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訊，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佈了《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4》。 

 水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性、戰略性資源，流域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地理單元。古今中外“善為國者必先治水”，我國是世界上水情最為複雜、治水任務最為繁重的國家之一，未來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將極大可能加重我國的城鄉治水任務。與此同時，生態文明時代高品質發展、人民群眾高品質生活的現實需求，也給新時代的城鄉治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黨的十九大強調“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提出了到2035年“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的奮鬥目標。水是我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物質基礎和組成要素，流域則是建設美麗中國的空間載體和基本單元。《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4》（以下簡稱《報告》）以“大國治水之城鄉生態文明建設”為主題，緊密圍繞新中國成立以來城鄉治水的主要工作，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水資源管理、水環境治理、水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的制度、理念和實踐進行了系統分析和深入研究。《報告》共設計了總報告、綜合篇、重點流域篇、專項行動篇、國內案例篇、國際經驗篇和附錄7個篇章，分專題深入研究了我國城鄉治水的發展沿革、治理現狀、問題挑戰、發展態勢、制度建設、實踐工作等，並結合國內外城鄉治水的有益經驗，對進一步提升和完善我國在水資源、水環境、水生態、水安全、水文化等領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準提出了對策建議。

  《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4》指出——

   我國供用水結構趨於合理，但水資源過度開發利用問題突出

 2021年12月2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佈了《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4》。  

 藍皮書指出，我國供用水結構趨於合理，但水資源過度開發利用問題突出。

 中國的年供水量以地表水為主，2000～2020年全國年均地表水供水量約佔水資源總供水量的81%，地下水供水量約佔18%，其他方式供水量不足1%（見表4）。從變化趨勢看，2013年以來供水總量以及地表供水量和地下供水量整體呈下降態勢；通過廢水回收、迴圈使用等其他方式的供水量呈上升態勢，佔比由2000年的不足0.38%上升到2020年的約2.20%。

 中國年用水量在6000億立方米左右，在2013年達到峰值後呈小幅下降態勢，2020年全國用水總量為5812.9億立方米。其中，農業生産用水從2013年的峰值3921.5億立方米，逐步下降到2020年的3612.4億立方米；工業生産用水從2011年的最高值1461.8億立方米下降到2020年的1030.4億立方米；生活用水和生態用水呈逐年增加趨勢，分別由2003年的630.9億立方米和79.5億立方米，增加到2020年的863.1億立方米和307.0億立方米。從用水結構看，農業生産用水佔比最大，常年保持在60%以上；工業生産用水次之，佔比從2010年的24%下降到2020年的17.7%；生活用水量和生態用水量呈逐漸增加的趨勢，分別由2010年的11.86%和1.49%，增加到2020年的14.9%和5.3%（見圖4）。

 雖然我國供水和用水結構逐漸趨向合理，但用水量長期居高不下，水資源過度開發利用問題十分突出。以華北地區為例，從上世紀70年代，華北地區開始大規模開采地下水，最多時的年開採量曾經突破500億立方米。與1980年相比，地下水累計超採1800億立方米，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區”，並引發地面沉降、湖泊萎縮、生態系統退化等一系列問題。根據生態環境部的衛星遙感監測，2018年秋京津冀地區的352條河流中，有292條出現乾涸斷流現象，佔河流總數的83%，乾涸斷流河道佔河道總長度近1/4。這種情況在其他很多地區也同樣存在，如內蒙古西遼河流域的地下水年超採量高達10億立方米以上，局部幹流長期斷流，平原區水庫幾乎全部乾涸。在我國600多座城市中，存在淺層地下水超採情況的城市有111座，存在開發利用深層地下水的城市有61座，存在擠佔生態環境用水的城市有193座，水資源過度開發利用問題非常普遍，人水矛盾突出。

  （參見《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4》》p8~1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10月）

  《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4》指出——

   我國在城鄉人居環境整治、內澇治理、海綿城市建設等方面已取得了積極成效

 2021年12月2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佈了《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4》。

