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地壇”》
楊洲
因為地震時樓房垮塌導致我成為高位截癱患者，肚臍下失去知覺，雙腿自然也不受神經支配，無法行走。這樣的描述如果不太清晰的話，有一個作家和我的身體狀態很像，我受傷後看了最多的就是他所寫的作品。許是同樣的人生際遇，我在看他作品的時候，字裏行間會有不少的感同身受。他的名字叫史鐵生。最早接觸史鐵生的作品是讀書期間出現在課本裏的《秋天的懷念》。看到了他癱瘓後脾性的改變，看到了一個偉大母親的愛，看到了人世間的生離死別。最早接觸時並沒有太大觸動，就是感覺作者為什麼不能好好陪陪母親？讓這個可憐的母親在死前也滿是遺憾。
再後來，就是我受傷後，偶然翻閱起這篇文章，便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之後得空便也花了不少時間去讀他的作品。許是同樣的遭遇帶來內心深處的認同感，讓我對他的文字頗為著迷。我想用什麼稱呼來稱呼史鐵生？思來想去，直呼其名，肯定不妥。他是一位文學上的前輩和老師。正所謂“達者為先，師者之意”，這“先生”二字頗為合適，所以往下便稱之為史先生。
史先生出生於1951年，1972年一場大病導致史先生的雙腿癱瘓，回到北京也治療無效。在21歲生日這一天，他住進醫院，從此再也沒有站起來。在21歲的年紀遭遇此等疾病，頗為不幸。這一點，相較于史先生，我的經歷還要提早一些。我出生於1991年，癱瘓于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在未滿17周歲的年紀便領略了這癱瘓的苦楚。史先生癱瘓後很喜歡去一個地方，地壇。因為那裏人少，夠安靜，能夠一個人想想事情，關於人生亦或者關於死亡，那也是一個能讓情感稍受慰藉的地方。
我除了每天鍛鍊，讀書以後的另一個事情，便和史先生差不多。我家周圍沒有地壇，那時候都是板房。板房居住區裏肯定是沒地方可去，不過有一個地方倒是頗讓我想去呆呆，那便是老家。老家離板房雖説不遠，但是也有一段路程。自己推輪椅在平整的路上自是沒有問題。不過去老家的路上有一段不平整的泥巴路，那段路自己推的話很容易側翻，所以母親聽聞我有此意，便推著輪椅送我過去。
其實也並不是説癱瘓後就要找一個地方自己呆呆想事情，也不是就要模倣史先生去找一個類似“地壇”的地方，而是正如史先生一樣，想找一個這樣人少的地方，有些逃避的初衷，也有些獨處的想法，還有想尋這麼一處地方讓時間來安靜地撫平內心的創傷。
地震後，我的老家以及周圍的鄰居家都成為了危房，所以除了幾家影響較小的外，其他的都拆除了。母親陪我去安徽接受治療的初期，老家便被拆除完畢。我在地震中受傷對父親的打擊也頗大，所以父親那時候一心放在工作上，在瘋狂的體力勞動中分散傷悲和注意力。拆除老家的時候父親沒有去管，也不想去管。最後家裏還能用的東西都被某個鄰居拿回家裏去了。等母親回到家聽別人説起的時候，也是頗為感嘆，就説了一句話：“人出事以後，啥東西都被人拿了。”母親沒有責怪誰的意思，只是對此事頗為感觸。
劉曦林《春之律》
所以此刻，老家這裡已經沒有房子了，就是一片空地。照理説沒有什麼可呆可看的東西，但是我還是頗為喜歡。因為此處，我感覺很溫馨。周圍鄰舍都搬去板房了，所以這裡鮮有人來，這也是正合我意。母親陪我坐了一會，對母親來説這裡實在是無聊，所以便對我説：“老幺，我先回去了，有事給媽打電話。”我點點頭，目送母親離去。她的背影比起去成都上班的時候蒼老了好多。在孩子身上的痛苦總是會成倍的給母親，就像史先生説的：“不幸在母親那兒總是要加倍的。她有一個長到二十歲上忽然截癱了的兒子，這是她唯一的兒子；她情願截癱的是自己而不是兒子，可這事無法代替；她想，只要兒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相比史先生，我是十七歲截癱，年紀的提前怕是會給母親的傷痛更大一些。