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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一年做了三件事情
1997年的時候，也就是十一年前，我首先想到的是生存問題。第一，自己要活下來；第二，賺點錢把債還掉，成為一個自由人。當時的追求非常低，在企業家裏處於追求溫飽的階層：活下來，首先能養得起員工，工資發得出去，公司的日常開銷夠用。這是第一個階段。
後來第一個階段的目標很快就達到，生存問題兩個月就解決了。再然後用了兩年的時間，賺的錢就夠還珠海的債務了。實際上從2000年起我就開始還債了，我們先還香港的債。還香港債的時候，因為人不是特別多，所以國內沒有人注意。那時我直接到香港跟他們談，並且簽了還款協議。2001年開始還國內的債，人數有一千多人。
這個做完之後，到2002年的時候，我開始從管理位置上退下來。我自我感覺我的團隊培養得還不錯。那時候規模沒有現在大，人數有七八千人。這個團隊運營得非常好，所以我就退下來了。
這時候我們債也還清了，現金越積越多。別人知道我們有錢，每天都有新的項目找過來。但是我特別怕犯錯誤，擔心不該投的項目投了，企業會有問題。
於是我們團隊一起研究，怎樣能避免犯這個錯誤，因為當時我們面臨很多的誘惑，有很多項目非常好。最後我們決定了應該如何把這個錢花掉：第一，投在回報率高、穩定的行業；第二，安全，錢不會一下子沒了，安全系數高；第三，可變現能力強，因為我們公司可能隨時就要錢。
我們根據這三個條件，搜尋了很長時間，最後確定我們要去投已經上市或即將上市的銀行。這幾個條件都能得到滿足：證監會、銀監會、股民、老百姓、儲戶都在監督，銀行還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性，所以安全性沒問題；然後，我們預測未來十年銀行業還是會處於高速增長階段；第三，因為它是一個上市公司，或者是即將上市，一旦我們公司需要錢，可以在流通市場出手。所以當時我們把賬上的現金都投了銀行業(注：華夏銀行和民生銀行)。投完之後我們就不管投資的事情了，不像以前，有人拿項目來，我們還有專人接待。
第三件事情，因為我在管理上參與得越來越少——開始時還參與重大決策，後來連重大決策也不參與了——沒什麼事，於是我玩遊戲的時間越來越多。開始是業餘時間玩，後來我上班時間也玩遊戲。團隊中的一些人對我很有意見，他們說我上班不務正業。後來我提出一個想法，如果我去做網遊，那就不是不務正業了，管理層全部支援。實際上當時他們也並不看好網路遊戲會怎麼樣，就覺得看我天天無所事事，給我找點事，反正投資也不大，兩千萬，從我們現金儲備中拿兩千萬出來，對公司也沒什麼影響。所以就做了第三件事。
我做網遊心安理得
媒體普遍的看法，說我們做網遊沒有社會責任感，這好像是多數人的認識。其實我自己只要做到該做的，就很心安理得，我覺得非常好。
這裡的社會責任是每個人的立場定位的問題，如果在你的層面上，你有自己的判斷能力，你有時間，你來娛樂，那我們做網遊就是正常的。
但未成年人不一樣，未成年人需要學習和鍛鍊身體，這時候不管是什麼網遊，哪怕是學雷鋒的網遊，他都不應該碰，對他肯定是不好的，百害無一利。
至於說很多人“沉迷”網遊——好網遊就會讓人喜歡玩，如果玩家不喜歡玩，那就不是好的網遊。他玩都不想玩，這個遊戲肯定不好。
我們要盡的責任，首先是儘量減少對未成年的人的影響。如果我們影響未成年人，那自己就是不道德的。
我們還沒有開始運營的時候，就做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建立防沉迷系統，那時候還沒有這種說法。防沉迷系統對成年人也做，因為我們不想讓一個玩家在遊戲裏待時間太長，影響到吃飯、睡覺肯定不好。正式運營的時候，我們又採取了第二個措施，不準未成年人註冊。未成年人沒有身份證無法註冊，這樣並不能百分之百擋掉未成年人玩我們的遊戲，但是百分之九十能擋住。身份證為什麼至關重要？因為在我們的遊戲裏，如果沒有身份證，你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比如你的用戶名丟失了，你的物品丟失了，要想把它找回來，你要拿身份證來；你的號被盜了，要想把號拿回來，要拿身份證；你的密碼忘了，也要想找回密碼，要身份證。
在進入遊戲的時候，會像國外的三級片一樣，開頭就特別強調未成年人不得進入，在遊戲裏面也會有這方面的提示。如果遊戲中線上發現有未成年人，還要把他“踢”下線去。
用這些方式，我覺得理論上能做的我已經全做了。我不能說做到百分之百不讓未成年人玩巨人的遊戲，但是百分之九十九能做到。我們在遊戲裏面經常抽樣調查，甚至到網吧去查，我們的用戶超過99％是成年人，只有1％不到的未成年人。儘管我們不滿意，但是跟同行比起來我們很好，同行裏，未成年人玩網遊的是50％-60％。我自己覺得睡覺很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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