  藍皮書指出，我國在城鄉人居環境整治、內澇治理、海綿城市建設等方面已取得了積極成效。

 目前，我國在城鄉人居環境整治、內澇治理、海綿城市建設等方面已取得了積極成效。城市和農村面貌煥然一新，城鄉人居環境明顯提升，如2004年以來，城市污水日處理能力、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城市用水普及率、每人平均公園綠地面積等城市環境主要指標都有顯著提升（見表8）。農業農村部發展規劃司發佈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全國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超過68%，農村生活垃圾收運處置體系覆蓋90%以上的行政村，農村生活污水治理水準不斷提升，95%以上的村莊開展了清潔行動，基本實現村莊乾淨整潔。我國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展“海綿城市”建設，通過改造和治理境內水系和路網交通，就地消納和利用降雨，城市適應環境變化和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大大提高。

（參見《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4》》p17~1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10月）

  《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4》指出——

   應以水為媒加強基於流域的生態文明建設

 2021年12月2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佈了《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4》。

 藍皮書指出，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和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要統籌發展和安全，實現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要使“生態文明建設實現新進步”“民生福祉達到新水準”。江河湖泊是最重要的生態系統，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水安全是保障糧食安全、經濟安全、生態安全的重要前提，也是實現“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發展的基礎條件。“十四五”時期，我國應遵循自然規律，順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以水為媒加強基於流域的生態文明建設，打造讓人民群眾更具安全感、獲得感和滿意度的幸福河湖。

 一要強化基於流域的生態文明解決方案。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強調“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産”，“表像在河流、根子在流域”，這些都生動闡釋了水及流域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決定性地位。我國僅流域面積超過10000平方千米的河流就有近230條，多樣化的流域承載著全國最廣大的人口和經濟，流域不僅是最重要的自然地理單元，也是人與自然共生的主要載體。以流域為單元進行水生態環境治理，可以確保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的聯繫不被割裂，使治理更具科學性，有利於加快推進美麗中國建設。

 二要整體謀劃重點流域生態文明建設佈局。長江和黃河是中國的兩條母親河，其流域人口和經濟均佔到全國的70%以上。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下，推動長江經濟帶生態優先和綠色發展、加強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品質發展，成為新時期重要的國家戰略。在此基礎上，“十四五”時期我國應進一步明確以流域為基礎的生態文明建設，在更高站位謀劃海河、遼河、淮河、珠江等其他重點流域水環境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戰略佈局，加快推進“十四五”時期重點流域水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的編制與實施工作。

 三要建立健全流域生態環境協同治理機制。完善流域水環境保護和水污染防治的聯防聯控機制，搭建跨行政區的流域水生態環境協商共治平臺；推進流域水環境保護及生態建設制度的銜接和標準統一，加強流域負面清單管理；建立健全流域上中下游生態補償制度，協同推進流域生態保護和修復工作，形成全流域生態環境治理合力。

（參見《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4》》p37~3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10月）

  《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4》指出——

   時空壓縮的城鎮化進程給中國城市健康發展帶來風險

 2021年12月2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佈了《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4》。

 藍皮書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拉開了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序幕，伴隨這一轉型的重要實踐成果就是中國特色的時空壓縮城鎮化進程（見圖1）。在這一過程中，各類生産要素快速跨區域流動，並向城市地區集聚，但城市規模的快速擴張忽視了社會系統的演進規律與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勢必加劇社會結構的失調與生態系統的失衡。同時，時空壓縮過程的快速性和轉型內容的複雜性，不可避免地會引致程度深、複雜性強、關聯性強的各類城市健康風險。

 首先，與快速城鎮化進程相伴隨的是社會結構轉型及其相關社會風險。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空間、資本和社會結構等均開始出現分化，加劇了城市發展的不穩定性及相關風險。例如，大量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固有的城鄉關係、空間秩序發生變化，傳統的社會認同和社會規範受到衝擊。與此同時，普惠型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農業轉移人口雖然為城市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無法與市民共用城市發展成果，無法公平享有教育、醫療衛生、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務，容易引發城鄉社會系統之間的衝突和矛盾。

