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新：火紅的印跡 火紅的傳承

第一次接觸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空軍原副政委黃新中將，是在兩年前的一次文化活動中。黃新委員體格勻稱，溫文爾雅，與我想像的金戈鐵馬的將軍形象，不太一樣。於是悄悄地想：這一定是一位文化人。

後來，活動移師塞北苦寒之地的雨中，條件艱苦起來，工作人員有點擔心地問秘書：畢竟年過古稀了，是否需要特殊關照一下？秘書説，不用，首長上過戰場打過硬仗，這算什麼困難？於是暗暗地想：還真是一名武將軍！

再後來，去專程採訪，聽將軍講述了他坎坷而不平凡的往事：少年時父親被害、青年投筆從戎、壯年走上戰場……每一次刻骨銘心的背後，都是一次洗禮，更是一種昇華。

聽著，記著，記者心中充滿深深的震撼和敬佩。在黃新身上可以感受到，老一輩人的革命精神，依然在汩汩流淌。

父親以另外一種方式陪我成長

雖然已是年過七旬之人，依然保持每日寫作到晚上10點過後的習慣，黃新坦言，這樣的生活，他已經堅持了幾十年。其實自從青年時代攜筆從軍，他就一直筆耕不輟，各類軍事專著、回憶文章、詩詞歌賦、書法繪畫作品層出不窮，産品多、獲獎也多。特別是用手中的筆記錄父輩的革命足跡、回顧並思考自己所經歷的戰爭和部隊建設，這都是黃新願意盡心盡力去做的。“珍惜並記錄歷史，是對歷史最好的紀念。”而眼下正在創作的長篇，名曰《忠誠》，200余萬字的篇幅，就是這樣一本記敘紅色“歷史”書。黃新介紹，大概1/5的內容，寫的是他的父親黃祖炎烈士。

“我這個年齡了，天天‘爬格子’，很辛苦。但想想父親為黨為國家為人民無私忘我的奉獻精神，這不算什麼。”黃新的父親黃祖炎，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位被暗害的高級幹部。1951年3月13日，任山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的黃祖炎，在參加軍區文化座談會時，遭到反革命分子暗害犧牲。反“圍剿”沒有倒下，長征沒有倒下，抗戰沒有倒下，解放戰爭沒有倒下，作為革命的功臣，黃祖炎倒在新中國成立之後！這個消息震驚了全國，也引起中央以及毛澤東同志的極大震驚。毛澤東同志不僅一個月內連續三次作出批示，1952年，還親自到位於濟南的烈士墓前憑吊。

父親犧牲時，黃新只有7歲。7年的父子相處也是聚少離多。“印象中，父親一直忙於工作，我先是寄宿在軍區保育院，後來又在保育小學就讀，就算週末回家，也極少獲得父親的陪伴。記憶中，我睡覺時，父親在檯燈下工作，我醒來時，他依然在檯燈下工作。父親留給我的印象中，燈下的這個背影很深刻。”就算與父親相處，也是嚴格教育多於寵溺。黃新斷定，在父親心中，革命工作始終重於兒女私情。

黃新為記者講述了幾件令他難忘的小事：一個是小時候，他喜歡父親用的紅藍鉛筆，很想要一支，但被父親拒絕了，因為“這是公家的東西，只能爸爸工作用”。還有一次是小黃新非常喜歡商店裏的一個玩具，希望父親買給自己同樣被拒絕了。回家後，小黃新甩著腳哭鬧，一隻鞋子甩出去打翻了茶几上的杯子。父親嚴肅地批評他，保育院裏有玩具可以玩，怎能再浪費錢買新玩具？杯子是公家的，打碎了是要按價賠償的！更讓黃新刻骨銘心的是，他第一次乘坐父親的專車，居然是父親遇刺後，父親的警衛員來保育小學接他回家與父親永別！

時隔一個多甲子，已是古稀之年的黃新再講起這些往事，依然感動不已。“這是他們那一代共産黨人的本色，任何事情，都要以組織和集體的利益為重，公而忘私絕不是一句空話！”

如果説父親的嚴格要求在黃新的童年是一種被動的鞭策，那麼父親離世後，他真正體會到嚴於律己是一種傳承和責任，也是犧牲的父親以另外一種方式陪伴自己成長！

“上中小學時，每年清明節學校都會組織同學到濟南的英雄山為烈士掃墓。在父親墓前，老師總會為同學講述父親的事跡。現在想起來，每年的那一天，就是我成長最快的一天。”那時黃新心中最強烈的想法是：作為烈士子女，沒有理由不嚴格要求自己，沒有理由不努力學習報效父親為之流血犧牲的新中國。

