，朝鮮向宗主國求救，中國履行宗主國責任發兵朝鮮，幫助朝鮮政府平息內亂，這是正當之舉，是善意行為。
朝鮮確實在歷史上是中國的屬國，中朝之間確實在很長時間有著密切交往，人民之間的通婚，文化的交流，數百年來一直沒有中斷。這都是事實。問題在於，中國畢竟沒有近代殖民的經驗，更不知道怎樣從那些屬國撤退。當中國面對西方壓力不得不轉身向西，學習西方的時候，中國一度選擇了孤立主義外交原則，對於先前數百年“中國的世界秩序”不再有興致，眼看著琉球、越南、暹羅等一個接一個的屬國走向完全獨立，或者轉換身份，成為日本或西方國家的新殖民地。這是近代中國一個最值得總結的教訓。
西方的壓力讓中國有非常強烈的發展衝動，那時的中國總覺得自顧不暇，無法繼續充當宗藩體制中的老大，丟失琉球是宗藩解體的開始。中國那時如果繼續履行宗主國的責任，完全有辦法讓琉球王國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存在。日本明治維新改革剛剛開始，發展也剛剛起步，對於中國的態度，實事求是説，日本並非完全不在意。
中國為什麼沒有在關鍵時刻表現出東方龍頭老大應有的風範呢?為什麼就這樣貌似心甘情願丟掉了琉球以及一系列藩國呢?這與中國對藩國的認知轉變有關。
從大歷史背景看，中國文明的邊疆一直遵循“以夏化夷”的規則柔性擴張，中原王朝主流文明一直在向周邊非主流文明施加正面影響，周邊非主流文明經過若干年熏陶，漸漸地“生番”變“熟番”，漸漸地內化為中國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此才能充分理解中國文明何以從黃河中下游一隅擴展到後來如此大的四至。
中國文明的發展軌道被西方勢力東來打斷了。中國在經過兩次鴉片戰爭打擊後突然領悟到自身發展的緊迫性，於是中國在1860年代開始學習西方時選擇了一條只顧自身的孤立主義路徑，對於中國本土之外的藩國，聽之任之，已經沒有力量，也沒有意願指導、幫助他們共同進步。
當然，放棄藩國還有一個非常實在的地緣政治考量。在傳統體制下，中原王朝之所以花費那麼大的精力構建一個宗藩體制，不惜血本維護這個宗藩體制，是因為這些藩國對於中原王朝來説，有著拱衛中國、禦敵于國門之外的意思。然而到了近代，因為鴉片貿易而發生的戰爭，英國只用幾千人就可以在東南數省橫衝直闖，如入無人之境。至於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不過萬人竟然從南方直達京師。凡此，都在告訴中國的統治者，原先的宗藩體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意義不大，藩國體制已經沒有辦法禦敵于國門之外，所謂“國防外線”的藩國到了這時已經沒有意義。這就是十九世紀晚期中國宗藩解體的本質，是地緣政治的必要調整。
對於琉球王國，以及南部邊陲諸藩國，清政府在那個時代確實有點漫不經心，並不認為是中國的巨大損失，如此我們方才能理解中國為什麼在中法戰爭中“不敗而敗”，為什麼不願意為越南前途與法國徹底翻臉。
朝鮮卻不一樣。朝鮮半島扼住了北京的咽喉，在那時的中國統治者看來，丟掉了朝鮮，就意味著中國大門洞開，意味著外敵可以通過朝鮮半島長驅直入。因此，當日本對朝鮮心懷不軌時，中國不得不出手。唇亡齒寒，清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並不含糊。這就是甲午戰爭之所以發生的根源。
李鴻章在與伊藤博文的善後談判中作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讓步，同意將來假如朝鮮發生類似壬午兵變、甲申政變這樣的動蕩時，中國向朝鮮出兵，一定會照知日本，日本也有權向朝鮮用兵。這就為後來的戰爭埋下了一個巨大的伏筆
