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

作者：楊颯（光明日報見習記者）

學人小傳

陳文增（1954-2016），河北曲陽人，高級工藝美術師，全國勞動模範，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中國陶瓷藝術大師，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性傳承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河北省曲陽定瓷有限公司董事長兼藝術總監；中華詩詞學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河北美術學院教授，河北大學、河北傳媒學院等高校兼職教授。曾獲“中國工藝美術博覽會”金獎、“中國陶瓷名窯恢復與發展貢獻獎”等獎項。出版專著《定窯研究》《定窯陶瓷文化及其造型裝飾藝術研究》《陳文增定瓷作品精選》《陳文增詩詞》《定窯放歌》等。

陳文增

“定瓷是我的命。”這是陳文增的堅持。從進入定瓷廠那時起，他的人生便同定瓷綁在了一起，儘管事業起伏不斷，幾經波折，卻從未有過改弦易轍的念頭。

定瓷，産地在今河北曲陽（古屬直隸定州），其燒制始於唐，興于北宋，失于元，是我國北方大地上繁衍幾代而影響深遠的一個窯係，同當時的汝窯、鈞窯、官窯、哥窯一起，號稱宋代五大名窯。

朝代更疊，定窯一業在兵荒馬亂中南遁北逃、東避西躲而奄奄一息，最終消亡。八百年後，對定窯的研究、恢復與創造並不簡單。除留存的古瓷器外，並無操作手冊可循，幾乎是“白手起家”。

陳文增從一名寫字工做起，成日和瓷器打交道，從選料到燒制，一件瓷器從無到有的全過程，他都親力親為；而中國定瓷業從無到有的全過程，他也同步見證。

日積月累，潛移默化，在定瓷的生産實踐中，陳文增更是衍化成為一名定瓷藝術理論家。

古代學者喜歡定瓷，大多是欣賞、把玩，抑或是收藏、鑒定，很少研究它的內質，更不用提著書立説。而真正的陶工雖有滿腹的燒制經驗，卻囿于缺少文化知識而無法成書。定窯有過輝煌，卻沒有付諸筆墨，見載于典籍。個別書中的記載，也僅是只言片語，不成體系。

陳文增自開始從事定窯事業的那天起，就有意識地對定瓷的歷史形成、發展源流、燒制工藝及興廢浮沉等，進行鉤沉探微，悉心研磨。以理論為支撐，以實踐為依據，他撰寫的《定窯研究》《定窯陶瓷文化及其造型裝飾藝術研究》等、主編的《中國定窯》等一系列學術著作，總結出一套科學的工藝流程和學術理論，為當代定瓷生産及學術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學術支撐。

探索

1976年，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懷下，國家決定把恢復定窯工藝當做一項工作來抓。當時的河北，曲陽縣定窯瓷廠和保定地區工藝美術定瓷廠兩家單位承擔起恢復定窯的重任。1978年，保定地區工藝美術定瓷廠在曲陽組建定瓷實驗組。因擅長書法，陳文增被推薦進廠成為一名寫字工，而後留在定瓷實驗組，邁出了他與定瓷結緣的人生第一步。

定窯白瓷，亭亭玉立，卓然一格，有“白如玉、薄如紙、聲如磬”之美譽，一直是歷代大收藏家追逐的雅玩及宮廷御用的留存。如今，因其存世數量極少，更加彌足珍貴。由於定窯的衰敗和消亡，有關定瓷燒制的資料都已蕩然無存，人們對於定瓷的認知，特別是對其核心工藝的了解基本上處於一片空白。八百多年前，那些大師們選用的是什麼瓷土，什麼瓷釉，定瓷的配方是什麼，精美的花紋是怎樣畫上去的，都無從索解。

