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農民，卻常工作在田壟；我不是地質學家，卻常翻山越嶺……”今年70歲的王巍從事考古工作已有40多年。在他作詞作曲並演唱的《我是中國考古人》中，道出了他從事考古工作的真實經歷。
田野考古是一項艱苦的工作，風吹日曬雨淋，只是“家常菜”，更大的挑戰在於每一次考古發掘的過程。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他和團隊專家學者一起，通過考古發現，打破西方傳統的“文明三要素”標準，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為如何判斷進入文明社會設立新標準，為中華文明續寫家譜，把之前國外認為的中華文明只有三千多年曆史，推到現在的五千多年。
結緣考古
記者：當時為什麼會選擇考古專業？
王巍：我父母都是大學生，學生物的。我在學校學習很好，但是初中上了一年半就去插隊了，數理化學得特別少。周圍人告訴我説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這讓我開始關注考古。那時候我看了一個關於考古的專題片，裏麵包括秦始皇兵馬俑、馬王堆漢墓等重要考古發現。原來我對考古一無所知，專題片裏琳瑯滿目的珍貴文物，對我産生了極大的吸引力。這應該是我選擇考古專業的決定性原因。
記者：當時大學階段對考古的學習順利嗎？是從什麼時候覺得真正了解考古？又是什麼時候真正喜歡上考古的？
王巍：我印象中是1977年10月22日公佈改革高考制度，恢復高考，然後11月28日就考試，僅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復習準備。當時我拼命地準備，但也是臨陣磨槍，那一年錄取率還很低，能考上大學非常不容易，所以我特別珍惜學習機會。大學時，一下課我就往圖書館跑，一坐就是大半天。
我很幸運，第一學期就上了著名考古學家，後來曾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張忠培先生的課——《新石器時代》。因為沒有文獻，都是通過出土文物來分析它的形制變化、年代、當時人們的生活等等。張先生的思考方式，一下子就把我給吸引住了。
學習一年後，我經歷了第一次田野實習。當時我們去了河北張家口的蔚縣，生活條件非常艱苦，但並沒有動搖我的意志，反而通過考古，第一次發掘一件陶器、第一次清理一個墓葬，那種成就感、那種喜悅，更加深了我對考古的理解與喜愛。
後來我就一再呼籲各高校一定要重視田野考古實習，要選擇豐富一點的遺址。如果遺址遺跡遺物貧乏，那對學生很可能就是個打擊。我們要選好考古實習遺址，安排好學生的生活，讓他們通過實習不是離考古而去，而是被深深地吸引住，下決心終生從事這個事業。
記者：40多年的考古經歷中，哪一次最辛苦？
王巍：我覺得最辛苦的一次是1981年第二次田野實習的時候。還是在張家口蔚縣，在全縣進行考古調查。我們每個人背著十斤掛麵和一塊固體醬油。老鄉也很困難，我們不能吃人家的東西，每次到村裏，就到人家家裏借一個鍋，清水煮麵，然後掰一塊醬油放進去。晚上睡大炕，蝨子跳蚤一大堆，渾身被咬的都是包。雖然艱苦，但我們的付出沒有白費。當地原先只有幾處遺址，經過我們的調查，發現了上百處遺址，我所在的小組還發現了填補當地考古空白的歷史遺存，我們都很興奮、很有成就感。
田野考古是考古的實驗室
記者：在過往的考古經歷中，最有成就感的是哪一次發掘？
王巍：是我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發掘西周燕國都城和貴族墓地那一次。當時，我們發掘了一處最高等級的墓葬。一般來説，當時貴族墓葬中的青銅器、玉器等隨葬品都放在頭部，但這個墓葬上半身的部分都被盜了，剩下的東西很少。結果在墓主人棺內的腳邊發現了兩件青銅器，而這兩件青銅器上有長篇的銘文。銘文記述了“周初封燕”的內容。這是第一次在考古出土的青銅器銘文當中，實證西周初年分封諸侯。本以為墓穴已被盜，結果發現了青銅器，而且上面還有銘文，並且是非常重要的記載，就覺得很驚喜。
記者：考古發掘是一項艱苦而又耗時長久的工作。整個考古發掘過程中，最考驗人的是什麼？或者説最難的部分是什麼？
王巍：考古發掘的結果大家都能看到，但實際上發掘是一個非常艱辛的過程。首先是風吹、日曬、雨淋。比如六七月份，室外溫度能達到40多攝氏度，頂著大太陽也得繼續發掘。除了辛苦，在發掘過程中，很多現象不是一下子就看得清的，所以要動腦子，要設想多種可能，然後逐步去驗證、排除。
田野考古是考古的實驗室，我們不能放過任何一個蛛絲馬跡，要盡可能把所有現象詳細地記錄下來，不能漏掉。這應該是我幾十年考古生涯中總結出的田野考古中最重要的基本功。我培養學生也會特別要求他們這方面一定要過關。田野考古不過關，就好像外科醫生不會做手術一樣，根本就是紙上談兵。
我個人體會，當考古發掘的領隊和負責人很累腦子，同時也要看經驗。如果沒有預判到位，有些現象就會被忽略，甚至被挖掉破壞了，那就不可複製了。
