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發現，目前全國一年公款吃喝的開銷達到3000億元。如此龐大的公款吃喝數額加重了政府財政負擔，擠佔了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醫療和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世界其他國家行政管理費用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重大多低於10%。如日本是2.38%、英國是4.19%、南韓是5.06%、法國是6.5%、加拿大是7.1%、美國是9.9%。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包括一般公共服務、外交和公共安全支出）改革開放之初僅佔財政支出的5%左右，2009年攀升到18.6%。與此同時，我國教育、科技、文體與傳媒、社保和就業、保障性住房、醫療衛生、環境保護支出分別只財政總支出的13.7%、3.60%、1.83%、9.97%、0.95%、5.23%和2.53%，用於上述民生支出比重不足38%。而同年美國聯邦、州和地方三級政府財政6.5萬億美元，用於醫療保健17%；教育保障16%；養老保障15%；社會福利11%，用於上述民生支出高達60%。
不論是橫向比，還是縱向看，我國的公款吃喝問題都可謂令人觸目驚心。參政黨成員心中沉甸甸的責任感，為國家發展、社會進步和民生改善做貢獻的歷史使命感，驅使馮培恩為破解這一頑疾思考辦法、尋找對策、提出措施。
他們深入政府部門、國有企業聽取情況介紹，召開不同層次、不同部門公務人員和專家學者座談會，收集相關資訊、了解意見反映、碰撞思想觀點、啟迪思路智慧。與此同時，充分借鑒世界其他國家在制度建設和體外監督方面的成功經驗，結合中國國情為我所用。如此再經過十幾遍的反覆修改、推敲、核對、評估和提煉，形成提案稿。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九三學社中央主席韓啟德主持召開九三學社中央主席會議進行專題研究，認為該提案問題切中時弊、數據資料翔實、分析説理透徹、建議切實可行，決定以九三學社中央名義（馮培恩領銜）提交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
該提案為破解公款吃喝提出了6項建議。一是制定嚴格的公務接待制度，規定公款招待的範圍、規格、審批和報銷程式等。要求在接待前一週填寫全國統一的申請單，並經本單位黨、政、工領導共簽認可；餐飲業開具統一的公款招待稅務發票，詳細寫明用餐內容、人數及原因；報銷憑證需經財務部門多位分管人員審核。超規格消費一律由個人承擔，並公示屢犯者。二是公示公款接待功能表、帳單及參與人員，接受監督。三是強化群眾監督特別是媒體監督。四是把行政成本納入政績考核範疇。因為不講成本的政府是一個效率不高的政府，不講成本的官員是一個不能幹的官員。五是把“三公”浪費問題納入法治軌道，用法律來規範公務行為，讓浪費有罪深入人心，讓懲治各種浪費行為有法可依。最後一點是懲治小金庫。現在公款消費統計數字之所以不準確，一部分原因是各單位小金庫的存在。最黑的吃喝，最難入賬。這6點建議共同構成一個多維度立體式制度體系。
長期以來，對公款吃喝的處理最多就是批評而已，只有其中個別涉及貪污受賄者，才可能影響其職務甚至飯碗。如何建立起遏制公款吃喝歪風的長效機制？一些法律專家認為，界定公款吃喝的“罪與非罪”是核心問題。毛澤東早就斷言:“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1980年，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中指出：“最大的問題還是要杜絕各種浪費”。可是 “貪污”在我國《刑法》中已經明確屬於犯罪行為，而公款吃喝等浪費問題,不僅沒有列入犯罪之列,甚至還得到了放縱和鼓勵,這也是我國長期以來公款吃喝等政府浪費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
馮培恩認為，嚴管公款吃喝不過是遏制浪費的一個方面。他關注的其實是所有三公浪費行為。反貪污、反腐敗，但沒有把浪費和這兩個一起反。反過來説，由於可能存在利益交換的需要，公款大吃大喝又是難以自製的，於是需要法律。比如對付酒駕，過去也只是罰錢，但現在進入法治範圍了，除了罰款外，對於情節惡劣、後果嚴重者可以處以拘留，甚至判處徒刑，因此酒駕大大減少。依法處理“三公”浪費，也是一樣，並不是公款吃喝一次就要坐牢，而是按照有效的法律法規條款，什麼情節給什麼處罰。通過依法處理“三公”浪費，讓想吃的和不想吃的都吃不成，就會有助於把不願意參與“三公”消費、被動參與“三公”消費的大多數人，包括他本人從“三公”消費的環境中解放出來。使得不請客也能辦成事，請了客也辦不成不合規的事。