定瓷實驗組的任務，就是要破解這些沉寂千年的密碼。

這樣的探索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陳文增首先遭遇的大問題是關於瓷器的刻花。以往瓷器上的紋飾採取的是雙線刻法，“刻一刀，復一刀”，即先刻出一條單線，再沿著這條線補刻一條輔線，使得紋飾的形狀趨於豐滿。但陳文增在實踐中卻發現，刻第一條線時，他可以隨心所欲，刀鋒所至，一條瀟灑飄逸的線條便躍然而出。可刻第二條輔線時，則必須瞄準第一條線，不能偏離分毫，拘謹的輔線失去了第一條線的神韻。這樣燒制出來的瓷器，在形質和神韻上都與古定瓷不能相比。

陳文增多年修習書法，他從書法的“飛白”現象中得到了啟發，“飛白”筆畫中夾雜的白痕與墨跡是一個整體，其中的節奏感和韻律感更因創作時要一揮而就而不可描改。定瓷上雙線條、三線條的飄逸靈動也是一個整體，“刻一刀，復一刀”則會阻礙線條的流淌。既然紋飾線條是一個整體，説明刻花時就要一氣呵成，“一刀揮就，不能復刀”。

問題出在哪？工具。既然多條線要一氣呵成，那麼工具就應該是一個整體。

陳文增發現，刻花的刀具應該是帶有豁口的。他首次用一把自製的雙線刻刀，刻出了流暢靈動的紋飾線條。這一發現顛覆了陶瓷史上關於定瓷雙線紋樣“刻一刀，復一刀”的論點，為當代定窯刻花刀具理論奠定了基礎。

運用雙線刻刀表現的線條洗練明快、神逸飛動，線形一筆而就，避免了復刀、描改。此後，陳文增又發明瞭組線刻刀，並把單線刻刀、雙線刻刀和組線刻刀命名為單線刀、雙線刀和組線刀，並申請國家專利。

陳文增把這次發明結合日常實踐，寫成了兩萬餘字的論文《定窯手刻花紋淺説》，發表于《河北陶瓷》雜誌之上。

以刀代筆，可把大千世界萬物賦予其下，任人物、動物、花卉、山川無所不能。他在定瓷刻花實踐中不斷摸索，總結出“刀行形外，以線托形”的定窯刻花理論，逐漸形成有法可依、有理可循、氣韻生動、效果鮮明的手刻藝術規範，具有開創性和震撼性。

探索之初，沒有文字資料可以借鑒，沒有工藝流程可參考，全靠在實踐中摸索，並不斷總結經驗。陳文增發現，在仿製定窯真器時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定窯真器上，多有淚痕，向有“無淚不成定”之説。《南窯筆記》裏稱，“出北宋定州造者，白泥素釉，有涕淚痕者佳”，所以在製作中，有的便故意彈點上一些瓷釉，做出淚痕狀。另外，真器上多有刀痕和刀線，這被認為是美中不足，於是採用各種辦法將刀痕和刀線擦平。

而陳文增認為，淚痕、刀痕、刀線，是定瓷樸拙美、自然美以及造型峭拔的藝術風格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由定窯特殊的工藝決定的。人為取捨，不但不自然，更是費力不討好，使器物失去生辣感。“生辣感是人們對定瓷外觀鑒賞的一種習慣稱謂，體現著定瓷淩厲崢然的風格和明麗蘊含的氣質。刀痕也是定瓷産品外觀生辣感的特徵之一。”

定窯刻花“清風峻節”瓶（陳文增作，2009年中國美術館收藏）

堅持“大樸不琢”，是陳文增的觀點，他主張向宋人靠攏，向古定窯接軌，再現瓷器工藝全過程的每一步痕跡，不加掩飾。

1984年，在香港的陶瓷藝術展上，陳文增一行帶去的瓷器被收藏界搶購一空，這些瓷器形象化地展示了定瓷的“大樸不雕，大象無形”之美。

沉寂了八百年的定窯瓷器重現人間，以其獨有的樸拙、靈動、素絢的自然美征服了業內業外人士。香港《大公報》稱讚：新瓷“比宋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次展會的效果讓陳文增始料未及，然而他也明白，目前的這些作品只是“似定”，還不是“定”。首先，用坯土成型時，他們使用的不是傳統的拉坯或模具印坯的方法，而是用近代的注漿工藝。雖然形制有了，但氣韻不足。另外，坯土和釉的選用，都是嘗試性的，沒有形成固定的配方。

