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在絞刑臺上高呼：“為主義而犧牲！”言語間，是舍生取義的大義凜然，更是迎接革命勝利的自信從容。
“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在中國共産黨95年的探索與奮鬥中，正是因為有千千萬萬個像李大釗一樣的自信、堅強、無畏的真理殉道者、主義踐行者，才讓中國在百年的跌宕前行中走出苦難、實現新生、走向復興，才最終實現毛澤東所指出的：“這是一個絕大的變化，這是自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以來無可比擬的大變化。”
未來，在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的新征程上，我們黨還將面臨許許多多的困難和挑戰，更加需要樹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聽，那個一貫自信的聲音正向未來告白：“我們的事業並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
世界盛名的“中國通”眼中的共産黨
自信自強成就歷史偉業
70年代，費正清訪華期間在北京大學演講。
他被稱為“頭號中國通”；他在1946年成功預測共産黨將戰勝國民黨；他有一句名言：“共産主義不適於美國，但卻適於中國。”他主編的“康橋中國史”系列叢書在中國如雷貫耳；他是“美國漢學界的太上皇”，美國現在的“中國通”基本上都是他的“徒子徒孫”——包括被譽為“漢學三傑”之一的孔飛力；冷戰時期，美國《生活》雜誌罵他是“中共的長期的辯護士”；1972年尼克松訪華，把他的《美國與中國》作為了解中國最重要的參考書之一……
他，就是費正清，生於1907年，逝于1991年，幾乎完整經歷波瀾壯闊的20世紀。
與中國的不解之緣
尹戎生的油畫《奪取全國勝利——毛主席和老帥們在一起》，描繪了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主席正在向解放軍將帥講述奪取全國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場景，與會者臉上都洋溢著自信的微笑。認準自己的目標和道路並堅定走下去，就一定會迎來勝利——這是此幅油畫給予我們的啟迪。
一個美國人，一生5次來華，身份卻各不相同的，恐怕也只有費正清了。
1929年，費正清從哈佛大學畢業後，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求學，繼續攻讀外交博士學位，並選擇19世紀中英關係作為論文課題。這一選擇，開啟了他與中國的緣分之旅。
當時，研究中英關係是冷門，在為數不多的研究者中，還存在一個重大缺陷——未蒐集利用相關中文史料。費正清決定突破這個瓶頸，填補這一空白。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要從零開始學會中文，還要千里迢迢前往中國蒐集資料，最重要的是，還需要錢。巧的是，費正清獲得了羅德茲獎學金（世界首富、英國人羅德茲于1902年創設，專供外國精英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攻讀碩士或博士學位）。
1931年，25歲的費正清以研究生的身份啟程前往中國，這一天剛好是耶誕節。4年間，他結識了不少有頭有臉的中國知識分子。巧的是，1932年初他剛踏上中國的土地，就在上海恰遇“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第19路軍與日本海軍陸戰隊在閘北鏖戰；1936年他離開中國的時候，日本正在醞釀全面侵華，不久就製造了“盧溝橋事變”。離開中國時，費正清感到自己就像一隻老鼠，倉皇逃離正在下沉的船。
回國後，費正清在母校哈佛大學歷史系任教，教授東亞史。如果不是世事大變，他也許不會再到中國，一輩子就是個大學教師。但是，二戰爆發改變了他的人生。5年後的1941年8月，還是大學講師級別的費正清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美國國務院下屬的情報協調處遠東組（1942年6月改為美國戰略情報局，轉隸參謀長聯席會議）報到。原來，美國隱隱感到日本威脅逼近，需要借助學術界的力量加強情報工作，於是從大學和研究機構徵召熟悉東亞情況的人，費正清就在名單上。這一工作變動，為他隨後赴華埋下了伏筆。
美國人的預感變成了事實。費正清從教員變成情報員僅僅4個月，珍珠港事件爆發。不過，美國把主要戰略對手定位為德國人，並未選擇立即報復日本，而是設法讓中國拖住日本。為此，美國需要加強與中國的聯繫，華盛頓各機構都感覺有必要在中國重慶設立派出機構，情報口也不例外。在這一大背景下，1942年9月，費正清作為單位駐中國代表，第二次來到中國。他的公開身份，是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對華關係處文官、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這一次，他在中國待了1年多，不僅更進一步了解了中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他對中國政治的態度，注意到了共産黨的力量不可小覷。