 其次，伴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城市空間結構也會發生改變，進而帶來城市空間結構失衡的風險。中國的快速城鎮化進程是以時空壓縮的形式推進，建設用地快速擴張、城鄉風貌發生巨大變化，加之城鎮化前期受政績主義影響，各地市的城市建設側重於空間形態設計的精緻性，忽視了文化傳承、風貌保護和公共服務提升，進而出現權益空間城鎮化滯後於物理空間城鎮化、人口城鎮化滯後於土地城鎮化、城市治理手段滯後於城市生態環境風險等一系列城市空間結構失衡問題。表現在各級各類城市關係以及城鄉發展空間上，就是“鄉村空心化”、中小城市的“空城化”、大城市的“城市病”等。

 最後，則是附著在社會風險與城市空間結構失衡風險上的利益衝突風險[2]。當前，城區擴建、舊城改造是城鎮化最外顯化的內容，附著在“外顯化”內容之上的，則是利益關係的改變。在徵地和拆遷過程中，權力和資本的介入不僅使利益關係更加複雜，更使政府、非政府組織、居民之間的利益衝突加劇。總之，時空壓縮的城鎮化進程帶來了社會風險以及城市空間結構的失衡，若不加以引導，及時推動城鎮化發展模式轉型，則容易引致發展失衡風險。

（參見《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4》》p49~5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10月）

  《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4》指出——

   中國城市健康發展面臨多重風險與挑戰

 2021年12月2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佈了《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4》。

 藍皮書指出，時空壓縮的城鎮化進程、快速的現代化進程、世界範圍的全球化進程以及全球氣候變化風險等多重因素的疊加效應，對城市健康發展提出了嚴峻挑戰，城市的健康治理難題亟待理論和實踐的雙重破解。

 一是時空壓縮的城鎮化進程帶來的風險。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拉開了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序幕，伴隨這一轉型的重要實踐成果就是中國特色的時空壓縮城鎮化進程。在這一過程中，各類生産要素快速跨區域流動，並向城市地區集聚，但城市規模的快速擴張忽視了社會系統的演進規律與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勢必加劇社會結構的失調與生態系統的失衡。同時，時空壓縮過程的快速性和轉型內容的複雜性，不可避免地會引致程度深、複雜性強、關聯性強的各類城市健康風險。

 二是快速的現代化建設進程帶來的風險。中國當前的現代化進程比先行工業化國家現代化進程要快得多，經濟增長、社會穩定、階層分化、民眾參與等涉及經濟社會的重大問題在較短的時間同時出現，需要加快推進相關適應性制度的建設，避免出現較大的社會風險。總之，當前的城市發展面臨的健康風險不僅僅是人(社會)與自然的矛盾，更是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在我國經濟進入高品質發展與構建“雙迴圈”新發展格局的全新時期，這種“被製造”出來的風險更需要構建新的治理機制與治理體系加以防範。

 三是世界範圍的全球化進程帶來的風險。全球化重組了城市空間尺度和結構，尤其是伴隨著國際國內兩個市場開放程度與水準的加深，流動性、複雜性及關聯性增加了城市健康發展的不確定性。尤為重要的是，高度聯通的全球城市網路加劇了地區性風險轉變為全球危機的可能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範圍的快速傳播就是例證之一。

 四是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潛在健康風險。氣候變化是21世紀全球城市所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而由氣候變化引致的極端天氣頻發，城市災害風險加大，既威脅居民生命安全，也産生了健康風險。與此同時，技術進步、日益加強的氣候變化有可能加深現有的健康不平等，進一步擴大公共健康方面的差距。

（參見《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4》》p49~5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10月）

  《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4》指出——

   我國水生態環境保護主要面臨五個問題

 2021年12月2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佈了《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4》。