通過深入學習，陳文增逐漸悟出宋代定窯燒制工藝的真諦。刻花工藝是定窯瓷器形制的基本特色，刻花是在拉坯的基礎上進行的，經過拉坯塑成泥胎，然而在泥胎上刻花。“拉坯隨心，刻花如意”，是定瓷傳統燒制工藝的最高境界。

拉坯是製作陶瓷的七十二道工序之一，是技術性很強的一道生産工藝，是陶瓷藝術的基礎和靈魂，也是獨立的藝術形式。首先要將製備好的泥料放在拉坯機上，用輪製成型方法製成具有一定形狀和尺寸的坯件。在拉坯之前，需先將泥房內經過陳腐的泥料取出踩煉，然後再以手工揉泥，將揉好的泥放在轆轤輪盤上。經過把正、提筒放型、收口幾個步驟，然後是下輪等自然乾燥到一定程度再進行修整。

通過千百次的拉坯，陳文增實踐出來的拉坯步驟，不僅是定窯傳統的拉坯工藝的再現和成熟，也證明了原料中各種成分的配比已經基本掌握。

這正是“天機泄盡意何妨，絕藝超然著一邦。‘泥土’芳馨恭四海，神工聖手自流芳。”（陳文增作《拉坯成型七絕二首之二》）

恢復

曲陽是定瓷的發祥地，這一方水土是定窯延續幾百年發展和繁榮的先決條件。然而1992年，原定瓷廠多次改建轉産，甚至被要求搬遷出曲陽。

在陳文增的奔走和努力之下，定瓷廠最終留在了曲陽，陳文增和搭檔也獲得了工廠的經營自主權。從此，恢復全套定瓷製作工藝變得更加得心應手。在陳文增看來，從那時開始，定瓷的復興事業才真正起步，“我們一定要腳踏實地地把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傳承下去！”

“原無逸致醉流霞，檢點平生漫與誇。昨日紅顏凋已盡，我今化鶴引梅花。”這是陳文增在定瓷新廠重建之前所作的一首詩——《復興定窯》，他對復興定窯的期盼和決心溢於言表。他認為，恢復定窯不是一種閒情逸致，而是一項艱辛事業。古代定窯已經消失，在如今的恢復實踐中，陳文增願作為一隻鶴把梅花引出，再現昔日輝煌。

經過大量研究實踐，陳文增有了“大發現”，即宋代定窯的成功燒制，與其匣缽、架支的功能設計有著密切聯繫。唐、五代時期，墊片三角墊磚原始性較強，用這樣的窯具支墊燒制，不可能生産出完美的器物。北宋以來，盤、碗多覆燒，這時隨之出現的支圈有盤形、環形、異形等適於燒制的多種形式，其使用方法一般以盤形支圈作基，以環形支圈壘高。盤形支圈為一圈多器，環形支圈則為一圈一器。匣缽是置放器物的窯具，盤、碗不論覆燒還是仰燒，皆離不開匣缽盛裝。北宋有空心匣缽或稱開底式，另一種為高足空心匣缽，根據裝燒器物的數量製成不同高度和形式的匣缽，是定窯匣缽發展的基本規律。

1993年3月，陳文增將上述發現寫成論文《定窯匣缽架支設計藝術及其功用》，發表于《河北陶瓷》雜誌上。

1994年，在“首屆中國茶與瓷文化展”閉幕會上，陳文增研製的手刻梅瓶榮獲倣古瓷科學與藝術特等獎，其作品刻字大腹瓶被中國工藝美術館收藏。10月，由定瓷公司開發的雕花茶具、魔壺等系列新産品榮獲“中國新技術新産品交易博覽會”金獎。

1995年，由陳文增主持的河北省科委計劃內項目“日用美術定窯陶瓷”研究課題，通過專家評議，獲河北省科技成果鑒定證書。1996年6月，“日用美術定窯陶瓷”研究課題獲得河北省科技進步三等獎。