就地緣政治而言，朝鮮毫無疑問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之一，任何對朝鮮的覬覦、蠶食，都意味著對中國利益的侵害。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因朝鮮問題與日本開打，就是維護自己的利益。
問題在於，朝鮮問題伴隨著西方勢力東來而日趨嚴重，這既與朝鮮自身發展道路有關，又與中日兩國的選擇密切關聯。
中國的發展無疑是一種內斂型的，為了自身的發展，心無旁騖，集中精力，集中資源，用三十年時間取得了巨大成就。
與中國的發展道路很不一樣，日本明治維新起步晚于中國的洋務運動好幾年，但日本選擇了一種發散型的發展道路。明治維新思想家提出的路徑是轉身向西，脫亞入歐，發誓要用不太長的時間在遠東建立一個西方式的現代國家。欲達此目的，正像明治維新思想家所設計的那樣，日本必須走出海島，必須踏上大陸，必須與世界上諸強國直接競爭。
中國內斂型的發展道路有其歷史依據、合理性，中國逐步放棄一些藩國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日本發散型的發展道路咄咄逼人，吞併琉球，進攻台灣，覬覦朝鮮。凡此，都是日本“大陸政策”一個又一個環節。假如超越中日兩國極端對立的立場，兩國發展道路的不同選擇並非讓人感到突兀。
至於朝鮮，在過往幾百年確實是中國的屬國，但到了近代，並沒有跟隨中國一起轉變。中國那時沒有精力，也沒有意願顧及朝鮮的發展，因而在1860年代法國、美國等西方勢力相繼試圖進入朝鮮時，中國既沒有向朝鮮提供必要的幫助，也沒有盡到敦促朝鮮轉身的責任。相反，當美國尤其是日本與朝鮮發生衝突時，中國以“番國自主”為託詞，拒絕為朝鮮的行為背書，拒絕承擔“上國”所能承擔的政治責任。
中國的拒絕讓日本有了與朝鮮直接交涉的理由，1875年日本借助於“雲陽號事件”與朝鮮談判，達成《江華條約》。這既是朝鮮被迫開放的開始，也是中國在朝鮮宗主權受到嚴峻挑戰的起點。日朝兩國在條約中相互確認對方為“獨立主權國家”，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被日朝兩國莫名其妙地單方面予以取消。
日本在《江華條約》談判前後確實使用了一些雕蟲小技，確實利用了中國大臣不敢承擔責任的心理缺陷。不過也應該承認，日本通過這個條約將朝鮮強硬拖上了近代的軌道，中朝關係降至歷史最低點。
中國當然不會輕易接受這樣的結果，當中國領導人尤其是李鴻章明白了《江華條約》對中國的意義後，很快開始了戰略反擊。李鴻章認為，如果讓日本獨佔朝鮮，對中國的威脅太大，朝鮮不再是中國的戰略緩衝，反而成為日本進攻中國的跳板、橋頭堡。要讓朝鮮重回中國“國防外線”的戰略定位，就必須設法將世界各大國引至朝鮮，以“大國均勢”遏制日本、俄國對朝鮮的覬覦。李鴻章的外交戰略，很長時期被視為傳統的“以夷制夷”。
幫助朝鮮對外開放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朝鮮的利益，日本對此也毫無辦法。經過李鴻章的努力，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以及義大利、俄國等各大國相繼與朝鮮簽署雙邊通商協議，一個向全世界開放的朝鮮在1880年代初期大致成型。中國順順噹噹奪回了朝鮮事務的主導權，即便此時不再刻意強調所謂“宗主國”，中朝之間的關係就是“特殊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非一般意義上的外交關係。
中朝之間的緊密關係讓日本很不舒服，稍後發生的壬午兵變、甲申政變，實際上都是中日兩國為了爭奪朝鮮事務控制權而發生的衝突。壬午兵變、甲申政變，都因中國方面強勢出擊而平息。
1884年甲申政變背後力量為日本，日本支援的所謂“開化黨”，其實就是一批親日派。他們利用中法戰爭而發難，但他們沒有料到駐紮在朝鮮的清軍在袁世凱等年輕軍官帶領下迅即出手，平息了動亂。
