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思挺:
新聞媒體的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歡迎大家前來出席由貴州省委宣傳部、省政府新聞辦公室組織的2018年全國兩會貴州代表團集中採訪活動。第一場集中採訪很高興邀請到全國人大代表、六盤水市長李剛同志,全國人大代表、安順市長陳訓華同志,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工商聯副主席、興偉集團董事長王偉同志,全國人大代表、平壩區塘約村黨總支書記左文學同志,全國政協委員、盤州市岩博村黨支部書記余留芬同志。
他們今天將圍繞鄉村振興戰略的貴州實踐主題,與在座的媒體朋友做深入交流。首先,對各位代表和委員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來到現場表示感謝!
參加今晚集中採訪的新聞媒體有人民日報、新華社、經濟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日報、中國新聞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農民日報等中央媒體,香港商報、香港文匯大公報等香港媒體,貴州日報、貴州廣播電視臺、當代貴州雜誌、多彩貴州網、當代先鋒網等省主要媒體的記者朋友。歡迎大家!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戰略和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係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全國工作的重中之重。
對此,貴州省委書記孫志剛強調,要來一場振興農村經濟的深刻産業革命,在轉變思想觀念上來一場革命,在轉變産業發展方式上來一場革命,在轉變作風上來一場革命,推動産業扶貧和農村産業結構調整取得重大突破。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發源於六盤水的“三變”改革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兩次寫入中央一號文件。首先有請李剛代表為我們介紹一下六盤水“三變”改革的基本情況,以及“三變”改革在下步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中有哪些打算?
李剛:
首先,很榮幸能夠在全國“兩會”期間跟新聞界的朋友們見面,給大家報告一下六盤水鄉村振興和“三變”改革的相關情況。感謝大家長期以來對六盤水和貴州省經濟社會發展的關心、關注、支援和幫助。
今天在座的有不少是中央媒體和貴州省內外媒體,所以我想用幾句話給大家介紹一下六盤水。剛才從賓館出來的電梯上,我還跟大家説,一説起六盤水大家就想到寧夏和甘肅的六盤山,其實此水非彼山。
六盤水市位於貴州西部烏蒙山區,是國家“三線”建設時期發展起來的一座能源原材料工業城市。人口340萬。上世紀60年代,國家三線建設,把貴州西北部跟四川攀枝花結合起來,在中國西南地區建立工廠。當時把貴州六枝、盤縣、水城三個縣,六枝屬安順地區,水城屬畢節地區,盤縣(現叫盤州市)屬黔西南州,把這三個地方加起來叫“六盤水”。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當天,國務院批復成立六盤水市。六盤水市也是貴州省第二個地級市,第一個是貴陽,所以現在六盤水的車牌號是“貴B”。所以,我們一直説六盤水是趁著改革開放的春風邁進新時代。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也是六盤水建市40週年。趁著改革開放的春風發展起來的六盤水,敢為新,常為新。今天介紹的“三變”改革就是六盤水敢為新、常為新的案例。
我先説兩個小故事,給大家介紹為什麼搞“三變”改革和怎麼搞“三變”改革。第一個故事,陶正學所在的六盤水盤州市普古彝族苗族鄉舍烹村,2011年以前是遠近聞名的貧困村,當時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僅700多元。2012年,陶正學與7個村民一起成立了銀湖農民合作社。為破解發展中遇到的難題,合作社以股份形式吸納會員,村民可用土地入股,也可以現金入股,每股20萬元,可多人合入一股。當時沒有一個人相信他,因為幾千年來,舍烹村一直都苦巴巴的。大家也不相信他有這麼好的心,不相信他會幫助大家發展産業。
陶正學知道,自己要發展産業,帶領群眾致富,需要贏得鄉村們的信任。他用了三個辦法:一是每股10萬元,可以幾家人湊錢;二是他可以先借五萬;三是一年半交清。他這種奉獻精神感染了鄉親們,大家湊錢把合作社辦起來了。
