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初以來，對於“中國社保費率過高”的討論一直在輿論場升溫。這也引起了全國政協委員、新東方教育集團董事長俞敏洪的注意。
新京報記者獲悉，俞敏洪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提交了一份名為《關於對我國現行社保政策進行適度調整的建議》的提案。在這份提案中，俞敏洪表示，我國現行社保制度中企業和個人的社保費率過高，繳費基準過高，計算方法不科學。他建議，降低企業和個人的社保費率，尤其是佔“大頭”的養老保險費率，“養老保險費率應儘快適度降低”。
“高費基加高費率使小微企業難承受”
今年2月25日，國務院確定將失業保險費率由失業保險條例規定的3%統一降至2%，這為降低社保費率的改革打響了“第一槍”。
俞敏洪在提案中寫到，此舉每年將減輕企業和員工負擔400多億元，但由於我國社保繳費比率合計超過41%，僅1%的降幅對大多數企業和員工而言，減負作用甚微。
俞敏洪援引人民網的一項調查稱，認為我國社保繳費率“過高”和“較高”的網友達到了79.38%。
提案指出，目前，“五險一金”中“五險”部分的社保費率企業為29.8%，個人分擔繳費合計近工資的41%。如果再加上公積金，這個比例將超過60%。
同時，提案指出我國目前社保繳費基準過高，且繳費基準各地每年10%以上的剛性增長，超過了大多數企業盈利增長的速度，“高費基加高費率，使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感到負擔沉重，難以承受。”
俞敏洪在提案中建議降低企業和個人的社保費率，尤其是佔“大頭”的養老保險費率應儘快適度降低，防止繳費標準過高導致“殺雞取卵”現象的發生。同時，他呼籲採用科學的計算方法，以確保社保繳費基準的準確性，“設定與經濟發展值相匹配並略低於經濟總體發展水準的社保繳費基準，讓企業和個人能夠較為輕鬆地繳納。”
“應加大政府財政對社保基金的補貼力度”
俞敏洪還在提案中建議：“尤其應儘快加大政府財政對社保基金的補貼力度，規定每年從財政收入中抽取固定的比例，轉移到社保基金中來，改變長期以來由企業和個人為主體繳納社會保險費的方式。”
名詞解釋
社會保險費率
是指單位和個人繳納的社會保險費佔繳費工資的比例。我國城鎮職工法定社會保險為5項，即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前3項由企業和職工共同繳費，後兩項只由企業繳費。
追問1
中國的社保費率為什麼高？
數據顯示，在與125個國家的社保費率對比分析後，只有11個國家的社保費率超過40%。
目前，在我國5項社會保險費率中，養老保險費率偏高。人社部有關負責人曾表示，其他4項之和在12%左右，處中等偏上水準。因此，社保費率偏高的主要原因是養老保險的費率偏高。而這一現象的造成，是源於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
據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楊立雄介紹，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進行國企改革，一部分人下崗，也有人提前退休。所以社保制度的模式由“先收先付”改變為“統賬結合”，這就意味著開始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部分積累制度模式，即在確保當期支付的基礎上，再為未來積累一部分資金。據此確定的費率，自然比只保證當期發放要高一些。
另一原因是“轉軌成本”。上世紀70年代之前，我國實行單位保障的養老制度。而在90年代的改革以後，已退休的“老人”等沒有積累或積累較少，其“視同繳費”期間的待遇，需要通過現在的單位和在職職工繳費來彌補，推高了現行的養老保險費率。
此外，人社部相關負責人此前表示，造成社保費率較高的另一個原因是“人口結構”，為應對老齡化高峰的挑戰，持續確保基本養老金的按時足額發放，需要維持一定的養老保險費率。
追問2
降低社保費率切入點在哪？
學界認為，降低社保費率，主要是降低養老保險的費率。楊立雄解釋，其他幾項保險的費率降低的空間並不大。
根據現行養老保險制度，企業按工資總額的20%（少數地區達到22%）繳納養老保險費，個人按工資額的8％繳納養老保險費。楊立雄曾對比過167個國家的養老保險繳費率，發現個人繳費率的平均值為5.7%，中位值為5%；企業繳費率的平均值為9.6%，中位值為7.9%；總繳費率的平均值為15.3%，中位值為12.8%。
他發現，我國養老保險的繳費率均明顯偏高，其中企業繳費率排在第17位，總繳費率排在第15位。因此，他認為中國社保費率結構不合理的原因是養老保險比重太高，而社保費率的降低空間是很大的。
楊立雄認為，中國養老保險的高繳費率不僅壓縮了其他社會保險的繳費空間，還抑制了企業年金和補充養老保險的建立，從而無法建立起一個多支柱的養老金體系，“因此降低繳費率成為下一步改革的關注焦點。”
追問3
未來的改革方向是什麼？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央明確提出了要適時適當地降低社會保險費率，指明瞭未來的改革方向。那麼，養老保險費率改革推進中的障礙是什麼？楊立雄認為，政府需要考慮社保基金的收支平衡，如果虧空大，政府財政可能要出很多錢來補這個窟窿。
“沉睡的社保基金”一詞多被媒體用來形容我國的社保基金現狀，外界普遍認為中國的社保基金的投資大多存在銀行賬戶之中，收益很低。楊立雄説，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發達國家有個詞叫“養老金資本主義”，這是因為養老金已經超過佔GDP的100%，投資收益多來自海外市場。
他認為，另一個需要直面的問題是社保基金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很多地方的社保基金都是一個天文數字，往往政府部門的幾個人就能決定存在哪個銀行。如果缺少監管，就可能出現利益輸送和權力尋租。”多地都沒有公開基金用在哪和存在哪，而這方面的改革則牽涉到政治體制，不僅是經濟的問題。
此外，楊立雄與俞敏洪都看到了建立“企業年金”的重要性。楊立雄認為，建立企業年金是未來養老保險的改革方向，而這則意味著政府提高對企業的稅收優惠，只有稅收和基本養老保險的費率降下，才能使得企業年金有大的發展。楊立雄表示，當務之急政府應該從“降低費率”和“提高管理效率”兩方面入手，具體操作上不能讓徵繳的人員有尋租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