 藍皮書指出，雖然我國的水生態環境治理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水生態環境保護面臨的結構性、根源性、趨勢性壓力尚未根本緩解，與美麗中國建設目標要求仍有不小差距。七大流域水生態環境面臨的主要問題存在差異性。長江流域水生生物多樣性下降，沿江水環境風險高，大型湖庫富營養化加劇；黃河流域高耗水發展方式與水資源短缺並存，生態環境脆弱；珠江流域城市水體防止返黑返臭壓力大，中游重金屬污染風險高；松花江流域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短板明顯，農業種植、養殖污染量大面廣；淮河流域水利設施多、水系連通性差，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壓力大；海河流域生態流量嚴重不足，水體污染重；遼河流域水環境品質改善成效不穩固，生態流量保障不足。綜合分析，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地表水環境品質改善存在不平衡性和不協調性

 工業和城市生活污染治理成效仍需鞏固深化，全國城鎮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僅為60%左右，農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不足30%；城鄉環境基礎設施欠賬仍然較多，特別是老城區、城中村以及城郊接合部等區域，污水收集能力不足，管網品質不高，大量污水處理廠進水污染物濃度偏低，汛期污水直排環境現象普遍存在，城市雨水管網成“下水道”，各類污染物在雨水管網“零存整取”。城鄉面源污染防治瓶頸亟待突破，受種植業、養殖業等農業面源污染影響，汛期特別是6月至8月是全年水質相對較差的月份，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流域和西南諸河氮磷上升為首要污染物。城市黑臭水體尚未實現長治久清，松花江、黃河和海河流域等仍存在不少劣Ⅴ類水體。

（二）水資源不均衡且高耗水發展方式尚未根本轉變

 我國人多水少，水資源時空分佈不均，供需矛盾突出，部分河湖生態流量難以保障，河流斷流、湖泊萎縮等問題依然嚴峻，成為當地生態環境頑疾。黃河、海河、淮河和遼河等流域水資源開發利用率遠超40%的生態警戒線，京津冀地區汛期超過80%的河流存在乾涸斷流現象，乾涸河道長度佔比約1/4。作為高耗水行業的煤化工，全國80%的企業集中在黃河流域。2020年，我國農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為0.565、萬元國內生産總值用水量和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為57.2立方米和32.9立方米，用水效率仍明顯低於先進國家水準。

（三）水生態環境遭破壞現象較為普遍

 流域水源涵養區、河湖水域及其緩衝帶等重要生態空間過度開發，造成生態功能嚴重衰退、生物多樣性喪失、湖泊藍藻水華居高不下等一系列生態問題。全國各流域水生生物多樣性降低趨勢尚未得到有效遏制，長江上游受威脅魚類種類較多，白鰭豚已功能性滅絕，江豚面臨極危態勢；黃河流域水生生物資源量減少，北方銅魚、黃河雅羅魚等常見經濟魚類分佈範圍急劇縮小，甚至成為瀕危物種；2020年國控網監測的重點湖庫中處於富營養化的湖庫個數為32個，較2016年上升7個，太湖、巢湖、滇池等湖庫藍藻水華發生面積及頻次居高不下。

（四）水生態環境安全風險依然存在

 大量化工企業臨水而建，長江經濟帶30%的環境風險企業離飲用水水源地周邊較近，存在飲水安全隱患；因安全生産、化學品運輸等引發的突發環境事件頻發。河湖灘塗底泥的重金屬累積性風險不容忽視，長江和珠江上中游的重金屬礦場採選、冶煉等産業集中地區存在安全隱患。環境激素抗生素、微塑膠等新污染物管控能力不足。

（五）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準與發展需求不匹配

 我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新型工業化深入推進，城鎮化率仍將處於快速增長區間，糧食安全仍需全面保障，工業、生活、農業等領域污染物排放壓力持續增加。生態文明改革還需進一步深化，地上地下、陸海統籌協同增效的水生態環境治理體系亟待完善。水生態保護修復剛剛起步，監測預警等能力有待加強。水生態環境保護相關法律法規、標準規範仍需進一步完善，流域水生態環境管控體系需進一步健全。經濟政策、科技支撐、宣傳教育、能力建設等還需進一步加強。

（參見《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4》》p208~21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