比如在北京房山琉璃河進行考古發掘時，我承擔的第一個發掘項目是西周時期燕國一個小型的墓葬。當時的貴族使用馬車，所謂“事死如生”，他們在下葬時會在墓葬旁邊放置馬車，我們叫車馬坑。商代晚期的馬車一般都整車埋葬，只要發現了車的一部分，比如發現車廂，順藤摸瓜，車轅、車軸都能發現。但是在西周時期的燕國，是把車拆開埋葬的，這個發掘難度就非常大，因為不能從發現的一個部分大致復原當時的情況，只能一點一點地清理。而且那個時候的車不涂漆，不像春秋戰國時期的車會涂紅漆，一旦腐朽就跟土沒有本質區別。通過詳細觀察，腐爛的木頭質地會軟一點，但很難分辨。
一開始，當地發掘團隊認為，該墓葬隨葬的馬車，並不是整車埋葬，而是用車軸來代替馬車。因為當時只發現了車軸兩側的銅飾件，車廂等其他木質結構均未發現。我當時就比較懷疑，決定再找找看。我和老技工切磋，一點一點地刮，第一個車馬坑發掘了一個多月，終於找到了蛛絲馬跡，把整個車都發現了，表明當時也是整車埋葬，只不過把車拆分開了。
如果不是我們特別細心地去做，那很可能就留下西周時期的燕國車馬坑裏不放馬車，只放一個車軸的認識，這個太可怕了。我經常講到這個例子，就是説在田野考古中，要盡可能詳細、仔細地進行發掘。
為中華文明探源
記者：除了在考古一線參與發掘，你還做過很多研究工作，比如擔任過國家“十一五”到“十三五”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專家。你覺得我們為什麼需要給中華文明續寫“家譜”？
王巍：我1987年到日本留學後，會瀏覽日文出版的圖書，裏面有一些世界知名學者的論著，我看到其中的記述，説中華文明只有3300年的時間，我覺得很詫異，我們都説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怎麼在國外的記載中只有三千多年？
當時流行的進入文明社會的標準是冶金術、文字和城市。按照這三要素，中華文明最早能夠確認的文字是在殷墟發現的甲骨文，這大概是在商代後期。那商代前期、夏王朝該怎麼算呢？我那時候跟日本學者討論，他們認為夏王朝是虛幻的王朝，黃帝、炎帝、堯舜禹更是神話傳説，這給我很大的刺激。我意識到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得靠考古發現。我花了十年時間研究東亞地區文明起源和文化交流，1996年夏天，拿到第二個博士學位後，我回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擔任夏商周考古研究所主任，正好趕上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全程參與了夏商周時期都城遺址發掘、遺物測年分析等工作。
我們用五年時間拿出了一張年表後，希望科技部能繼續支援項目。我們要做什麼項目？大家異口同聲，就是做中華文明起源。這個項目太重大，大家也有疑慮，文明起源要怎麼研究？各種自然科學技術怎麼應用？做了能不能結項？2000年3月3日，我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對於開展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總體思路和課題設置給出了建議。2002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啟動，我和北京大學的趙輝教授成為項目負責人。
記者：你剛剛也提到，“中華文明探源”是個大工程，具體是怎麼展開研究的？
王巍：我們當時提出的方針就是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多學科，就是各種自然科學技術手段能用盡用。多角度，就是不僅研究考古，還要研究文化、社會、生産發展、精神生活等方方面面。多層次，就是不僅研究都城、區域性的中心，還要研究社會底層以及它們之間是怎樣形成一個“金字塔”的關係。
我們當時面臨如何判斷進入文明社會的標準問題。之前普遍流行的標準就是前面提到的三要素——冶金術、文字和城市，這個標準像一個“緊箍咒”。後來我們自主設計了子課題，研究三要素的起源，發現它是歐美學者根據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概括出來的。這兩個文明可能具有這些特點，放眼世界，中美洲的瑪雅文明不知道冶金術，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是結繩記事，不知道文字，但是國際上並沒有因為它們不符合這三要素而否認它們進入文明社會。這説明三要素不具有普遍性。這樣我們就有信心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來探討進入文明社會的標準。
記者：“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有哪些階段性成果？
王巍：在探源工程開始之前，山東、河南以及長江中下游地區都發現了大墓，我們就開始在有大墓的地方，尋找都城，尋找一些高等級的建築，就是跟王權更直接相關的遺跡。隨後我們在全國相繼發現了幾十座城池，包括良渚遺址、章丘焦家遺址，等等。根據這些遺址，我們提出了判斷進入文明社會的三個主要標準。第一是生産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第二是社會分工，社會分化加劇出現階級。第三是權力不斷強化，出現王權和國家。