客觀地説，指望用一個提案解決一個老大難問題是不現實的。不過，這個提案至今所産生的社會影響可以説是非常令人欣慰。
關注民情秉直言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安全是關係公眾健康和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近年來，阜陽劣質奶粉、三鹿奶粉等惡性食品安全事故屢有發生，蘇丹紅鴨蛋、地溝油、瘦肉精、染色饅頭以及農産品中農藥、獸藥殘留、塑化劑及豆製品等添加劑超標問題日益突出，導致百姓對食品安全缺乏信心,甚至捨近求遠跑入境澳和海外搶購奶粉。
九三學社中央經過調研後感到，我國食品安全之所以存在這麼多問題，既有國家藥監局、農業部、衛生部、公安部、商務部、國家質檢總局、國家工商總局、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等多個部門之間職責交叉重疊，甚至相互掣肘的監管機制原因，也有食品技術標準體系不健全、內容陳舊、存在“盲區”的軟肋，還有食品生産經營企業社會責任的嚴重缺失，更有政府監管不力的難辭其咎。
九三學社中央向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提交提案，建議加強立法，完善食品安全監管機制、食品安全技術標準和技術支撐體系，提高食品生産企業社會責任意識，加強食品生産基地建設，實現食品安全全程跟蹤預警。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七次常委會審議通過《食品安全法》。當年7月8日，國務院第73次常務會議公佈《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使食品安全納入法治化軌道。
人大立了法，執行的如何？九三學社中央跟蹤不放。通過調研，九三學社中央發現，《食品安全法》出臺以後，食品安全總體形勢有所好轉，但是仍然存在大量隱患。一是食品生産企業數量龐大，規模普遍較小，經營管理方式落後，100多萬家食品生産企業近七成是10人以下小作坊；大米、小麥、肉製品、飲料、罐頭等15大類10萬多家食品加工企業中，60%不具備基本生産條件；70%食品流通企業缺乏檢驗能力，極易形成後續污染；價格惡性競爭，忽視食品品質。二是多環節執法不嚴、監管不力，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三是消費者食品安全意識低，缺乏相關知識，鑒別能力非常有限；部分食品生産者不了解食品添加劑的限制、農藥化肥安全使用標準，出現非故意的食品安全問題。四是分段監管為主、品種監管為輔的監管模式，導致遇到好處搶、遇到難題推的弊端，造成不少漏洞。
針對上述問題，九三學社中央2010年全國“兩會”期間提交關於食品安全要長抓不懈的提案，建議將食品安全作為重大的民生問題，納入各級政府政績考核目標；實施品牌戰略，鼓勵優勢企業做大做強；嚴格執法、形成強大震懾力，追究監管不力責任；針對《食品安全法》中的 “十倍賠償”條款，對小額商品設立最低賠償限額，解決處罰力度不夠的問題；探索國家全程監管、地方重點監管和民間參與監管的模式；加強輿論監督，發動群眾參與監督；對違法案件及時曝光。
根據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組建了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統一生産、流通、消費環節的食品安全監管。這是高層審時度勢的決策，也是多方呼籲包括九三學社中央助推的結果。
習近平同志在今年黨外人士迎春座談會上指出：“要繼續加強民主監督。對中國共産黨而言，要容得下尖銳批評，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對黨外人士而言，要敢於講真話，敢於講逆耳之言，真實反映群眾心聲，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對參政黨既是勉勵，也是要求。
強化民主監督作用，對具有民主科學優良傳統的九三學社來説，是精神弘揚，是責任擔當，是使命使然……
作者：九三學社中央 穆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