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 中國政協頻道（馮昭/文）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海外資本開始向亞洲聚集，拷問著中國商業環境。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必將帶動金融、稅收、貿易、航運、社會服務等一系列政策的改變，促使有關部門考察、調研社情民意，重新界定職能。某種意義上説，這不僅是涉外經濟發展模式的升級轉型，更是民主協作模式的升級轉型。
以“自由貿易區”為試點的制度創新，將成為深化國內體制改革、引領中國涉外經濟發展的一種新模式。
9月29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掛牌成立。根據國務院印發的上海自貿區總體方案，對該試驗區規定了政府職能轉變、金融制度、貿易服務、航運服務、外商投資、社會服務、稅收政策等多項改革措施。消息發佈前後，許多經濟界、學術界政協委員紛紛建議建言；海內外各方普遍認為，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聚焦點”。
《紐約時報》認為，自由貿易區內允許外國船舶自由進出，外國貨物免稅進口，取消對進口貨物的配額管制，是一個國家對外開放的一種特殊功能區域，“作為中國內地首個真正意義上的自貿區，上海自貿區在不斷變化的國際經濟形勢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周漢民則認為，“自由貿易區”模式是繼經濟特區、浦東開發、復關入世之後的第四波經濟浪潮。
那麼，這一具有實驗性質的國際化、法制化跨境投資和貿易體系，對涉外經濟改革具有怎樣的意義？
社會經濟的轉型升級，既需要“對外開放”，又需要“對內放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觸及到更多機制、體制問題，通過制度創新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進一步開放市場，帶動全國改革和國內經濟轉型，從而起到以點帶面的作用，正是推動完善開放型經濟體制的策略之一。所謂機制活則滿盤皆活，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丁志傑的話説，其中的關鍵就是形成具有示範效應的“上海制度”和“上海機制”。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的成立，離不開社會各界的建議建言。早在2003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就曾提出試點成功的保稅區向自由貿易(園)區轉型的建議；2005年之後，上海、深圳、天津、成渝地區都向國務院及各部委提交了關於保稅區轉型自由貿易(園)區的建議，擬向香港看齊；2009年，中國生産力促進中心協會起草了《關於中國在浦東建立自由貿易區設想》的文章，溫家寶總理親自批示並請國家發改委等有關部門聯合組織、調研。
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上海正逐漸恢復昔日國際金融經濟中心的風采。向海的經濟屬性，強大寬廣的腹地縱深，決定了其作為對接海內外經濟貿易城市的天然優勢。因此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便常有領導到上海調研，尋求經濟破局之路。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海外資本開始向亞洲聚集，拷問著中國商業環境。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必將帶動金融、稅收、貿易、航運、社會服務等一系列政策的改變，促使有關部門考察、調研社情民意，重新界定職能。某種意義上説，這不僅是涉外經濟發展模式的升級轉型，更是民主協作模式的升級轉型。
從大歷史的視野來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立只是中國經濟社會升級轉型中的一個標號，這個過程中，其可複製、可推廣、可升級性，必能帶來巨大示範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