母親在我面前不知説過多少次：“要是能換就好了，把我的脊髓換給你。我老了，癱瘓也沒關係，可是你還年輕……”每次這樣説，母親都是一臉無奈。她知道這不可能，但是她又希望著有什麼辦法能讓我好起來，只是還是要獨自承受最終的無能為力。這是母親蒼老得這麼快的原因。我時常想，要是我沒有遭遇地震受傷的話，母親的頭髮肯定不會白得這麼快。因為外婆如今都少有白頭髮，而母親相比外婆的話，要年輕多了，但白頭髮卻多於外婆的。從母親在陽光下刺眼的白髮，我能清楚地感受到那從中傳出來強烈的悲傷和打擊。
當母親消失在視野盡頭的時候，我轉過頭來看著老家的位置。雖然沒有了當初的房子，但是周邊的環境也和兒時相差無幾。門口那一大片爺爺種的竹子長得是愈發茂盛了，如今因為無人管理，竹林裏變得有些雜亂。我想起小時候在裏面玩耍的場景，隱隱間似乎看到穿梭于其中的身影，聽到了埋藏于竹間歲月中的歡聲笑語。一陣風吹過，將我從遐想中喚醒，落下一片竹葉在我頭上，我取下拿在手上把玩。竹葉還是小時候的味道，有一點淡淡的竹子氣味，樣子也和當初一樣。時隔多年，人從年幼到了青年，模樣變得愈發成熟，可竹葉卻始終如初，只是不知已過幾代。門前空地處，是母親在我出生前親手種的幾棵水冬瓜樹。在我童年的時候，此處也是充滿快樂的地方。父親會在兩棵中間距離不遠的樹間綁上一張吊床，綁好後我總會第一個爬上去在上面睡覺還有各種搖晃。記得一次搖晃的力度過大，我從中摔了下來，惹得父親哈哈大笑。而母親則跑上前來問我有沒有摔到哪，回答是沒有之後，母親皺著的眉頭松緩開來，嗔怒地説到：“下次小心點！”吊床的高度是父親設的，底下也是樹葉和有些鬆軟的泥土，所以父親的第一反應是笑，因為他知道我不會摔傷。而母親則不管其他，只管思慮若是摔倒了，那會不會受傷，因此會上前關心詢問。這便是父親和母親的不同之處，也是男人和女人的一些區別。男人的思維方式偏向理性多點，而女人的方式則偏向感性多點。男人和女人不僅僅只是身體構造不同，在思想上也頗有不同之處。正因如此，男女之間可以取長補短的成為一種互補狀態。
在水冬瓜樹旁邊，是我家與鄰居家的三塊田。我家的田地最常種的就是紅薯，葉子可以拿來喂豬，紅薯可以當作食物。我記得婆婆生前最愛烤紅薯給我吃。婆婆烤的紅薯特別好吃，不會過焦，總是烤得剛剛好。那是我小時候覺得最好吃的東西。婆婆每次看到我很享受地吃烤紅薯的時候，她總是笑得特別開心，眼睛會笑得瞇成了一條縫，然後對我説：“慢點吃，慢點吃，楊洲兒只要啥時候想吃，婆婆都給你烤。”婆婆的話似乎還在耳邊，久久未能飄散。想起婆婆，我的眼淚一下子奪眶而出，不為其他，就是想念。婆婆的墳墓在竹林那頭的田裏，輪椅推不過去，但是從老家門口是能看得見的。我看著婆婆的墳墓，腦海中閃過的畫面是我就在這個位置，婆婆彎腰在田裏勞作，不管是鋤草，還是種豆，婆婆那時候總會時不時地抬起頭看看我這個孫兒有沒有亂跑。這一次，婆婆依舊在那個位置，只是安靜地停留在盒子裏了，不能再抬頭看我。我對著墳墓説：“婆婆，我現在想吃烤紅薯了。”婆婆還在的時候一定會放下手上的勞作，回復我説：“好，楊洲兒，就在這等下，不要亂跑，婆婆馬上去給你烤。”隔不多久，婆婆手裏就會拿著一塊烤好的紅薯出來，還會有一句叮囑：“有點燙，慢點吃，不要燙到嘴巴了。”只是如今，我的話只換回一陣長久的寂靜。人終究還是會走向生離死別的路口，先是與自己的親人，然後再是自己與世長辭。誰都無法逃避，誰也必然經歷。
想起史先生，想起地壇，想起我自己的經歷，看著老家，心生諸多感慨。人生，總是這般五味雜陳，我想，不管如何，還是得學會坦然視之，繼續向前，如此，便好！
作者簡介：
楊洲，一個喜歡文學的汶川地震倖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