甲申政變後，中國在朝鮮擁有絕對主導權，但是為了平衡與日本的關係，也是因為中國此時畢竟兩面作戰，沒有辦法與日本動真格，一決勝負，李鴻章在與伊藤博文的善後談判中作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讓步，同意將來假如朝鮮發生類似壬午兵變、甲申政變這樣的動蕩時，中國向朝鮮出兵，一定會照知日本，日本也有權向朝鮮用兵。這就為後來的甲午戰爭埋下了一個巨大的伏筆。
日本在甲申政變中吃了虧，中國通過壬午兵變、甲申政變奪回了朝鮮事務主導權。此後十年，中國駐朝鮮商務代表為袁世凱，袁世凱的強勢一方面擴大了中國的影響力，另一方面讓朝鮮臣民中的反華勢力暗中發展，為後來的變局預留了契機。
1894年，朝鮮發生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很長時間無法平息。不得已，朝鮮政府請求中國政府給予援助，而日本獲悉這一消息後，格外積極鼓勵中國政府向朝鮮派兵。
中國政府沒有意識到日本的用意，或者説中國政府沒有惡意猜測日本人的目的。中國政府自認為只是在履行宗主國責任向朝鮮派兵平息動蕩，不料這個簡單的行動中了日本的奸計。
當中國軍隊抵達朝鮮時，日本參照十年前伊藤博文與李鴻章的約定，也向朝鮮派兵，而且規模巨大，持續不斷。中國方面發現苗頭不對，動議中日兩國同時撤兵。但是日本有備而來，根本不再理睬中國的動議。日本政府此時的目標就是要借這個機會大打出手，一舉驅除中國在朝鮮的勢力。
東學黨起義平息後，日本軍隊並沒有在朝鮮繼續留駐的理由。但是日本人此時節外生枝，向中國政府提議兩國攜手，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日本的目標就是不撤兵，他們很清楚中國政府不會答應這樣的要求，但他們可以借著這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欺騙國際社會，擺脫自己在國際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鮮內政”獲取國際社會的認同。
日本“中日兩國共改朝政”動議畢竟在道義上略高一籌。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擔心國際社會壓力，更不擔心中國政府。6月22日，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向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提交一份備忘錄，對中方拒絕“共改朝政”深表遺憾，表示日本不會因為中國的拒絕而放棄這項動議，在朝鮮內政改革完成前，更不會撤退駐紮在朝鮮的軍隊。這份外交照會後來被稱為“第一次對華絕交書”。中日兩國在朝鮮問題上各行其是，衝突幾率越來越高。
既然對華絕交了，日方當然不再顧及中方態度，日本開始向朝鮮大規模用兵，並著手單方面制定“朝鮮內政改革方案”。朝鮮事務主導權因這個細微變動漸漸向日本方面傾斜。
日本的挑釁激起中國內部相當不滿。一些力主向日本強硬的人不斷向朝廷施加壓力，請求強硬以對。6月25日，朝廷告訴李鴻章，口舌之爭無濟於事，日本大規模向朝鮮用兵，使半島形勢日趨惡化。究應如何處置，還望儘早拿出辦法。
根據指示，李鴻章有一詳細稟報。他仔細分析中日軍事實力，以為海上交鋒恐非勝算，陸地上的軍事行動，如果沒有大規模用兵的計劃也很難成功。即便大舉用兵可以扭轉局面，但李鴻章依然認為不應輕啟釁端。他詳細列舉北洋海軍裝備，強調堪備海戰的戰艦隻有八艘，其餘船艦隻能供運輸、練習而已。最近數年，部議停購船械，未能續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鐵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鋒北洋絕對處於劣勢，並無勝算。
