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展開的全面深化改革有一系列宏大高遠的目標，但中國老百姓可能更關心身邊的一些“小事情”，其中一件就是“住得起房”。
住房難，是現今中國一大問題。
“住的是廟，吃的是料。”這是山西代縣一句順口溜。多年來，代縣百姓十分重視建設宅院，寧願吃穿差一點，也要蓋座好房。
中國有句成語：安居樂業，人們認為安居是樂業的基礎。
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雪鑾看來，這是由中國千百年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性質決定的。“中國人骨子裏有對穩定的嚮往，住房就是家的象徵。所以，擁有一個好房子，構建自己的生活，這也形成了中國人千百年來的住房情結。”
從事建築藝術研究多年的錢正坤説，建築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讓人類“藝術化地生存”。
然而，長時期以來，許多人無法完全實現這個夢想。唐朝詩人杜甫寫下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也被人們吟誦至今。
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期，“藝術化生存”對大多數人來説仍是奢望，“等國家建房，靠組織分房，要單位給房”成為難忘的集體記憶。
51歲的山西太原市民袁秋生從出生就居住在四合院裏。但是，不同於傳統四合院的寬綽疏朗，這個院落共住8戶人家，袁秋生一家三口擠在26平方米的小屋裏。
“這是當年父親的福利分房。當時他工作時間不長，按照工齡、級別只能分這麼個小房。後來，院中人越來越多，實在住不下，大家違規搭建了一些小房，還有人自己加蓋了小樓房。”
在住房問題上，很長一段時間，城裏人幾乎都是依賴“單位”來解決的。
然而，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生育高峰，讓城鎮人口增速遠遠超過住房建設速度。
60歲的李建國是山西省水工機械廠的一名退休職工。“把兩張單人床拼起來，就是我們一家三口的窩。我們的小屋大約15平方米，跟我們住同一層的有30多戶人家。每層只有一間公共廁所，到了晚上小孩上廁所，大人都得跟著。”他回憶説。
上世紀七十年代大學畢業的夏學鑾也經歷過長達10年的分房等待。“大學畢業後我們一直住集體宿舍。後來結婚後申請分房，還是説得等。有人結婚好幾年，都與愛人住在各自單位的集體宿舍，到週末才能見一面。”
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中國城鎮居民的每人平均住房面積僅6.7平方米。
解決住房短缺，是中國３５年改革開放的一大課題。從1979年開始，中國在一些城市試點，以成本價出售房屋。1998年，中國政府宣佈全國城鎮停止住房分配，全面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
從事房地産開發10餘年的李錦宏説，住房改革剛開始也是“摸石頭”。
他説，最早建的商品房沒什麼人買，那時人普遍不富裕。另外，民眾已經習慣不在住房上花什麼錢，住宿舍時“交給單位的租金比男人買煙的錢還少”。
1994年，中國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建立住房公積金制度。李錦宏説，大家剛開始對此還很抵觸。
另外，人們急於從狹小的居所中解脫出來，對房子的要求是“買得起就行”“夠住就行”。李錦宏説，當時開發的住宅樓“門口一棵樹也不種，根本就沒有綠化配套和小區環境的概念”。
近年隨著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從規劃設計、房屋品質到小區配套——老百姓對住房的要求變得“講究”起來。一些中國人慢慢開始了“藝術化生存”。
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後，中國房地産市場快速發展，逐步成長為國民經濟的支柱行業。但伴生而來的是節節攀升的房價。
對大學畢業不久的“北漂族”陳昊來説，房子成了心結。“北京六環外的房價已超2萬！我每月工資5000元，什麼時候才能有自己的房子？但女朋友説了，不買房就不結婚。”
跟他一樣的年輕人不在少數，“逃離北上廣、逃離高房價”成為他們的口號。
夏學鑾甚至有些懷念曾經的福利分房制度。他説：“現在每家最大的支出都是房子。當年雖然住得擁擠，至少不用背負鉅額房貸！”
在他看來，房價的高企源於過度依賴市場化。過分依賴市場也不行，要實現所有人的住房夢，政府還是應該擔起責任，做好保障房。這要通過改革來解決。
看起來，中國要實現“居者有其屋”的目標，還有很長路要走。
在山西太原市中心府西街旁，在LV等奢侈品的醒廣告牌附近，87歲的孫廣海每天早上都要讓兒子挑著扁擔去百米外的公共水房打上兩桶水。
“自來水、暖氣、天然氣都沒有，廁所是幾百人公用一個，更不用談洗澡了。每天只有早上8點到9點，下午5點到6點之間公共水房才開門。城裏的生活在這都享受不到。”孫廣海説。
孫廣海家是中國城市棚戶區的縮影。這些“臟、亂、差”的棚戶區，點綴霓虹燈下，仿佛一塊塊難看的傷疤。中國政府正通過改革將這些傷疤撫平。
“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更美好地生活。我們要讓他們共用改革開放的發展成果。安居夢，是中國夢的基礎。”有著“造城市長”之稱的太原市市長耿彥波説。
從2008年至2012年，全國五年內開工改造各類棚戶區1260萬戶，今後五年中國將再改造各類棚戶區1000萬戶。這裡涉及的居民數量，相當於英國的總人口。
中國政府仍在為實現杜甫詩歌中的目標而艱苦努力。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是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使人民群眾切身感受到實實在在的成效和變化。（張晶 魏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