在這個合作社的基礎上,現在整個村已經完全變樣了,已經沒有幾個人記得它叫舍烹村,現在大家知道的是六盤水市娘娘山國家濕地公園,一個非常美麗的景區。除了旅遊,他們還發展起了獼猴桃、藍莓、刺梨等産業。現在陶正學不僅管他的村,市委市政府規劃搞一個聯村黨委,八個村2220戶人共5000人參加他的合作社。2017年底,貴州農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不到9000元,舍烹村農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4萬元,比貴州省農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超50%,3900多人全部實現脫貧。
第二個故事,關於一個女大學畢業生的故事。這個人叫胡君。她家裏原來從事糧油貿易,也做礦産生意。2012年她大學畢業想著回鄉從事農業産業發展,投1.8億建了個獼猴桃基地,信心滿滿。
當時想著流轉土地做獼猴桃産業,第一年種下去的苗只有10%的成活率,一年下來損失800多萬,因為她跟農民的關係是雇傭關係,把土地流轉後出錢讓農民打工,所以農民積極性不高。而獼猴桃是需要很細心的管控的。後來她想改成合夥人關係,把土地集中起來,用土地入股,在保底分紅上還可以拿效益分紅。第一年500元,第二年增加700元,達到1300元,第三年再在之前的基礎上增加700元,第四年可以拿到2500元。通過保底分紅和效益分紅機制,把農民比較牢固的跟她的産業捆綁在一起。
我問她20年後怎麼辦?她説20年後就不幹這個事了,把基地分給農民,讓農民經營,自己做加工和貿易。她把基地劃分成若干網格,培養了一群有基礎、學到技術的農民,把農民分到網格裏負責技術和管護,每年30%由農民分紅。這更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
她的基地在水城縣現代農業園區,這個現代農業園區是2017年農業部首批11個國家現代農業園區之一。除了綠色的獼猴桃、還有紅色的三角梅。
這兩個例子就給大家説清楚了我們的“三變”改革是怎麼來的。
2013年、2014年開始,我們在總結基層農民和基層群眾探索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三轉”:“産權”轉“股權”,“資金”轉“股金”,“農民”轉“股民”。
2014年為了把名字叫得更準確,就把它改成了“三變”,那時候的“三變”叫:“資源”變“股權”,“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
2015年11月份,中央扶貧工作會議召開,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當中,正式把“三變”提法固定了,就是現在所説的:“資源”變“資産”,“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這就是“三變”改革的原由。
“三變”改革形成以後,對六盤水的扶貧脫貧攻堅起到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2013年,六盤水還有200多萬的農業人口,貧困發生率23.3%,意味著4個農民裏頭有一個是貧困戶。推行“三變”改革以後,2014、2015年六盤水貧困人口大幅降低,2016年底降到31.65萬人,到2017年底進一步大幅下降,只有18.67萬人,貧困發生率只有7.34%,低於貴州省全省平均水準。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最直接的效益就是對六盤水的脫貧攻堅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
六盤水的“三變”有重大意義,也起到了明顯作用,所以得到了中央的肯定。2015年11月,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兩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都對“三變”作了重要講話,2017、2018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把“三變”寫進去,這説明“三變”從一個市級層面上升為全國層面。另外,“三變”改革在全國和世界範圍內産生了重大影響,2017年,六盤水共接待了來自國內外的318批3000多人,實地考察六盤水的“三變”改革,現在“三變”在貴州省88個縣全面推開,甘肅省也開始推廣。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來鄉村振興戰略,“三變”改革在鄉村振興戰略中也能發揮重要作用,把“三變”改革打造成為脫貧致富的黃金腰帶,打造成為現代農業的制度基礎,打造成為城市資源的下鄉通道,打造成為鄉村善治的有效激勵,全力打造新時代“三變”改革升級版。
哈思挺:
李剛代表從六盤水“三變”改革切入,介紹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和亮點,向我們展示了充滿活力、充滿希望的六盤水,非常感謝。
塘約經驗作為貴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另一個亮點,引起了中央的極大關注和肯定,下面有請陳訓華代表結合塘約經驗,給我們談下安順改革的亮點和經驗。
