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協頻道：向市場放權是呼聲最強烈的，而且我們也注意到李克強總理多次講話提出把市場能做的事交給市場。在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上，你預測，具體會有哪些突破？最迫切的是要放哪些權？
遲福林：我們能夠感覺到中央領導推動改革的決心。關鍵是要以改變“增長主義”傾向為重點，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府的發展理念要轉向公共服務。我想，在以下幾個方面，三中全會後應該有大的突破：
第一是減少資源要素價格的行政管制權。當前的情況是，在一般商品領域絕大多數産品價格已經放開，但資源要素領域的價格改革嚴重滯後。儘管煤炭價格放開了，但煤、電、油、土地、礦産資源等資源要素價格仍保持著不同程度上的行政管制。資源的價格被管制住了，不能在市場上及時地反饋資源緊缺的資訊，使得資源環境成本難以反映到企業成本中去，造成低成本擴張、資源環境代價過高的投資擴張模式。所以，我們希望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有決心徹底減少政府對資源要素價格的行政審批和管制。
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希望能推動壟斷行業的經營權向社會資本放開。多年來，壟斷行業存在的一個重要的理由，是這些行業的發展關係到國計民生，由國有資本壟斷經營才能克服“市場失靈”。從改革實踐看，行政壟斷這种經濟管制方式不僅難以提高經濟運作效率和提高社會的普遍福利，還會造成新的“政府失靈”。考慮到城鎮化發展轉型的迫切要求，需要儘快推動壟斷行業的經營權向社會資本放開，打破阻礙民營經濟進入的“利益玻璃門”，尤其是在鐵路、電力、電信、郵政、石油等基礎領域放開市場、引入競爭，廣泛地吸納社會資本投資，利用市場機制促進投資方向和投資結構轉型。打破壟斷，可很大程度激發我國的經濟活力。
中國政協頻道：向社會放權，放給誰，有人擔心，行業協會和社會性組織能不能擔當得起，有的行業協會正在變成“二政府”。
遲福林：我們最主要的問題是，長期以來政府對社會事務管得太多，社會組織發展非常緩慢。你説的有些行業協會變成“二政府”，往往是因為它本身就脫胎于政府部門。在社會上自願組織、自生的協會影響力太弱，不能滿足社會需要。
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方向，就是從推動經濟總量增長向提供公共服務轉變。政府向社會公益組織放權可以直接産生的一個改革紅利，就是能夠調動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服務供給，以彌補政府公共服務的不足。要發揮社會組織在反映基層訴求、加強社會溝通、促進社會公正、提供符合社會需求的公益服務等方面的作用，政府就要放權給他們，降低登記門檻，減少行政干預；同時要扶持和培育這些社會組織成長、發展。
中國政協頻道：你也呼籲向地方放權，我們記得，1993年啟動的中央地方分稅制改革，把很多事權下放地方。怎麼評價過去的放權？今天還需要怎麼放權？
遲福林：改革開放初期，對計劃經濟的突破，很重要的前提是中央改變了無所不包的經濟管理許可權，將許多經濟管理權下放到地方，這項改革功不可沒。
目前的突出矛盾是，中央對地方經濟社會事務的干預仍然較多，中央地方事權與財力不匹配，中央地方公共職責劃分不清晰等。有的地方有事權，沒財權或財力不濟，所以就靠土地財政了。
怎麼放權呢？一方面是進一步下放投資、生産經營活動審批權。中央盡可能將投資、生産經營活動審判權下放給地方，有利於調動地方積極性。而且，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接近地方項目，更能夠獲得項目的真實資訊，由地方審批更能夠提高決策效率和實現決策的科學性。另一方面是進一步下放財政管理權。就是剛才説的問題，事權下放了，但財權下放不到位，現在還需要下放相應的財權，使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力相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