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年來，新聞采寫與散文創作，已成為崔海昀生活中的主要內容。
如果説前者是工作需要，那麼後者則是個人愛好了。認真嚴謹的崔海昀把二者都作為平生事業去對待，去腳踏實地全身心投入和踐行。
在海昀的意識裏，二者是互為補充互為豐盈互為完善的。前者能驅使她不停頓地走進火熱的或冷峻的卻異彩紛呈的生活，這無疑對後者是源源不斷的輸血供給；而後者又能給前者做一些思想的灌溉和文本的潤澤，何樂而不為！
海昀的意念拙樸且單純，執著地支撐著她敬業而虔誠地寫出了幾十萬字相關人物與事件的訪談和通訊 （叫作文藝通訊也未嘗不可）。她曾陶醉在這一文本的寫作裏，樂此不疲……
這並不是兩條軌道一樣不可交叉的平行線，相反，它們是兩條隨時可以交織可以在一起糾纏又可以抖動開來的繩子。
其實，像前者那樣無形的繩子早已在不知不覺中綁縛了作者，禁錮了她的思維，約束了她的想像，影響了文本結構和語言運用。這並不是個體現象，許多新聞人一旦跳槽文學創作，一生都難以完成理念與文本的艱難轉型。
誠然，有海明威老先生把戰地記者和小説家的事業幹得轟轟烈烈；有白俄羅斯女記者兼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寫出了驚心動魄的 《切爾諾貝利的悲鳴》和代表作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細細思忖，是具體情境和生活場景的不同，導致作家本人思維模式各異，這個異，就是卓爾不群的個性彰顯，是拒絕合唱的人格獨立，是放射狀思維所帶來的生活視野和文學視野的開闊……
崔海昀漸次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是對文本的清醒，只有思維的清醒才能有之後的行為自覺，當然，這種認識也僅限于在文本之中。
大約是十年前吧，海昀進行了一番頗為艱難和痛苦的反思，用踏踏實實的寫作和思考，來完成寫作的轉型。當然，自我否定是艱辛的，真正要廓清作品中的非文學因子或者徹底廢棄貌似文學而品質上離文學還遙遠的東西，是文學意識的嬗變和文本革命的自我擔當。
可喜的是崔海昀靠著柔韌和毅力還有一篇一篇寫作的行為，漸次完成著這個過渡。她的 《樓門上下》《溝南炊事》《青河》《南院裏》以全新的文本姿態，一步步走近散文本質，我手寫我心，真情抒寫魂牽夢繞的鄉愁意緒。
二
一個人的少年時期，是人生中的一個重要段落。
在之後的漫長歲月裏，這個階段總能讓人記憶猶新，也往往使人一生都刻骨銘心。
如女作家蕭紅的 《呼蘭河傳》《牛車上》《生死場》，大多書寫了蕭紅少女時期、童年時期的生活感受和人生遭際，當然還融進一個女性作家特有的細節積累和藝術感覺。命運的坎坷和性格的敏感，鍛打著一個少女，也同時成就著一個少女。
再如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賽珍珠女士，尚在搖籃時，就被父母帶到中國的江南，在長江與運河的交匯地鎮江，度過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之後，又在皖北土地貧瘠、經濟落後的宿州生活了近三年。她曾在後來的自傳中表達了這樣的意思：我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裏成長，一個屬於我父母，狹小的、白人的、清潔的、長老會的美國人的世界；另一個是廣大的、貧窮的、溫馨的、歡樂的，不太乾淨的中國人的世界。二者並不相通。在中國人的世界裏，我説中國話，和他們吃一樣的東西，分享他們的思想感情。在美國人的世界裏，我則將二者的門關上……在之後的 1931年，她出版了長篇小説 《大地》，她以同情心境和白描手法，塑造了一系列勤奮、樸實的中國農民形象，生動描繪了江南農民的生活狀態，向西方讀者展示一個具有神秘色彩的中國鄉村。這一切，蓋源於少女時期的她，對中國江南農民的了解，她懂得農民最真切的苦難。
舉例似乎有些多了，是為了牽引出少女時代的崔海昀。
海昀出生在一個教師之家，河東襄汾的鄉村和鄉村的校園，是她的故鄉也是她成長的樂園。