陳訓華: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幸運,今天在這個地方給大家介紹塘約經驗。首先感謝大家長期以來對安順經濟社會發展各方面給予的關心和支援,同時也非常歡迎大家到安順去。
塘約村是安順的一個美麗鄉村,在脫貧攻堅的過程中,塘約村探索出了以黨建引領、改革推動、合股聯營、村民自治、共同富裕的“塘約經驗”。“塘約經驗”也是安順市三權促“三變”改革的碩果,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探索和經驗,並且得到各級領導的充分肯定。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對塘約改革發展取得的成果給予了高度肯定。貴州省十二次黨代會上,把“塘約經驗”寫入黨代會報告。最近下發的《貴州省鄉村振興戰略》,也把“塘約經驗”寫進了文件。安順市對“塘約經驗”非常重視,2017年,在全市1007個村推廣“塘約經驗”,“一村一公司”、“五戶聯保”這些經驗也是“塘約經驗”推廣取得的成果。
塘約的發展、塘約的變化是安順市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十九大和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的深入實踐,是農村改革發展的典型經驗。2013年,農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不到3800元,村集體經濟不到4萬元,當時的貧困發生率是17.7%,30%的土地被撂荒,大部分青壯年到外地打工,基礎設施比較差,老百姓居住環境也比較差。2014年,塘約村遭遇了百年不見的洪澇災害,基礎設施被沖毀,部分農戶房子也被衝壞。在這種情況下,塘約村黨支部帶領全村同志自力更生,重建家園。塘約村黨支部書記左文學敢於擔當,組織村黨支部的所有成員和村委會成員,把所有的家産抵押貸款,用貸款資金組織種植蔬菜,同時對塘約村進行改革。
經過三年多的改革實踐,塘約村實現了四個轉變:一是實現了從貧困村到小康村的轉變。2017年,塘約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1200元;二是實現了從後進村到先進村的轉變,村集體經濟達到312萬元,村裏的産業結構進行了大的調整,並且被評為貴州省産業結構調整的模範村,塘約村還被中宣部黨建雜誌社作為聯繫點;三是實現了從敗破村到美麗村的轉變,塘約村的基礎設施不斷完善,被評為“貴州省十佳美麗鄉村”;四是實現了從封閉到開放的轉變,村農業産業園初具規模,並且辦起了旅遊公司、建築公司、運輸公司等多家産業。應該説現在的塘約村成了一個富裕、自信、開放美麗鄉村。
我認為塘約村的成功主要表現在五個“好”:一是有個好的基層組織,塘約村的黨支部是一個有戰鬥力的黨支部,充分發揮了戰鬥堡壘作用,塘約村的村委會是一個有凝聚力的村委會,充分發揮了先鋒模範作用;二是有一個好的改革底座,塘約村抓住“三權”促“三變”這個牛鼻子,盤活了農村的沉睡資源,讓農民有多種收入渠道;三是有一個好的發展模式,塘約村按照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發展思路,探索出了“公司+合作社+農戶”的發展模式,並且建立了一種科學的利益分配機制;四是有一個好的産業路子,塘約村結合自身實際,發展蔬菜、食用菌、經果林;五是有一個好的村規民約,塘約村在廣泛徵求所有村民的基礎上,制定了“紅九條”,確保村民管理有序,互相遵循。
“塘約經驗”與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産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這個總要求是相契合且一致的。一是推動合股聯營助推了産業興旺;二是黨建引領,村民自治,實現了鄉風文明治理有效。以上就是我給大家介紹的“塘約經驗”。謝謝大家。
哈思挺:
陳訓華代表從塘約經驗的經驗和做法,給我們展示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的創新,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思考空間,非常感謝。
作為來自企業一線的代表,興偉集團這些年一直在參與貴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投資和扶貧,承擔著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有請王偉代表給我們介紹下相關情況。
王偉: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沒有黨的改革開放就沒有今天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興偉集團是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貴州民營企業。現在,興偉集團在貴州省委省政府的戰略部署下,我們積極投身精準扶貧工作,積極投身鄉村振興戰略。