所以，中學畢業已經接到曲阜師範學院中文系錄取通知書的黃新，毅然決然要參軍。而且，他放棄軍校、機關，直接去基層部隊從一名戰士做起。軍旅一生，黃新打過坑道，上過戰場，多次執行過急難險重任務。他堅定地走在與父親一樣充滿荊棘的紅色道路上，期間幾次遭遇危險，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漸漸從士兵成長為將軍。

在生活中，黃新養成了嚴格要求自己，嚴格要求後代的習慣。“我要求兒子，要知道歷史，不能忘了老本。更要節儉生活，珍惜生活。”黃新説，兒子成家時是2000年，那時年輕人婚禮大都很講究，婚紗照也是一種時髦。但在黃新的影響下，新婚夫婦既沒有辦婚禮，也沒有拍婚紗照。領了結婚證的小兩口和雙方家長只是在黃新家裏吃了一頓團圓飯。“連一件新傢具都沒有買，只是貼了喜字。希望兒媳婦不會怪我。”黃新呵呵笑著。

在黃新的家裏，記者感慨這部隊幹休所接近北京西山，環境幽靜，是個好地方。黃新笑著説起，當年這裡還很荒涼，旁邊有房地産商蓋房子，房價也不算貴，自己應該幫兒子在附近買一套房子，便於相互照顧。

“為什麼沒買呢？”記者貿然發問。

黃新有些不好意思：“沒錢啊！”

這讓記者想到了黃新小時候沒有從父親手中討要成功的那支紅藍鉛筆，以及他曾為革命老區希望小學捐出的20萬元稿費。

黃新的一篇文章中，曾經有這樣一段話：“父親走了，而且走得那麼突然，那麼匆忙，甚至沒有留下一句話。但我相信，他的英靈還在，他的英名永存，他所未了的心願、未完的事業，自有後來人去做。因為，倒下的是父親，站起來的是我們，是千千萬萬個像父親一樣的共産黨人。我們也只有前仆後繼、繼往開來，將革命進行到底，讓事業興旺發達，才無愧於先烈，無愧於我們偉大的黨。”

母親堅定的信念影響我一生

黃新在介紹客廳一側的一個房間時，不失柔情地説：“那是我老母親的房間，今年她已經101歲了！”

黃新的母親周澤是一位新四軍老戰士，青年時代曾就讀金陵大學（現南京大學）外語系，日本侵佔南京前，她毅然放棄學業投身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先是任戰地記者，1940年8月加入中國共産黨，1941年2月加入新四軍。自此便是革命的一生。

2015年“七一”時，為了慶祝黨的生日以及自己的百歲壽辰，老人家專門用工資交了一筆特殊黨費，希望能為黨再盡點心、做點事兒，並寫詩《百年心願》抒懷：

耄耋憶歲月，醒來更戀晨。

昔日戰兇頑，只唯主義真。

今圓中國夢，更靠黨指引。

任重征程遠，老嫗已黃昏。

捧上薪一把，略表寸草心。

如詩中所言，老人家是一位對共産主義有堅定信念、對黨和國家抱有深厚感情的老戰士。

黃祖炎烈士犧牲時，周澤年僅35歲。帶著五個尚未成年的兒女，母親不僅沒有向組織伸過手，而且更加嚴格要求自己。

上世紀50年代中期，部隊開始精兵簡政，女同志基本都要轉業到地方工作。考慮到周澤的家庭實際情況，組織決定讓周澤繼續留在部隊工作。在她看來，接受組織的特殊照顧不符合黨性原則，她毅然寫報告主動要求轉業。得到批准後，她被分配到山東省委組織部高教部工作，行政級別為15級。

讓當年的黃新不理解的是，按規定保留部隊原工資待遇的母親，因為工資比部長高，居然打報告請求組織降薪！她要求與地方同志同工同酬。這一次，組織沒有批准，因為這是國家給予她的轉業幹部待遇。沒想到，執著的周澤連續三次追加申請，終於如願把每月工資從160元左右降到80多元。

每月減少一半的收入，對於當時的一個多子女單親家庭來説，意味著什麼？特別是在上世紀6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雖然周澤總是悄悄省下自己的食物給兒女，但衣食不保的情況下，黃新兄弟姐妹個個都營養不良、輕度浮腫。面對長子黃新的不理解，母親這樣解釋：“那麼多先烈為革命獻出了生命，想想他們，我們作為倖存者已經很好了，應該知足了。”在以後漫長的歲月中，黃新逐漸明白，母親想靠自己努力，多做一些對黨的事業有益的事。無論多麼困難，她從內心熱愛黨，對黨的忠誠始終如一。

“還有一件事兒，我很久難以釋懷。”黃新回憶説，1960年初，有關部門決定要將另外兩位烈士的骨灰安葬在英雄山，周澤聽後覺得是件好事。但她沒想到的是，組織要將黃祖炎的墓地從山頂下遷，與其他兩位烈士列為一排。