我們也遇到了挑戰，就是在沒有當時文字記載的情況下，憑什麼説那時進入國家？為此，我們補充了國家出現在考古上的幾大特徵。第一是都城，有國家就有都城。都城規模大，需要動用大量人力來修建，而且有明確的功能分區。第二是宮殿或神廟，作為高級貴族、王居住或處理政務的場所，宮殿或神廟應該是規模大、製作考究的建築。第三是大墓，有國家有王權，總會有大型墓葬，且隨葬品非常豐富。第四是一套彰顯持有者尊貴身份的器具。在良渚，就是玉琮、玉鉞和玉璧；在殷墟，就是青銅器。第五是戰爭暴力。我們説有這五個方面的表現，就可以判斷進入文明社會。
根據這個標準，我們實證了中華文明至少已延續了五千年。在良渚遺址的一系列重大發現，都證明這裡當時已經進入文明社會。當然，光我們説還不行，國際上認不認可呢？2019年7月6日，良渚遺址成功入選《世界遺産名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委員會給出的理由認為，良渚古城遺址展現了“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這幾個字非常重要，“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不就是早期文明的代名詞嗎？良渚遺址的發現，把中華文明的起源從原來國外認定的三千多年，更正為現在的五千多年。
見證中國考古百年變遷
記者：除了擔任“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專家，你還擔任過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考古學百年史（1921-2021）”的首席專家。這個項目的推進順利嗎？
王巍：我感到最困難的就是“中國考古學百年史（1921-2021）”項目了，《中國考古學百年史（1921-2021）》最終寫了900多萬字，260多位學者參與。到2021年中國考古正好是一百年，大家都覺得應該有一個很好的總結，但是太艱巨，工程量太大，在提出這個動議的時候，很多人都覺得不可能。動員200多個人，只要有一個人不寫，就缺一個環節。
後來我覺得，這個應該做，那我們就盡全力。做起來確實難度非常大，現在學者們都非常忙，往往一個人同時承擔了好多個項目，所以我們這個項目能不能放在最前面？我們選擇了兩百多個學者，把中國考古學的學術問題分解成為一百多個子課題，然後每個課題需要梳理來龍去脈，它的發展過程和階段性特徵，還要展望未來。從最先交稿的到最後交稿的，相隔將近兩年，甚至我們十月、十一月要出版，到六七月的時候，還有沒交稿的，我就一遍遍聯繫，有時一個人就得聯繫二十多次，那200多人，這個聯繫的工作量就很大了。好在最終結果是好的，我也很欣慰。
記者：從個人經歷出發，你覺得幾十年前的考古發掘與現在比有什麼不同？
王巍：這些年來，我國考古在自然科學技術手段的應用、發掘理念、國際地位等諸多方面都發生了變化。就我個人來説，從第一次田野考古到現在，體驗真的是有天壤之別。
比如，在考古發掘中，測繪很重要，以前我們測量距離，都是用皮尺人工測量。1996年到1998年，我帶隊在河南偃師商代早期的宮殿區進行發掘，測量宮殿的長寬時，換不同的人拉皮尺，或者同一個人拉得緊一點、松一點，五十米的距離，往往就差二三十釐米，每次測都不是同一個數值。後來我們引進了精密的數字化的測量儀器，精度非常高。
我們早年考古發掘時，是怎麼定位的呢？比如説老張家的墻角，離哪有多少米，那老張家的房沒了，要確定原來的遺址位置就非常困難。現在我們有向量圖，所有資訊都在一張圖上，有了更精確的測點技術。科技考古，就像給考古加配了望遠鏡和顯微鏡。跟四十多年前比起來，考古在方方面面的改變太多了。原先我們落後於國際同行，現在我們的科技手段、研究水準、理念走到國際先進行列，跟歐美發達國家比肩，而且還有我們的特點。我覺得這是一個飛躍，當然這跟國家的支援和投入是分不開的，也跟我們經濟的發展密不可分。
記者：下一步中國考古要朝著哪些方向發展？
王巍：2000年的時候，我曾經發表過關於中國考古發展方向的文章，提出了“三化”，即科學化、國際化和大眾化，現在我覺得仍然是這三個。
科技化就是各種自然科學技術更加廣泛、全面、深入地應用。
國際化，就是要有更廣闊的國際視野。在國際化的道路上，我們經歷了從請進來到走出去的變化。我從2012年開始，帶隊先後在烏茲別克明鐵佩古城、宏都拉斯瑪雅文明都城科潘高級貴族墓地、古埃及戰神神廟等遺址參與發掘。原來我們的設備、發掘手段、經費都是請國外帶進來，現在我們學會掌握了，又有了一些新的方法，就開始走出去了，國際影響力增強，在國際考古舞臺上有了發言權。
大眾化，就是要讓更多人了解考古，通過考古來研究中華文明的輝煌成就和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原來考古是冷門的，大家都覺得很神秘；這些年來，考古不再陌生，成了大家關心的領域，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