怎麼做?一是要用感恩情懷。十九大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貴州省代表團討論併發表重要講話,給貴州工作提出殷切希望、作出重要指示。貴州省委省政府提出“牢記囑託,感恩奮進”,簡單的8個字,凝聚了貴州省委省政府、貴州人民對習近平總書記的感恩之情。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先富幫後富”,作為貴州的民營企業,我們一定牢記使命,不忘初心,探索致富之路,帶領貧困戶脫貧致富。
安順市是貴州旅遊非常豐富的城市,我們選擇了普定縣秀水村,將農業、旅遊相結合,興偉集團與秀水村創建了積極造福村民、吸引村民參與公司發展的“秀水五股”共用經濟模式。秀水村村民原來一畝地收入500元,現在在我們的帶動下,一畝地收入達到了1.8萬元。2015年,在我們的努力下,秀水村1000多戶3000多人脫貧致富。
昨天,我們現場聆聽了總理的工作報告,回去之後一定認真研究、學習,作為貴州民營企業,興偉集團將力爭在貴州精準扶貧、鄉村戰略中做出更大的貢獻,謝謝大家。
哈思挺:
作為來自塘約經驗發源地的代表,有請左文學代表給大家談下塘約村的發展變化。
左文學:
各位媒體朋友,根據會議安排,我把塘約的情況給大家做介紹。
剛才陳市長已經介紹了塘約。2014年之前,塘約是一個村窮、民弱、人散、地荒的貧困村,通過三年時間,集體收入從一張白紙到2017年的312萬元,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從不足4000元到2017年的11200元。這一切得益於幾個關鍵的因素:一是改革,一個是黨的建設。當時提出通過加強黨的建設深化改革時,我們心裏也沒底,當時大家都在説:“改失敗了咱們辦?”我説:“改失敗了再改,不改沒有出路。”從那個時候起,我們從機構改革、制度改革到村風民風改革、到産業優化改革……
開始,我們把土地集中起來。村民怕失敗。土地入股是不可能的,要付現錢流轉。我們當時班子8個人開了兩天會,最後得出一個結論:自己把自己的老婆哄好,自己到農村信用社簽字,自己借錢自己用、自己還。從那個時候起,我們班子把命運捆綁在一起。通過7個月時間,我們通過做蔬菜、營養餐把貸款還了,還把第一桶金交給村集體,由村集體統籌,所有幹部、班子成員沒有拿一分報酬,這是2015年3月份。從那時候起,村民才積極踴躍地把土地全部入股。2015年底,村集體收入達到80多萬元,村民可支配收入接近8000元。2016年,實現村集體經濟20200元,村民可支配收入10030元,這是一個改革成果。這裡面我們注重幾個問題:一是通過加強黨的建設。二是通過村民自治,理順了村莊管理的關係。三是通過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盤活沉睡資産,激活農業的沉睡資産、農民要素。
在黨建引領方面,最主要的做法是把黨小組建在村民組,同時成立組委會,形成一個互相監督、互相約束、互相幫助的村民自治機制。在村民之間成立支部,這樣做的好處是把治理村莊的陣地前移,把原來的管理者騰出來謀發展之路。村莊治理主要靠制定村規民約,大家共同遵守。目前整個村酒席沒有亂辦,辦酒席和老人過世由全村統一到府服務,把村民幫忙的時間騰出來,不耽誤他掙錢。
産業是公司化管理,企業化運作。領導定産業,管理團隊定産量,員工做計件。2017年12月份,我們預定了2018年目標:拓展二産。目前已經建了幾座標準化産房,目的是解決周邊6個村的貧困戶就業和我們村300左右的勞動力。塘約村規定了三步走,二産發展以後,通過76%的森林覆蓋率、2條河流、村莊文化等資源走向三産,爭取2020年實現三産融合,實現智慧塘約。
哈思挺:
人民小酒和盤縣火腿,在十九大期間得到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極大關注,請余留芬委員給我們介紹下,盤州白酒産業和火腿産業發展情況,以及岩博村的發展變化。
余留芬:
非常感謝各位媒體朋友,大家辛苦了。我給大家介紹一下盤州的“人民小酒”和火腿的情況。
這兩個品牌在盤州不是今天才有的。岩博酒是600多年的傳統工藝,岩博村家家戶戶在六七十年代將岩博酒作為副業發展。
盤州火腿是地方特産,歷史悠久,是一代又一代傳承下來的製造工藝。六盤水環境優勢、氣候優勢成就了優質的火腿。它是低鹽的,通過發酵以後,有非常好的品質。很多北京人都喜歡吃我們的火腿,很多人通過網上購買盤州火腿。
2004年我當上了村支書,在把水電路等基礎設施搞好之後,我就開始著手搞好村集體經濟。剛才聽了塘約村左書記介紹了他的經驗,我跟他的相同經驗太多,也是“無中生有”、沒有辦找辦法,找了很多親人、朋友都沒有足夠的錢,唯一的辦法是貸款。
2002年23萬元是天文數字,怎麼辦?當時很多人不同意,我還是下定決心貸款把林場買回來了,並作為村集體資産送給村民。現在這片林子評估值幾千萬。當時還有人説他願意出40萬買回去,讓我賺差價。我不是這樣的人,如果我想賺錢,就不會在村裏任支書。