專家經過嚴謹認真的鑒定後一致認為，這是真正的定窯工藝，標誌著陳文增及其搭檔經過二十年的苦心專研，定瓷這一千古之謎終於破解，循跡八百年的定窯真正地得到了恢復。陳文增興奮地感嘆：“八百年來曲未終，宮商縱處繞蒼穹。”

這三年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主要是在定窯研究方面，即定瓷燒制的工藝配方的突破，以及定窯文化新概念的建立等，這些都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的範疇。陳文增説，不敢説我們現在的作品超過了宋代。只能這樣理解，某一部分作品和産品，我們已經做到與古代定瓷文化特徵包括瓷質和釉色相一致。專家鑒定“瓷質接近古定瓷，工藝技術達到宋代定窯陶瓷水準，造型裝飾有所創新”，它的最高標準就是達到宋代水準。由於歷史上的定窯博大精深，我們的研究還必須進一步深入。總之，定窯必須走向發展，這不妨説是我們研究、恢復的真正目的。

元朝劉祁的《歸潛志》裏稱：“定州花瓷甌，顏色天下白”。定窯以白瓷為多為最，而定州紅瓷也是定窯名品之一，只不過史書有載而少人聞之。北宋詩人蘇東坡在《試院煎茶》中讚曰：“又不見，昔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這“琢紅玉”即指定窯紅瓷，宋邵伯溫的《聞見錄》裏也記載：“仁宗一日幸張妃閣，見定州紅瓷器。”只不過，紅瓷當時産量稀少，所以不為常人所見。

陳文增在色定試驗生産中摸索千百次，終於在2001年創作出定窯紅定“歲寒三友”印花盤，其色澤紅潤媲玉，沉著透亮，微泛晶體，光線下尤為動人，可謂其20年定窯研究生産中的又一佳品。

陳文增認為，歷史上的紅定，奇妙精彩處更勝於今，而他創作紅定的成功則再次證明定窯當年確有紅瓷生産技藝。為了彌補定窯顏色單一的弱項，陳文增和搭檔早已開始研究其他色釉品種，如醬釉、紅釉等。

1999年，陳文增創作的“雙鳧刻花盤”榮獲“中國工藝美術創世紀大展”金獎；“四海呈祥”雲龍雕花瓶榮獲“中國工藝美術世紀大展”金獎，在國慶五十週年獻禮儀式上被定為國家級珍品，由人民大會堂永久收藏。2001年1月28日，陳文增的“定窯蓮紋刻花貴妃瓶”和“定窯白釉蓮紋刻花盤口瓶”在上海“第三屆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精品展”上分獲金獎和銀獎。

創新

面臨新時期市場經濟大潮，定窯該走向何處？陳文增為定窯發展制定了一個三字方針，即“古、新、奇”。所謂“古”，指倣古，當代的定瓷産品應遵循古定瓷燒制的制式，模倣、借鑒、繼承古代特別是宋代定瓷的特色；所謂“新”，是創新，定瓷不能單純地倣古，要有能夠跟上時代發展的具有當代定窯特色的新東西；所謂“奇”，即奇特，産品奇特，功能奇絕，以奇奪人，出奇制勝。以“古”為手段，為起步；以“新”為目標，為總攬；以“奇”為補充，為突破。

陳文增認為，時代性、民族性永遠是創新的著眼點，奇而特的産品構思攜“新”而出，古、新、奇三而合一，是定窯陶瓷的發展戰略，並由此走向大眾，走向世界。這是定窯所肩負的歷史使命。

陳文增的專利産品——手控魔壺（雙腔壺），就是集“古、新、奇”于一體的。手控魔壺的設計及其基本功能為一體內（外觀）盛兩種液體從一個口（嘴）中倒出，而相互不混合，並使各部位功能效果達到至佳。從構思到創作，整個過程都渲染著古代傳奇故事的懸疑和詭譎，以及暗弄機關的蹊蹺與奇巧，堪稱絕世佳品。2000年，手控魔壺獲得國家專利。

