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對外開放全面推進，涉外經濟體制開放取得巨大進展。但是，中國的比較優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金融危機後的世界經濟處於深度轉型調整時期，現行涉外經濟體制越來越難以適應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
面對這一系列的困境，十八屆三中全會會在涉外經濟體制改革中做出怎樣的頂層設計？本報採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研究部部長隆國強。
記者：中國下一步涉外經濟領域改革的重點是什麼？
隆國強：在涉外經濟領域改革方面，首先要打造對高端産業與生産要素具有較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這裡麵包括：一是擴大和深化服務業對外開放，倒逼國內體制改革；二是大力改善投資軟環境。增強政策的穩定性、透明度、可預見性；改革外資審批體制，建立高效的外商投資準入管理體制，開展準入前國民待遇與“非禁即入”（負面清單）的試點，為實現內外資準入制度的統一創造條件；統一內外資法律，強化法律法規的一致執行，形成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有序競爭的市場環境；三是著力推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打造新的開放平臺。
另一個重點是加快對外投資體制改革。一是改革對外投資的審批體制，提高審批效率，為取消對外投資審批奠定基礎。二是加強對外投資保護，保障海外利益，避免重復徵稅。三是改善企業對外投資服務，加強對外投資資訊、法律、融資、保險（放心保）等服務。四是以放開跨境投資管制為突破口，加快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第三個重點是推進外貿體制改革。一是完善出口退稅制度，改變現行的對本土上游産品歧視性的出口退稅制度。改革不合理的由地方分擔部分出口退稅的規定，由中央財政統一負擔出口退稅。二是開展創新海關特殊監管區政策與監管模式改革試點，打造國際研發、國際製造、國際貿易、國際物流、國際結算和國際維修中心等“六大中心”。三是繼續深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改革。四是開展貿易投資便利化改革，不同監管部門聯合查驗，降低收費，提升通關效率，降低貿易成本。五是以暫定稅率方式，推行結構性降低關稅。目前我國的關稅結構與水準是在加入WTO時談判而定，不能反映我國産業的國際競爭力狀況，降低關稅水準的空間較大。六是結合壟斷性行業改革，在存在進口特許權領域放鬆進口權管制，引入更多競爭。七是以中日韓自貿區和地區全面夥伴關係（RCEP）為重點，談判建立高品質的自由貿易區，推動國內相關體制的全面改革。
最後，還應加快對外談判體制改革，提高參與國際經濟治理的能力。
記者：這些改革需要怎樣推進，是否有一個時間或者順序表？
隆國強：上海自貿區試點是涉外經濟體制改革的首要突破口。涉外經濟體制改革紅利巨大，但阻力可能甚于國內經濟體制改革。要想順利推進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必須找準突破口。
一是著力推進自由貿易園區試點，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實行所有涉外經濟體制改革試點。這有利於在局部地區率先突破改革阻力，而且可以在控制改革開放風險的前提下，積累經驗，增強信心。二是結合雙邊投資協議談判進程，推進引進外資與對外投資的審批制度改革。三是著力推進較高品質的區域自由貿易安排談判，可能再次發揮類似“入世”的促進全面改革的作用。
記者：大家對上海自貿區充滿了各種期待，包括政府職能轉變、市場開放、投資體制改革、金融開放創新等，但也有觀點認為，類似金融開放、創新這樣的改革，自貿區並不是一個合適的平臺，因為無法與區外隔離，你怎麼看？
隆國強：不能寄希望上海自貿區能解決中國經濟的所有問題，不要把所有改革開放的任務都放到上海自貿區的頭上。上海自貿區的使命，主要是三方面：第一，服務業的開放和服務業的規制，第二，貨物貿易的便利化，第三、對投資準入管理體制的改革。至於金融開放、金融改革，上海自貿區可以做點事，但有很多可能不適合它做。包括利率的市場化，特別是人民幣的自由兌換，恐怕不是自貿區完全能做的。如果上海自貿區能在前面説的三件事上做成功、總結經驗，可以複製推廣，它的功勞就很大了。另外，在上海自貿區之前，金融開放、人民幣國際化在深圳前海已經開始在做一些探索了。
總之，中國很大，中國的自貿區也不會只有這一個，在不同的區域內按照地區優勢，圍繞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方向可以做很多試驗，千萬不要錯誤地認為所有的試驗都要在上海自貿區先行先試，它也不可能承擔這樣的任務。（張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