1945年10月，費正清以美國新聞處駐華總辦事處主任的身份第三次來華。不過，他待的時間不長，一年不到便又返回母校任教。再後來，他創辦了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如今赫赫有名的費正清研究中心），成為整個西方研究中國最權威的學術重鎮。
費正清第四次赴華，則要等到25年之後了。1972年2月尼克松訪問中國破冰後，周恩來邀請美國有關機構訪華。費正清非常想念中國的老朋友，於是率歷史專家團訪華，開啟了第四次中國之行。物是人非，一些舊人的故去（如梁思成夫婦）讓他有些傷感，而且中國尚處的特殊環境也讓他有些壓抑。但他仍然看到：“一個勤奮工作的民族在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正在建設一個新生的國家。”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個小廳裏，周恩來專門接見了費正清一行，而且會談時間長達11個小時，被費正清認為是“來中國旅行的高潮。”
7年後的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同年8月，美國副總統蒙代爾訪華，邀請費正清隨行。此時，中國的政治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費正清也想看看中國的新面貌新氣象，於是第五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到北京、西安和廣州進行了10天的訪問。當時，鄧小平正大刀闊斧地撥亂反正。見此，費正清感到很欣慰，覺得中國又有了希望。
與中共領導人的交往
1972年，費正清夫婦與周恩來和喬冠華在北京合影。
費正清前3次在華期間，主要和國民黨打交道，雖然與共産黨的接觸不多，卻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費正清接觸最多的中共領導人是周恩來。第二次來華期間，他開始了與周恩來的交往，當時，周恩來是中共南方局書記。費正清結識周恩來的過程有些曲折：先是通過自己在哈佛的學生、《時代》週刊著名記者白修德牽線搭橋，認識《大公報》女記者楊剛，又通過楊剛認識周恩來的新聞發言人、英語超級棒的龔澎，然後又通過龔澎才認識了周恩來。
費正清見過不少中國人，可以説閱人無數，練就了識人的本領。他這樣回顧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與周恩來的第一次見面：“周恩來作為領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在初次見面時就打動了我。在我面前出現的是一位長著濃眉而英姿勃發的代表民眾的政治家。他具有十分罕見的才智和天賦以及當機立斷的才能。”他還仔細觀察了周公館，發現臭蟲或許會從頂棚上掉下來，甚至雨水會打濕床舖，但“虔誠的信仰依然如故，使人感到它能將這個沉睡的國家喚醒。”
費正清第二次見到周恩來，是抗戰勝利初期。由於重慶談判比較順利，周恩來打算設宴感謝居間協調的美國人，費正清從中推動出過力，自然在受邀之列。1946年1月上旬，答謝宴安排在當地的勝利酒店，擺了兩桌。費正清的回憶現場感十足：“周恩來坐在一桌上，八路軍總參謀長葉劍英將軍坐在另一桌。他們兩人精力充沛，神采煥發。周恩來帶頭唱歌，我們大家隨即跟著合唱，葉劍英用筷子敲打著桌子和玻璃杯來打拍子。他們唱的是延安的歌曲。”共産黨人唱完，輪到美國人唱，他們也想找一首“雄壯而生氣勃勃”的歌，卻發現美國當時的流行歌曲總是甜滋滋、軟綿綿或者充滿感傷，最後只得選擇南北戰爭時期的一首歌。顯然，費正清看到的周恩來，其實代表了充滿自信的共産黨。26年後，當費正清應邀來華與周恩來見面時，兩人敘舊，對此事都記憶猶新。周恩來還笑言：“我想我不會唱得太多吧！”
費正清最後一次見到周恩來，已經是26年之後。1972年，費正清受周恩來邀請，率一批歷史學家代表團訪問中國。他這樣描述近距離觀察到的周恩來：“一雙威嚴的光芒四射的眼睛”“他那樂觀愉快的外表遮蓋了久經磨練的堅強如剛的性格。”
費正清接觸的第二位中共領導人是一名高級將領——聶榮臻。費正清幾度來華，但基本在國統區活動，惟一一次進入“紅區”是1946年。這年6月4日，費正清以美國新聞處駐華總辦事處主任的身份，從北平乘飛機抵達張家口，在那裏待了一週。他見到了晉察冀中央局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並作了演講。他對張家口的印像是：“中共幹部中，最活躍的成員是美國主辦的中國名牌大學的學生”，他們“正利用其受到的現代教育，為改造中國人民的生活而努力”“永遠是真摯地努力於他們同胞的福利與復興的。”正是這次對解放區進行訪問之後一個月，費正清作出了著名的預測——共産黨將戰勝並取代國民黨。其實，費正清還想去延安看看，但“始終無法憑空想出奔赴延安遊覽的適當理由”。
費正清接觸的第三位中共領導人，是鄧小平。1979年初，鄧小平訪問美國，費正清受邀出席總統卡特在白宮舉行的國宴作陪。而且，他被安排在主桌，與卡特和鄧小平一桌。30年來，費正清一直呼籲中美關係正常化，現在終於實現了。他感到十分欣慰，能出席這個晚宴也特別榮幸，在回憶錄中寫道：“多大的榮譽啊！”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即使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那樣嚴峻的考驗，中國領導人和中國人民對自己的發展道路依然充滿了自信。