至於陸路，李鴻章説，沿海各軍將領久經戰陣，器械精利，操演純熟。然合計不過兩萬人，分佈直隸、山東、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臺，兵力本不為厚。如果讓他們出境援朝抗倭，必須抽調大規模主力，而大規模主力一經抽調，則處處空虛，轉慮為敵所乘，有妨大局。
李鴻章建議從兩個方面準備：一、如果一定要在朝鮮問題上懲處日本，那麼就應該認真準備，假以時日，籌集足夠經費，添置必備裝備，大規模擴充軍力，戰則必勝，不打無把握之仗。二、建議朝廷還是謹慎考慮，不要輕啟邊釁，否則後患無窮。
避免衝突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內部，還是前線軍人，似乎都還死守傳統宗藩理論，依然將朝鮮想像為中國的藩國，以為日本對朝鮮的干預就是對大清的蔑視。他們不知道時移勢易，大清不再是過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過去的倭寇，朝鮮也不再是過去的藩國。然而他們保護藩國的呼籲非常誘人。7月12日，御史張仲炘等聯名上疏，從檢討中法戰爭失誤始，歸結為必須與日本在朝鮮一決勝負，因為朝鮮與東三省壤地相接，為我國家必爭之地，日本窺伺，俄國垂涎，英國虎視。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東北亞亂局勢必給“我大清”帶來無窮後患。
愛國主義、國家利益是最好的説辭，日本大規模用兵也給中國留下了這樣的機會。其實，日本本來就期待中國同樣向朝鮮用兵，只有這樣才能為日本找到軍事行動的正當理由。
日本大規模軍事行動嚴重刺激了中國。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鴻章改變原來思路，積極籌備，向朝鮮發兵。李鴻章根據指示，調整佈局，抽調精兵開赴朝鮮。
成歡驛之戰，清軍損失兩百多人，並不算多。但這一戰卻使清軍問題暴露無遺，失敗主義情緒此後一直在清軍中瀰漫。相反，日軍卻通過牛刀小試，贏得了先機，振奮了軍心
7月21日下午，滿載清軍和武器彈藥的“愛仁”號從天津大沽開行。第二天傍晚，“飛瓊”號出境。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號從大沽啟程。北洋海軍副將方伯謙率“濟遠”、“廣乙”、“威遠”三艦護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戰，襲擊“濟遠”、“廣乙”，悍然擊沉“高升”號運兵船，一千多名清軍官兵命喪大海。
“高升”號沉沒，標誌著甲午戰爭爆發。8月1日，中日兩國同時發佈宣戰詔書，相互指責。
中國已進入朝鮮境內的軍隊主要駐紮在牙山一帶，有兩千多人，指揮官為葉志超、聶士成。當他們發現牙山可能將成為日軍進攻對象時，突然感到牙山其實為“軍事絕地”，易攻難守，不宜久留。於是他們主動調整部署，由聶士成將主力撤至成歡驛。
對於清軍的行動，日軍密切跟蹤，悄然完成對成歡驛的包圍。28日拂曉，日軍突然發動進攻。經幾個小時激戰，日軍佔領成歡驛，聶士成率眾突圍，向平壤集結。
成歡驛之戰，清軍損失兩百多人，並不算多。但這一戰卻使清軍問題暴露無遺，失敗主義情緒此後一直在清軍中瀰漫。相反，日軍卻通過牛刀小試，贏得了先機，振奮了軍心。
進入9月，日軍分批進逼平壤，逐步完成對平壤的包圍，切斷清軍退路。9月12日，日軍分東西兩路向平壤發動大規模進攻，清軍將領馬玉崑、左寶貴、衛汝貴等率部奮力抵抗，戰鬥至15日，雙方互有死傷。