早在1994年，陳文增就曾寫過一篇論文《定瓷科技發展管窺》，提出定窯要走向機械化，必須借科技手段。用陳文增的話説，就是“拓寬思維，用傳統、創新兩條腿走路，與時俱進”，在科技的載體上發揮藝術的才能。而要創新，要走出更寬的路，要把定窯市場做大，就必須做民用瓷器，所以，他主張“把定瓷推向民用，推向生活”。

陶瓷界有一種提法：“日用品藝術化，藝術品使用化。”瓷器轉向生活，説明它已經度過了民間作坊和簡單機械製作階段，具備了由底層工藝流程向高新技術要求的生産線發展的條件。瓷器走向生活，是走向世界的前提。在陳文增看來，定窯白瓷質地優良，燒成溫度高，釉面光潤媲玉，白中泛青或白中泛黃，具有其他白瓷所無法比擬的先天條件。這是定窯自身的區域特徵，是天生麗質，不是學來的。以此為基礎，充分發揮設計師的創作能力，在再現定窯高雅格調的同時，更彰顯出一種內涵深厚的溫馨之美，達到設計形式與使用功能的和諧統一。

但是，陳文增也強調：“定瓷並非一個簡單意義上的物質産品，應該説，它具有科技性強、藝術含量足、文化價值高三大特點，其中文化是主導。定瓷能于八百年後再次復活，並能逐步走向健康，關鍵在於文化之新鮮血液的補充。離開文化，藝術將不復存在。”所以，定窯藝術陶瓷未來的生産格局、産品特色，仍然是以宋為參照，加大文化鋪墊、滲透，使每件作品儘量擁有一段故事，抑或以一篇文化理論為烘托，加大瓷外功夫的錘鍊，讓人去咀嚼、品嘗，並留下深思回味。這是陳文增的美好願景。

2006年11月，在“光中華之絕技，創定窯之全新”的定窯恢復生産30週年慶典活動上，陳文增宣佈：定窯配方可以有條件無償使用。把三十年研究的成果、配方貢獻出來，在陳文增看來，是為了定瓷真正的繁榮。找回定瓷工藝配方，恢復定瓷生産只是第一步，“經驗、技術來之不易，但必須要把工藝傳給下一代。當代陶瓷藝術家必須從那種匠人的圈子裏跳出來，留下文獻，帶出學生，才能使我們的傳統工藝後繼有人，得到長久發展。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再現我們傳統工藝的輝煌。”陳文增説，精誠團結，立足發展，這就是定瓷精神。

2003年9月，陳文增45萬字的著述《定窯研究》正式出版。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周淑蘭教授為書作序《奮鬥的歷程》：“《定窯研究》如此系統詳盡地研究定瓷文化，既研究了歷史，又記錄了實踐的驗證，還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歷史的研究上，不但參考了歷史文獻，同時對古窯址進行了多年的考察，研究了大量的實物資料，是一本可靠的史書。這本書又是實踐的總結，是藝術與技術的完美結合。這種對工藝實踐的記錄，在我國陶瓷藝術史上將添上絢麗的一筆。”中國古陶瓷研究會會長、廈門大學教授葉文程先生評價：“《定窯研究》通過試製生産，總結出一系列工藝理論，其引古論今，考證翔實，文字嚴謹，敢於否定本本和提出自己的觀點。”“它是定窯瓷器歷史的總結，又是定窯研究科技與藝術的總結。它對於振興中華民族優秀的陶瓷文化，推動社會兩個文明建設，促進和加強定瓷的推陳出新，使定窯走出國門，推向世界，都將起到重大作用。”

《定窯研究》是定窯有史以來的第一部學術著作，書中收入一百餘幅圖片，填補了定窯無理論的歷史空白。此書出版之後，陳文增説：“不管以後社會發生什麼情況，定窯將不會再次失傳了。”

定窯“四海呈祥”雲龍雕花瓶（陳文增作，1999年人民大會堂收藏）

陳文增發明的定窯三把刻花刀具（單線刀、雙線刀、組線刀）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06日 11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