“中國傳統的風俗中，死者為上，入土為安，遷墳是一件常人不能接受的事情。況且，許世友將軍帶領大家親自把父親葬在這裡，毛澤東同志曾在父親的墓前祭掃，如今要把父親的靈柩挖出來遷移，他怎麼安息？我們親人如何安心？”讓當時已是初中生的黃新不能理解的是，當有關部門前來做工作時，母親當即回復：服從組織決定！

為此事，黃新一度對母親的“軟弱”不滿，但母親告訴他：“我們寧可違背世俗也不能違背組織意願，個人服從組織這是原則，你父親會理解的。”

“這就是母親的黨性。”父親早逝，黃新受母親的影響更為深刻、直接，母親以身作則地教他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共産黨員。

説起母親百歲時交特殊黨費的事，黃新很是自豪，而在他這麼多年的黨員生涯中，也多次交過特殊黨費，為抗震救災、為“春蕾計劃”的女童教育……他還曾拿出20萬元的稿費，在父親出生和戰鬥過的贛南南康捐建了一所祖炎希望小學，後來又捐建了電教室、文體用品，並設立了祖炎獎學金。黃新還曾協調將一架退役的軍用飛機捐給老區，置放在公園，作為愛國主義教育項目供市民參觀；也曾聯合一位企業家，為老區捐贈價值50萬元的醫藥用品……

當記者問起這些事，黃新連連擺手。他説，作為紅軍的後代，作為戎馬一生的軍人，為革命老區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這是應該的，他不願意宣揚。母親早就教育他，真正的共産黨人，就應該對黨和人民的事業無限忠誠，勇於奉獻、無私忘我，個人的榮譽和名聲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曾經問過母親，為何父親沒有烈士證書。母親説，父親犧牲時大家都很悲痛，事情也多，沒來得及辦，後來她轉業到地方工作，不願意給組織添麻煩。擔心我不能理解，母親又説，你們的爺爺和幾個叔叔都是為革命犧牲的，他們都沒有烈士證，而且老區無數的革命先烈也沒有烈士證。”

這就是母親，一個真正的共産黨人。

岳父送我上戰場

黃新有一位烈士父親，還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將軍岳父。他就是開國上將楊得志。

楊得志將軍是真正戰鬥的一生，他從1928年參加湘南起義並加入中國共産黨，先後參加過反“圍剿”、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以及對越自衛反擊戰，幾乎經歷了我黨我軍所有的重大戰事，也指揮過強渡大渡河、上甘嶺等著名戰役。娶了這樣一位百戰不撓的將軍的女兒，作為軍人的黃新，既是幸運，也是“不幸”。那就是，戰爭面前，他必須衝鋒在前。沒想到，這任務來得很快。

1985年元旦，黃新記得很清楚，一個來之不易的探親假讓他從山東的部隊回京和老人、妻兒團圓，考慮到還有戰友沒能休假，他決定提前歸隊。走時已是深夜11點多，他和送行的妻子悄悄拎著行李下樓，猛然看見岳父魁梧的身影在門口踱著步，一看就是在等著送他。窗外是白雪飄飄的銀色世界，屋裏是岳父身上散發出的暖暖父愛，這個畫面，深深刻在黃新腦海中。出門前，老人家使勁握了握他的手，眼裏滿是慈祥和希望，還若有所思地説了一句：“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其實，這一天岳父有些反常。下午，就曾向他詢問所服役部隊的新老兵補退情況、戰備情況等。晚飯時，又拿出一瓶茅臺酒，喊他一起喝兩杯。邀請這個不勝酒力的女婿喝酒，這是比較少有的事情。小酌中，岳父詢問了他的身體情況，是否每年按時體檢等，這位叱吒疆場的傳奇將軍，也如世人一樣，疼愛兒女、不捨分離。

當時楊得志將軍身兼三職：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秘書長，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新説，和愛人結婚快20年了，很少看到岳父在家裏與子女們談工作上的事。“岳父突然對我們軍的情況問得這樣詳細，讓我有些詫異。”

果真，春節後不久，軍機關就傳出部隊要開赴前線的消息。“有的同志向我打聽此事。在他們看來，我是總長的女婿，會知道更多的消息。”事後黃新才得知，在他元旦離京前夕，楊得志就已經圈定他所在的67軍赴滇參加輪戰。有時黃新也想，岳父在圈定參戰部隊的時候是否想過，一旦女婿犧牲在戰場，他的女兒將怎樣度過後半生？剛剛上小學的外孫又該怎麼辦？“其實答案十分明瞭。岳父戎馬一生，百戰浴血，深知戰爭的悲壯與慘烈，有戰鬥就會有犧牲。我愛人是他長女，我兒子又是他第三代唯一的男孩，也是在他跟前長大的，他內心深處能不思量、能不考慮嗎？”但黃新理解，老人家心中更重要的一定是國家利益，是戰爭的全局和部隊的士氣。“或許岳父心裏在想，既然人家的子女能上前線，我的子女為什麼不能上前線？千萬將士為保衛邊疆衝鋒陷陣，我的子女更應帶頭赴湯蹈火！”