平壤戰役是甲午戰爭中近乎惟一的亮點，但終因日軍死死圍困，清軍有全軍覆滅之虞。平壤戰地最高統帥葉志超與諸軍統領商量，決定放棄平壤，保存實力。結果，兵潰如山倒，後撤的清軍猶如驚弓之鳥，一潰千里，聞風而逃，退守中國境內，整個朝鮮隨之成為日人囊中之物，甲午戰爭陸路部分就此結束。剩下的，就是海軍。
兩天后，9月17日上午十時，中日海軍艦隊在黃海大東溝水域狹路相逢。
十二時五十分，兩國艦隊相距差不多五千米時，日艦第一遊擊隊突然左轉，直奔北洋艦隊右翼。猶豫片刻，北洋旗艦“定遠”艦終於發出黃海海戰第一炮。三分鐘後，日本聯合艦隊“松島”號發炮還擊，旗艦“定遠”主桅中彈，信號索具被摧毀，整個北洋艦隊指揮系統在第一時間陷入癱瘓，海軍提督丁汝昌身負重傷，指揮系統徹底失靈，此後各戰艦基本上各自為戰，激戰五個小時，至下午五時許，“經遠”艦被擊沉，北洋主力損失殆盡，戰鬥結束。
是役，為甲午戰爭轉捩點。北洋海軍“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廣甲”五艘軍艦或被擊沉，或被擊毀。日本艦隊“松島”、“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五艦受重傷。清軍死傷千余，日軍死傷六百。此後，北洋戰艦退守旅順、威海，避戰保船，不再出戰，黃海制海權，以及中國門戶，均落入日軍手中。
此後，日軍乘勝追擊，大本營分兵南北兩路登陸作戰，試圖劍指北京，威逼清政府簽訂城下之盟。中國軍隊雖然也有頑強抵抗，但始終無法有效遏制日軍強勢進攻，轉敗為勝的希望越來越渺茫。1895年2月11日夜，被圍困在劉公島很長時間的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吞食鴉片自殺。劉步蟾、張文宣等將領也在此前後自盡身亡。
丁汝昌自殺後，美籍洋員浩威提議守島將士借用丁汝昌的名義投降。2月14日下午，雙方將領簽署投降書。17日，日軍開進威海港，清政府傾三十年國家財力營建的北洋海軍，一度號稱“亞洲第一”，甚至世界第六或第八，至此全軍覆沒，成為歷史陳跡。
山東半島淪陷，使京畿門戶洞開，日軍長驅直入進逼京師的危險大增，這是清廷建政中原兩百多年以來最擔心的事情。因而威海之戰是甲午戰爭巨大轉捩點，先前的清廷即便在朝鮮陸地、大東溝海戰連續失敗，但只要本土防線不被突破，日軍不大規模登陸作戰，京師不受戰爭影響，戰爭總能支撐下去。現在，京師門戶洞開，清廷終於在現實面前醒悟，終於知道李鴻章為什麼在戰前反覆告誡不要輕啟戰端的理由了。隨後，清政府的選擇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求和，最大限度減少損失。
自1895年算起，至1915年袁世凱“帝制自為”，在二十年時間裏中國走過了西方國家諸如法國差不多兩百年的歷史。這種欲速則不達的惶惑感、毀滅感、緊迫感，其實都來自甲午戰爭
一場甲午戰爭改變了中國歷史走向，讓之前三十多年中國的和平發展走向終結，也讓因“同光中興”而恢復的自信經這場戰爭的打擊而喪失殆盡。中國走向何處?又一次擺在了中國人的面前。此後，中國在維新、新政、革命、共和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變化越來越快。孫中山、嚴復、康有為、梁啟超、袁世凱、張謇等一大批政治新秀相繼出場，稍後的中國，由他們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歷史大劇，循序漸進的洋務新政就此終止，近代中國的政治激進主義漸漸成為思想主流，一浪高過一浪。自1895年算起，至1915年袁世凱“帝制自為”，在二十年時間裏中國走過了西方國家諸如法國差不多兩百年的歷史。這種欲速則不達的惶惑感、毀滅感、緊迫感，其實都來自甲午戰爭。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