2004年,我們尋找一條在村裏可以長期發展下去的産業。我經常説“一村一特、一村一優、一村一業”,每個村都有自己的優點。作為村的帶頭人,能不能帶領村致富,就看帶頭人的思路。當時所有人都把眼光看向煤炭。2012年開始,煤炭一天一個價,大家都希望得到現價。所以沒有人做岩博酒,我們開會的時候討論説這個酒可以賺多少錢,我覺得可行,後來辦了一個岩博小酒。一開始,我們到縣城裏去:“岩博小鍋酒,喝了不打頭”。雲南人來喝了這個酒,打電話給我們,我們用膠瓶一瓶一瓶帶到雲南。2011年國家二號文件出來的時候,對貴州辦證傾斜,我想一定要把酒擴建、做大。2013年3月14日,這個日子在我心裏永遠不會忘記,貴州省經信委、發改委等單位下了一個文:達到一定的産業經營規模可以辦證。現在,我們辦了證,水庫也得到利用,致富路擴寬了。
每一個品牌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它是通過積澱、經營,通過不斷努力、堅持才有了希望。我經常總結一句話:我是在沒有看到希望的情況下堅持了下來,而不是看到希望才堅持。2015年我,們差一點撐不過去,很多人來找我,説有一種技術,烤出來就可以變成10年的味道。還有人跟我説不用酒精勾兌,你的酒怎麼跟人家競爭。我都拒絕了,哪怕你買10元錢的酒,我不評判酒好不好,但我一定是用良心做的。之前在茅臺參加一個酒類的會,袁仁國董事長講,人和良組成“糧”字,做産品一定要做良心産品,這句話也印證了我的一些思考。
一路走過來,我不斷被黨信任、被領導信任、被組織信任、被群眾信任,大家的信任給了我鼓勵,讓我從最艱難、最痛苦、最無奈的情況下走出來。再一次當選十九大代表,我沒有想更多,對我也是一個鞭策的機會。習近平總書記對岩博村的關心、關懷、厚愛,讓岩博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變化前所未有,我也可以用幾個數字來給媒體説一下。十九大以前,我們酒的經銷商不超過10人,3個月時間,到現在我們發展到了120多個經銷商。從2014年開始,三年來銷量不到1000萬。過去兩個月,岩博酒的銷量突破了6800萬元,是過去一年銷量的6倍。我在廠裏跟工人説:正是由於習近平總書記對岩博村的關心和厚愛,才讓我們有了脫貧致富的機會。我們一定要做好幾點:一是不忘初心,牢牢抓住品質把控,牢牢抓住團隊打造,牢牢抓住市場營和銷兩字,把營做好了,銷就不是問題。我們的目標是2020年在主機板上市,我們更多的責任是回報于社會,在新時代下,我們希望通過集團化發展,做強做大品牌,讓更多需要我們幫扶的人得到實實在在的幫扶。
哈思挺:
非常感謝余留芬委員充滿感情的講述,同時再次為你的人民小酒和盤州火腿做了很好的廣告。剛才余留芬委員的講述裏充滿了對總書記的感恩之情,牢記囑託、感恩奮進已經成為貴州的主旋律。
剛才幾位代表和委員從各自的角度圍繞著鄉村振興給我們做了簡要介紹,下面就到記者提問環節,大家有什麼感興趣的問題,可以積極提問,提問前請通報一下所在的新聞單位。
人民日報記者:
我有兩個問題,首先請問李剛市長。您剛剛提到六盤水要把“三變”改革打造成脫貧致富的黃金腰帶,黃金腰帶是什麼?陳市長,安順市在産業發展中,如何振興?
李剛:
剛才余留芬委員給大家拆了一個字,糧食的糧,一個米一個良。我也拆一個字“貧”。貧字在説文解字裏是才分少也,就是財産分開了就變少了。説文解字還有兩句:合則變多,分則減少,這是一個很樸素的理解。農民為什麼窮,關鍵是他沒有財産,沒有資産,土地是國家的,只有承包權,宅基地是集體的,除了他是他自己的之外,別的都不是他的,所以農民窮。再加上基礎條件差、自然條件差,就靠他那雙手,把身體的能量轉化為地裏頭長出來的東西的能量,效率很低,所以窮。“三變”改革就針對這個問題,就是“才分則少也”,就是把農民可以換取效益的資源捆綁在農民的身上,這就是黃金腰帶。黃金腰帶就是“三變”,包括土地、宅基地等等12個資源捆綁在農民身上,提高農民市場的身價。把資源捆綁起來,提高身價,就能在市場上得到更多的收益。合則漸多,起到漸多的作用。
甘肅省省長在做中編辦主任的時候到六盤水調研,寫了一篇報告,他當時對“三變”説了三句話:無人不股,無其不股,無事不股。只要能對農民增加收益的都能捆綁在農民身上,剛才講的土地、山林、宅基地、自然風光,這些都可以捆在農民身上,進入市場平臺,提高他的身價。
給大家舉個例子,一個農民家裏有四口人、三畝地。這三畝地作為他家的股份投入到某個産業,比如獼猴桃、刺梨,投進去以後怎樣有收入?第一,保底分紅600元一畝地,每年就是1800元。第二,他家裏人可以到基地打工,一天80元,一年做200天,就是1.6萬元。第三,特惠貸是國家的政策,在貴州推行得比較好,貧困農戶可以貸款5萬,三年。特惠貸放到公司入股,一家人大概2萬元,按照現在的標準就已經脫貧了。如果這家人正好在景區裏,比如盤州市妥樂是銀杏之鄉,有1451株古銀杏,都是1000歲以上,最大的有1400歲。在珠三角,一般的銀杏果賣20元/斤,800年以上的銀杏果可以賣100元/斤,光是銀杏果就已經很值錢了。再説銀杏樹,他家有一棵樹在景區就可以分紅。景區拿一部分錢,你的銀杏樹對景觀有貢獻,我就給你分紅。這就是黃金腰帶的意思。回答完畢,謝謝。
陳訓華:
謝謝這位記者朋友。産業興是鄉村振興的中心任務,是關鍵,也是基礎。産業興,農民富,農村才能強。在産業發展方面一共有五點:一是抓好産業經營。安順市抓好産業部署,對農村産業結構來一場革命,對投入産出低、效益差的産業進行調整,每個縣、每個鄉鎮結合自身實際進行調整,比如安順西秀區適合種蔬菜、山藥、食用菌、金刺梨等産業。今年安順市準備發展200萬畝蔬菜、100萬畝精品水果、85萬畝茶葉、2億包食用菌。