就這樣，經楊得志親手圈定，從1979年起，他的3個女婿先後奔赴保衛南疆的戰場，恪盡軍人職責。老將軍也早已用自身為全軍將士做了榜樣———身為戰役的最高指揮，他以70多歲的高齡親自爬上戰火中的20余座山頭勘察地形，制定作戰方案。

黃新説，自己在戰火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錘鍊，幾次與死亡擦肩而過。有一次是在老山腳下，正在等待與戰友匯合的黃新發現，自己的吉普車停在山崖口，有危險。於是向前開出幾十米。就在這時，一顆炮彈落在原停車處不遠處，一名戰友不幸犧牲。另外一次，他剛剛通過自己的炮兵陣地，敵方就對我方進行炮擊，一名副連長不幸中彈身亡。還有一次，他駕車行駛在山間，對方的炮彈落在車的前後左右，回去看，吉普車的車漆已經被炮彈碎片擊得斑駁不堪……每一次，都有戰友受傷、犧牲，黃新都是僥倖脫險。這就是戰爭，殘酷而現實。常規來説，每個軍在戰場上駐防一年，但是他們打了一年半。期間，黃新很少寫信回家，“説危險他們擔心，説安全他們也不信”，他選擇一個溫婉的方式報平安———把部隊發給前線將士的慰問品寄回家，“讓他們感覺我過得挺好”。

後來，黃新聽説，在他們軍攻打211高地最艱難的那一段時間，楊得志在整個戰區作戰地圖旁，懸挂了一幅211高地的作戰地圖，他內心深處的擔憂可見一斑。“想著岳父送我上戰場的往事，常常讓我想起毛澤東同志帶頭把自己的兒子毛岸英送上朝鮮戰場的事跡，這就是老一輩革命家的博大胸懷和高尚情操，他們心中只有國家和人民，這是我們橫掃千軍、勇往直前的巨大精神力量。新的時代，這種精神也應該代代相傳、發揚光大！”

做一名不辱使命的共産黨人

父輩的浴血奮戰，自己的戰場親歷，都讓戎馬一生的黃新對這支軍隊充滿了高度責任感。無論在哪個崗位，無論是在職還是榮休之後，他一刻也沒有停止思索。

在對越自衛反擊戰結束後，黃新創作了長篇報告文學《血染的豐碑———一位指揮員塵封二十年的報告》一書，近百萬字的作品，謳歌了戰士的英勇，也沉澱了自己的思索。

後來，他在國防大學就職，開始從戰略高度關注國家安全和部隊建設。“我們現在遇到的挑戰是空前的，傳統安全中包括領土、領海、領空，海洋權益；非傳統安全中包括經濟、政治、資訊、能源、金融、文化、社會公共安全，這些方面都面臨巨大的挑戰。”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在職研究生班畢業時，黃新撰寫的論文《論新軍事革命與戰略對策》受到導師的高度認可，在導師建議下，他又將這篇5萬字的軍事論文擴展成一本書，一本有現實意義的軍事專著。

2003年首次出版後，各方求書不斷，黃新將此書先後五次再版。此書榮獲國家圖書獎，與《安危之道》一同被確定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軍事學重點科研項目。而他撰寫的論文《關於對新時期空軍戰略思考》《論空軍人才發展戰略》獲空軍軍事理論研究成果一等獎。這些年來，他筆耕不輟，在國內外報紙雜誌發表了百餘萬字的學術理論文章，為部隊建設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

黃新曾是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每年兩會，他都會重新梳理自己的積累，為國防建設建言獻策。非兩會期間，遇有考察調研，只要時間允許，黃新一定積極報名參加，走邊防、看海疆，發現和搜尋問題，提出建議查漏補缺。

就在記者採訪時，黃新還語重心長地提到，希望部隊人才的培養，要逐漸由“重點培養、重點選拔”向“普遍培養、重點選拔”過渡，這樣有利於更多人才脫穎而出，為部隊的建設服務。殷殷話語，語重心長。

在黃新看來，這既是自己對所熱愛的國家、人民和軍隊的拳拳之心，更是對父輩們當年前仆後繼、無私奉獻精神的血脈延續。他還希望自己和百歲的母親一樣，做一個真正的共産黨人，做一個無愧於國家和人民的人。

黃新簡介

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空軍中將軍銜，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原副政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