自記事起她跟著教書的母親，到村民家裏去吃派飯，一家挨著一家。鄉村的土窯洞、磚瓦房、村巷、羊群、井臺、田野、阡陌、溝畔、崇山腳下、汾河岸邊，清晨的霧靄、傍晚的炊煙、春日的麥苗、秋季的玉茭、毛驢的嘶喚、孩童的歡鬧……這一切鄉村物象，構成崔海昀童年深刻的鄉村記憶。而真正成了鄉村意象的深沉內涵，則是這片有山地有原野的鄉村主宰——五彩紛呈的鄉民們，他們平淡而凡俗的日子，他們簡約卻也複雜的內面，共同編織成生生不息的鄉間煙火……她的多篇作品裏，傾情描摹出農耕時期鄉村的寧靜、祥和、恬淡、自然，鄉鄰之間的和睦和濃郁的人倫人情。她的筆觸顯然承襲了中國千百年來傳統文化的精華和宗法制度之下威嚴的印痕，這讓人自然想到作者有些偏愛沈從文的情感趨向，審美風範和為文風格，起碼有這方面的情感吻合。海昀的散文作品裏，大多既有新田園牧歌式的詩情畫意，又有十分強烈的理想色彩和主觀抒情的傾向。特別是多年之後，海昀離開了那片熱土，又因為工作和感情因素時時以客人身份回訪自己故土的時候，對故鄉的眷戀和從心底的熱愛使她時時憶及昔日故園的種種優美來，甚或把過往的故園歲月的貧困、落後、封閉、愚昧表現得詩情畫意，有一種水墨畫的意境之美和嚮往之美。在 《南院裏》《溝南炊事》《文廟》《青河》《河沿兒》等篇章裏，作者有意地回避了人性中醜與惡的一面，而是著力展示了左鄰右舍、凡俗鄉親的人情之美和人性之美，那片並不遙遠也並不富庶的土地成了海昀心目中的精神家園，情感依託和鄉愁意緒。每每懷戀往昔歲月的時候，海昀那一團濃郁的心緒非但未被風化，反而成為愈加濃烈的鄉愁。
海昀的性格是善良的。她用和善的目光觀照著故土，在其主觀願望的驅使之下，家園便處處籠罩在一片平和的氛圍之中。
海昀的性情是恬靜的。筆下的故園在性情的梳理和取捨之下，儘量繞開了鄉村的紛爭、糾紛或是最為不堪的械鬥，還原田園牧歌的和諧與寧靜。
海昀的審美是唯美的、理想化的，既然故園成為一種精神家園，無論她的地域文化、文化傳統和文化精神如何，在表現它們的時候，選取的展示角度、審視眼光和審美趣味，也都打上了極為強烈的個性化烙印。
另外，從她散文語言的運用上，能讀出唯美、平和、從容、舒緩的詩意特質，這也是她審美追求的另一種表現。
三
崔海昀對故土是一往情深的，這種感情是執著的甚或執拗的，否則難以寫出《崇山行記》那樣的傾情之作。
崔海昀對故土是異常偏愛的，無論當下，還是以後，她會一如既往地把那片土地作為主要的書寫對象，細膩而婉約地表現那裏的一草一木、一村一戶，溫情脈脈地訴説一些生活零碎和尋常家事，並且以倫理和道德的評判給故土賦予一些含蓄的界定。
讀罷海昀近期的文章，也是她十年來的主要作品，我感覺還有一些話要和海昀陳述清楚，因為文學也是一種對話，是作者與社會和歷史的對話，是同內心的對話，也是同讀者的坦誠對話。這十餘年來，社會是劇烈變化的，而她這十多年來的作品，文章的蘊涵和意向顯得單一和單薄一些。社會轉型期農村的變革圖景是多元而複雜的，農民、農村面臨新的生存困境，兩極分化，土地問題，這是需要真實而深入反映的。海昀的文章缺少了對這些不容回避內容的細緻描寫。
我認為，一個終生致力於文學創作的作家，對歷史、對社會應有清醒的認識，用國際化視野觀照當下的城市與鄉村，是其面臨的一個大課題。
海昀悵然和失落的是漸行漸遠的農耕文明時期的田園風光和淳樸民風，是民情、禮儀、風俗、地域風物與地域文化。
她曾寫道：“自從走出溝南的庭院，便離開了少年時的原生家園。歲月裏回眸，庭院裏的一窗燈火，常常會在遙遠的時光那頭洇出一片光暈，鄉土鄉情、純美人性，是不羈旅途中暖心的故土家園。而燈下的人，早已風流雲轉，人聲渺遠。”
時間輪轉間，農耕時期的地域文化早已風韻不再。正如某評論家所説，“這種‘黃昏落日’般悲壯無奈的農耕文明的消逝，正是轉型時期的某種風景，而值得捨棄以待再生。”
這也正是中國農村從傳統的農業文明走向現代化工業文明過程中的艱難蛻變和艱難歷程，這也正是文學人應參與其中，且思考著並寫作著的關鍵所在。
散文是最心性的文體，它最應當自由而率性，坦蕩且本真，無拘無束，個性張揚，真誠地表達自己的人生感受和生活體驗，而不是去一本正經地書寫。海昀的散文裏多了一些“正”，缺少了一些“邪”，這“邪”恰恰是性情的活潑和生活的情趣，這也不是文本要求，而是寫作理念使然。
真正的審美是容納了審醜在內的大美學概念，如何在作品裏引進和處理審醜的環節，這也是一個頗值思索的命題。
（作者：張行健，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臨汾市作家協會主席，國家一級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