二要實現産業全覆蓋。安順市按照公司+合作社+農戶的模式,村村建立合作社,戶戶發展致富産業,讓每一個農戶在發展産業裏得到實惠,比如安順市178個深度貧困村,市裏對每個村注入100萬元産業扶貧基金,由村黨支部、村委會牽頭成立公司,選1-2個産品組織生産,産品覆蓋所有貧困戶。
三要發揮産業龍頭帶動作用。充分發揮現有龍頭企業種植大戶的作用,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擴大規模,讓更多的農戶特別是貧困戶參與到企業裏或者是到企業裏就業,能夠增加收入。
四要擴大農産品銷售。産業發展起來以後,産品增多以後,關鍵就是銷售,怎麼樣把銷售渠道建立好:首先是加強原有渠道的對接,特別是對以前的超市、學校、企業;其次是充分發揮公司銷售平臺作用,我們推廣西秀區功能表式扶貧模式,直接供到超市;其三,通過展銷會等各種形式把産品銷售出去;其四,大力發展農村電商,讓黔貨出山;五是抓好科技支撐,加強基層農業技術的推廣,組織科技人員深入鄉村、企業搞好技術指導和技術服務,鼓勵和支援大專院校、科研院所的技術人員到貧困地區和企業去兼職、挂職,加強農村實用技術培訓,培育大批懂技術、會經營、善管理的新型職業農民。回答完了,謝謝大家。
哈思挺:
謝謝兩位代表的回答,請繼續提問。
農民日報全媒體記者記者: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其中治理有效是最基本的保證。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李剛市長,六盤水推進鄉村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建設中,“三變”發揮了哪些作用?做出了哪些突出貢獻?謝謝。
李剛:
“三變”改革有兩個方面可以做:一是把“三變”改革相關內容融入到村規民約中,鄉村治理的要求跟村規民約結合起來,把村規民約的相關要求納入到效益比較好的合作社或者企業,合作社要擴股,肯定是遵守鄉規民約的人能擴股,如果你不遵守,那肯定不行,這是用經濟的力量引導人們向善向好。
在“三變”改革這個制度的基座上,我們推進規模化生産,把産業整合起來,規模化發展。聯村黨委是上層建築,“三變”改革是經濟基礎,讓經濟基礎跟上層建築結合起來,通過聯村黨委推進鄉村更好、更高的發展。下一步可能會有新的探索。
哈思挺:
謝謝李剛市長,請繼續提問。
經濟日報社記者記者:
我想問一下陳市長,安順市如何結合“塘約經驗”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謝謝。
陳訓華:
謝謝這位記者。安順市結合“塘約經驗”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主要從四個方面抓好工作:
一、夯實基層基礎。借鑒“塘約經驗”黨建引領、村民自治的做法,一要加強基層黨支部、基層村委會建設。去年對安順市1007個村的黨支部和村委會都進行了充實和調整,對65個軟弱、渙散村進行了大換血,即把主要負責人進行調整。我們在工作中感受到,一個村特別是貧困村沒有一個有戰鬥力的黨支部,沒有一個有凝聚力的村委會,要率領大家發展産業、脫貧致富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們首先加強基層組織建設。二是強化村民自治。目前安順大部分村都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制定了類似于塘約“紅九條”的村規民約,有的叫“五條”、“六條”,叫法不一樣,但內容和起到的作用都是一樣的,就是規範村民行為。
二、要抓好産業發展。借鑒“塘約經驗”,在鄉村振興戰略裏,我們把産業發展作為工作重點。一是産業全覆蓋,每一個農戶都有1至2個能致富的産業。二是大力調整産業結構,剛才我已經做了介紹。三是因地制宜發展産業。
三、要推動農村改革。“塘約經驗”實施七權同確、合股聯營的做法,安順要加快推動農村改革,深入推進“三權”促“三變”改革,要加快農村産權交易市場建設,三權確定以後,“三變”要有交易市場的建設。要推進農民入股分紅或者股權抵押貸款,要發揮股權的作用,要麼入股,要麼抵押貸款,得到資金以後再來發展。
四、要改善人居環境。借鑒“塘約經驗”把産業發展和美麗鄉村結合起來,要持續改善人居環境。一是從今年起對30戶以上的村莊進行規劃。以前的農村建設沒有規劃,想怎麼建就怎麼建,今年30戶以上的村全部由縣牽頭完成規劃。二是加快農房的改造。去年安順市改造的農房有1.1萬戶,在去年的基礎上,今年還要改造1萬多戶。三要開展“廁所革命”和整臟治亂。現在農村的廁所是最大的問題,臟亂差是另一個問題。四是開展四家農家建設。五是引導醫療延伸到基層,改善農村生産生活條件。六是抓好農村生態環境建設,有一個美好的環境,有一個好的生態。回答完畢,謝謝各位。
哈思挺:
謝謝陳市長,繼續提問。
當代貴州雜誌社記者記者:
李剛市長您好,今年年底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就必須要重塑城鄉關係,請問“三變”在這個過程中起到哪些作用?