有趣的是，費正清為了與鄧小平有共同話題，特地打電話向哈佛的中國學者詢問“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中文原文是什麼。吃飯時聊天，費正清與鄧小平問起對方年齡。當費正清得知鄧小平比自己大兩歲（74歲）時，感嘆道：“你還有頭髮，我卻沒有了。”鄧小平幽默地回應：“顯然，你用腦過度了。”
預測中共獲勝的理由
抗戰期間美國支援中國的海報。
費正清與中共接觸不算多。然而，恰恰是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使他能夠擺脫感情的干擾，理性而客觀地觀察中國的現狀，判斷中國的前途，預測中共的未來。
30年代首次來華的4年間，費正清“從來沒有對馬克思主義寄予厚望”，也並不看好共産黨。1934年10月，他寫信給史沫特萊，明確表示共産黨沒有未來。信中寫道：“我不相信共産主義會對這個國家有幫助，因為，這裡沒有人能夠實踐共産主義，共産黨人也不行。”
差不多10年過去了，費正清對中共的看法，沒有多大改變。1942年10月，費正清到了重慶，對局勢作出如下預測：“共産黨很可能為國民黨所摧毀。”但他又認為，美國與國共兩黨都應該交往，而不是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裏。他在一份題為《中國的政策》的備忘錄中寫道：“從長遠觀點看，選擇一方是不明智的，因為這樣它只會産生唯一的結果，那就是促使共産黨人完全投入俄國的懷抱。”
1943年下半年，在抗戰中的中國待了1年後的費正清，對國共兩黨的看法開始發生變化。在8月的筆記中，他寫道：“現存政權已無多大希望，因為它無法在感情上信賴人民大眾”“1943年，我看到國民黨的統治氣數已盡，民心全失。”
對國民黨不斷失望的同時，費正清對共産黨也逐漸扭轉了成見。以前，他認為中共不過是蘇聯和共産國際在中國開的“分公司”，甚至是傀儡。現在，他發現事情並不是這樣，中共有相當的獨立性，是中國國內形勢催生的，不是一定要靠“母體”才能活下來。費正清認為，中國革命是“內生的”，中共根深蒂固，“絕不是CC係和戴笠的軍統特務的高壓政治所能撲滅的”。
等到費正清在抗戰勝利後第三次來華，經過一段時間的了解和觀察，他對共産黨有了更新的認識。1946年9月，費正清在美國著名的《大西洋月刊》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們在中國的機會》的文章。他指出，中共的立黨之基是“著眼于農民渴望改善經濟狀況的基本要求，著眼于千百萬人處於苦難之中的緊急狀況”，而且，每名黨員都把“為群眾服務和忠於黨”作為自己的信條，沒有自己的私心雜念，這種“大公無私的美德使中共領導人具有指導政府的信心，而共産黨政權得到民眾的默認。”因此，他認為不管美國“給蔣介石多少飛機和坦克，都無法把共産主義從中國政治舞臺上抹掉”，並建議美國放棄對蔣介石的支援，與共産黨達成諒解，否則美國“會被一場群眾運動逐出亞洲”。
但在內心深處，費正清和絕大多數美國人一樣，並不支援中共，而只是希望中共作為反對黨，對國民黨進行制衡。但他依然得出結論：“（國民黨）必將失去政權。”費正清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來自中國心臟的挑戰》的文章。文章寫道：“共産黨人以史為鑒，與農民保持了緊密的聯繫。這個黨深入鄉村，發動群眾。這是國民黨和日軍難以想像的。”因此，他認為：“在蔣介石和毛澤東之間，中國最終可能選擇後者，儘管我們支援的是前者。”
台灣學者余英時與費正清在哈佛大學共事20多年，對費正清非常了解，他指出：“費正清自1943年以後便深信中共體現了多數中國人的集體意志。”美國與中國的國情和政體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一個政黨要幹下去，必須得到老百姓支援。在美國，民眾用“手”投票；然而在中國，老百姓用“腳”投票，他們選擇跟共産黨走。
費正清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作出上述預測，不料卻為自己帶來一堆麻煩。國民黨政權自己不爭氣敗退台灣，居然把氣撒到費正清頭上。台灣當局竟向美國情報口謊稱，説有人在共産黨的花名冊上看到過費正清的名字。美國採取了“寧可信其有”的態度，限制費正清出境，並指責他出賣盟友，同情共産黨，幫助散播共産主義和蘇聯的影響。
其實，美國誤解費正清了。他們似乎忘記了，費正清是美國人，他所有的建議都站在一個始終不變的立場上——維護美國利益。
從1966年起，費正清就在探討美中關係的前景，尋找改善兩國關係的突破口。一次偶然的機會，費正清跟後來成為國務卿的基辛格博士在飛機上邂逅。費正清向基辛格介紹中國傳統的“朝貢”制度，並很藝術地向基辛格暗示，美國總統應主動向毛澤東示好。費正清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繞著彎説，毛澤東是能夠接見任何外國元首訪華的，儘管他自己幾乎不出國訪問，但美國總統卻能輕而易舉地出訪世界各地。”尼克松訪華後，基辛格與費正清再聚，特別談到兩人過去的那次談話。基辛格表示：“那次談話改變了歷史。”
回望中國歷史，費正清曾這樣讚嘆：“歷史上沒有其他集團能夠將億萬中國人民團結成一個政治單位；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團結，是現代人類最偉大的成就之一”，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唯有中國共産黨！(許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