李剛:
我介紹的時候説過“三變”改革可以成為城市資源的下鄉通道。這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包括今年的一號文件提出“重塑城鄉關係”,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要打通城鄉之間資源流通的渠道。按照一號文件的説法,讓城鄉資源能夠自由流通、平等交換。我的理解是,現在的核心是讓城市資源支援農村經濟發展。
從“三變”改革來看,可以從四個方面解決城市資源下鄉的問題。
一是城市的工商資本。城市工商資本要到農村去,主要參與農村的産業發展。通過“三變”改革,城市工商資本可以入股農村合作社和相關的農業企業,共同支援和發展農業産業。我們通過一些具體的途徑來吸引和撬動城市工商資本下鄉。比如把我們的支農資金整合起來放到産業上,通過財政資金作為第一推動力把産業推動起來,吸引城市資金下鄉共同做大産業。二是拉動金融資本下鄉。比如特惠貸、人人貸這樣的産品都是吸引金融資本下鄉的好辦法。每個人可以通過特惠貸5萬三年,農民可以把這個錢投入到合作社,由此拿到分紅。三是建立股權交易市場,比如土地經營權交易市場、宅基地交易市場,在國家大政策許可的條件下進行。通過股權交易,我們融到了不少資金。比如土地使用權、經營權的交易。2017年,六盤水全市交易額達到5億左右,規模不算太大,但這畢竟是中國土地制度改革的一個突破,也是農村産權制度改革的突破。四是把“三變”作為資源量化到貧困群眾身上。比如停車場,停車場在城市當中是優勢資源,都是賺錢的。現在,我們把停車場量化到貧困群眾上,實現城市資源下鄉,這主要是從城市反哺農村的角度來講。下一步還可以探索,貴陽已經開始了探索城市“三變”,比如棚戶區改造,原住民拿自己的土地或者財産入股,在棚戶區改造和城市更新的過程中得到好處。
哈思挺:
謝謝李市長,請繼續提問。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記者:
我想請問李剛市長和余留芬委員,一個是省裏提出來場振興農村經濟深刻的産業革命,從六盤水來講,它有什麼新的要求?請問余留芬委員,您對於這樣一個新的變革有什麼期待?
李剛:
來一場振興農村經濟深刻的産業革命,這是省委書記孫志剛提出來的,也是當前開展的脫貧攻堅“春風行動”的主要內容。説起來這是一件比較難的事情,革命首先得有破。來一場深刻的産業革命破什麼?從貴州的實際情況來講,對貴州調減玉米種植面積是一種做法。
玉米的原産地是美洲,大概十六世紀(明朝)時引進中國。玉米的廣泛種植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為什麼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玉米在中國廣泛種植?因為那時候中國的人口實現爆炸式增長,從貴州來看,主要是300年前(雍正時期),雍正改土歸流,大量的外地人進入貴州,貴州人口暴漲,原來土地上種植的糧食不能滿足那麼多人的需求,我們需要適合本地自然條件的高産值糧食作物,當時選擇了玉米。其實不僅僅貴州選擇了玉米,全國都選擇了玉米。
玉米的種植帶來兩個結果:一是滿足劇烈增長的人口對糧食的需要。二是對生態造成極大損害。大家查閱當時的史料,晚清時期,林則徐等有識之士已經提出要調減玉米種植。玉米有兩個特性:一是吸水,它就是一個抽水機,一株每天耗水量2.5L。二是喜歡疏鬆的土壤,它的根系扎進去以後對土壤的破壞力非常大。雍正以前森林覆蓋率超過50%,貴州在康熙乾隆時期還有老虎,很多地方誌上可以看到老虎到城裏吃人的記載,這從一個側面説明貴州的生態環境非常好。但是雍正以後見不到了,我工作的六盤水,宋唐以前,可以看到大象、犀牛、蟒蛇、猿猴。到了本世紀八十年代初,貴州森林覆蓋率降到12.4%,六盤水森林覆蓋率最低的時候(1984-1985年)降到8%,這是很可怕的數字。通過這些年的退耕還林,六盤水去年達到56.94%,高於貴州的平均水準,這是了不起的成果。這時候如果還放任玉米種植,必將對貴州省、六盤水的生態造成新一輪致命的打擊,因為現在農民不種地了,就種玉米了。家裏沒有勞動力,家裏又有土地,留在家裏的老人總得幹點事,就種玉米。但玉米種得又不怎麼好。一是玉米破壞生態,二是玉米效益非常低下,一畝收益600元左右。所以,貴州省委省政府做出調減玉米種植的決定,一方面是保護生態需要,二是推動現代農業需要,振興農村經濟的需要。六盤水準均海拔1400-1900米,很多作物難以在這個地方實現生長。六盤水97%以上是山地,土地破碎,自然環境非常惡劣。在這種情況下,六盤水要調整産業結構,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經濟作物就是非常關鍵的問題。
做什麼?不拿自己的短處去搏別人的長處,我們要走産業化、差異化。這些年我們找到了自己的路子:比如獼猴桃、刺梨、軟籽石榴。
舉三個例子:獼猴桃並不少見,但六盤水獼猴桃有自己的特點,我們有獨特的氣候——一是晝夜溫差大,有益於獼猴桃口感;海拔高,可以克服獼猴桃的潰瘍病。但凡吃過六盤水獼猴桃的人都説好,我們現在最大的品牌叫“彌你紅”,紅遍世界各地。我們賣到加拿大、台灣等等,我們釀造了獼猴桃酒,出口到美國。刺梨是一種野果,外形很難看,滿身都是刺,大小跟馬蹄差不多。明朝李時珍寫的《本草綱目》裏記載了刺梨:只有貴州有,功能是消積食。刺梨裏有兩個東西含量非常高:一是維生素,獼猴桃的10倍,柑橘的50倍;二是SOD,抗氧化的,我們把刺梨汁拿出來做面膜。我們還可以加工成刺梨濃縮汁賣到日本。刺梨含片,如果大家有潰瘍,早中晚每次含兩片刺梨含片,潰瘍就好了。在貴州,能想到的茶葉就是都勻毛尖、湄潭翠芽,但我們六盤水是早春茶。春節前就能拿到當年的新茶,這是很寶貝的,所以賣價非常好。我們茶葉的廣告是:“喝著喝著春天就來了”。剛才介紹的産品都是六盤水特有的,這就是落實剛才這位同志提到的問題“來一場振興農村經濟的深刻産業革命”,我們幹的就是這些事,讓老百姓拿到更多的收益,一畝獼猴桃可以賺2萬,一畝刺梨可以賺4000元,一畝茶葉可以賺1800元。
余留芬:
剛才市長的一番話,讓我對六盤水的産品重新有了認識,特別是對玉米的認識。六盤水一直以“煤都”的稱號著稱,作為六盤水的一個基層代表,今天聽了市長的話,我非常感動,身在六盤水,看到六盤水的變化。現在六盤水在全中國是響噹噹的,因為貴州青山綠水出了名,六盤水的“三變”兩次列入中央一號文件,所以六盤水充滿了希望,充滿期待,充滿信心,鼓足幹勁。
刺梨在盤州最有代表性,娘娘山就在種,一個煤炭老闆種了幾萬畝,形成了一大片。六盤水人就這樣敢創,省裏、市裏對我們發展有了定位,定了這麼高的格局、理念,頂層設計好了,我們在基層按照設計的路子去做,真的是信心百倍。可以想像,再過三年、五年、十年的六盤水,將會實現“農村是讓城市嚮往的地方”。
哈思挺:
因為時間關係,再提最後一個問題。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記者記者:
我想問王偉代表,您作為新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這次會有什麼樣的建議和意見提出來,這是問題一。問題二,前段時間在您的家鄉普定縣召開“萬企幫萬村”消費扶貧活動。您對這個活動怎麼看,為什麼這樣做,有什麼好處,有什麼效果?對貴州的脫貧攻堅、精準脫貧等方面有什麼樣的作用?謝謝。
王偉:
謝謝這位記者的提問。這次兩會,我建議引導民營企業家把産業部署到貧困地區去。
省委省政府很重視脫貧攻堅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去年省委省政府拿出500億來做組組通水泥路,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很好的改善,許多生活條件非常惡劣的村寨整體搬遷出來。搬出來需要穩得住、能致富,這需要把産業部署到貧困地區,讓老百姓在家門口可以就業,這是第一。
第二,今年1月10日在貴州省舉辦了由全國工商聯、國務院扶貧辦、貴州省政府聯合主辦的全國“萬企幫萬村”消費扶貧活動。這幾年貴州省每個市州,特別是貧困地區都在搞種養殖發展,發展勢頭很好,每個地方還有每個地方的特色産品。通過萬企幫萬村東西協作,由東部省份幫助西部省份,把貴州的特色産品銷出去,貧困地區就能脫貧、不返貧。以前是種養殖出來找市場,通過萬企幫萬村、東西協作是先定單再生産,老百姓的收入可以得到很好的穩定。謝謝。
哈思挺:
因為時間關係,本場集中採訪告一個段落,還有問題的朋友可以與代表約時間溝通。再次感謝李剛代表、陳訓華代表、王偉代表、左文學代表、余留芬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