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步軒,1965年出生於陜西省西安市長安區,198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2003年,因在西安街頭賣肉的事被媒體曝出,被稱為“北大屠夫”。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陸步軒看起來一點也不“北大”。年過五十,他有點駝背,皮膚黝黑,任由髮根一截截發白。他每天要抽掉一包半二十塊錢的煙,一邊抽一邊咳嗽,一笑露出被煙和茶染出褐色的門牙。
“我這個人就是窮命。”陸步軒説。儘管有“北大”和“商人”兩個頭銜加持,他仍然習慣把農村出身挂在嘴邊。
未名湖邊,“北大”曾是他改變命運的全部指望;豬肉攤上,“北大”又變成他羞于啟齒的心頭重壓。
“好幾年我都覺得讀書沒有用。”陸步軒一度收起書報,拎著酒瓶走進賭場;直到2003年“北大才子西安賣肉”的新聞引起轟動,他進入體制,工作12年後辭去公職,如今遠赴廣東重操豬肉生意。
“北大畢業還不是照樣賣豬肉?”這句話曾經是他心頭的一根刺,現在他開始反駁,“北大畢業賣豬肉都能賣成連鎖店。”
他用了快三十年與“北大”和解。陸步軒説現在他想明白了,讀書不一定改變命運,但是讀書能改變思維。
跳出農門
1985年,我以531分,陜西省第十四、長安縣第一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
我家在陜西省長安縣(現西安市長安區)東部農村,家裏幾代務農。我母親在我剛上學的時候就意外去世了,我父親字都認不得幾個。
我九歲才上小學,腦瓜發育比較成熟了,學什麼都不覺得吃力,基礎打得牢靠,從小學習就很好。
那時候從來沒想過人生理想這些問題,上學只有一個目的“跳出農門”。
農村太窮了,我小時候一天只有兩頓飯,早上一頓玉米粥,中午玉米粥下麵條,晚上沒吃的生扛過去。我初中離家遠,住在學校,每個星期回家拿一次饅頭,每次都要焙幹、曬乾,到學校泡著稀飯或者開水充饑。霉變饅頭吃多了,到現在我都不愛吃饅頭。
我姐參加過一次高考,沒考上,差得遠。全家都盼著我能考上,那會兒都是統招統分,大學畢業就是吃國家飯的公家人。
第一年高考成績出來,我考上了西安師專。我把錄取通知書撕了。我有個親戚在國防科技大學讀書,他父親總跟我父親炫耀,我心裏不服,堅決要考更好的學校。
其實我壓力很大,成敗在此一搏的感覺。我全靠自學,一年的時間生物鐘都是亂的,沒有白天黑夜的概念,困得不行了就瞇一會兒,睜開眼就學習。夏天蚊子成災,農村沒有蚊香,靠點蒿草驅趕,又嗆又熱,就那樣還在看書。
1985年8月28日,我第一次遠行。親戚朋友送我到村口,揮手告別。我往前走了好久,猛一回頭,父親攙著奶奶,還在身後。至今想起那情景,還歷歷在目。
天之驕子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北大報到第二天,我趕緊到天安門廣場拍了張照片,連同平安家書一起捎回家。北京可真大,高樓大廈我見都沒見過。
我們班21個人,全是各地狀元。來自城市的同學無論是視野、知識面都比我們農村孩子廣闊得多,我的那點驕傲很快變成自卑。
我記得很清楚,剛開學不久宿舍同學夜聊,聊的是哲學。我根本沒接觸過,趕緊跑到圖書館借了一本《通俗哲學》。
因為成長環境的原因,我的性格內向倔強。我加入不了同學的話題,就拼命補課,聽別人説什麼,趕緊去學。
上了四年學,我是很老實的人,三點一線,宿舍、飯堂、教室。北大的教學環境很寬鬆,不會每節課查考勤,同學們一般派我做代表去上課,我寫字又快又清楚,我的課堂筆記是考試神器。
北大基本每天晚上都有講座,都是各個行業取得一定成績的人來主講。我特別喜歡聽講座,對開闊眼界和個人成長的意義比專業課還要大。
上世紀八十年代思想活躍,人心純樸、充滿希望。我在大學讀了很多書,什麼類型的書都看,看完和同學們討論,激情滿懷、意氣風發。
我們宿舍六個人,來自不同的班級。宿舍經常聚好多人,下棋、喝酒。那時候我們是天之驕子,我們覺得文科生能改造社會。
四年很快就過去了,我沒能留在北京,一切仿佛做了一場夢,醒來還在原點。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我一直羞于提及這段歷史。四年前,我從農村娃變成北大學子,畢業分配時的一次錯位,又把我打回原形。北大終於沒能成為我改變命運的那根稻草。
“把牛養成了羊,把羊養成了雞”
我的派遣證開到西安市人事局,參加二次分配。幾十個日夜裏,我騎著自行車挨個單位去敲門,最後被分到快要破産的長安縣柴油機配件廠。我上午報到,下午就走了,一天都沒幹。
之後三年,我在計經委幫忙。我住在單位家屬院的門房,每天第一個到辦公室,拖地、抹桌子、燒開水、給領導沏茶,單位大小麻煩事我都跑在最前。但是因為遲遲無法轉入正式的人事關係,我的工資低、待遇差,心情越來越苦悶。
1992年,我“被迫”下海,在單位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我想出去闖一闖世界。
我最初投入全部家當搞裝修,又跟人借了十萬塊錢挖金礦,都不成氣候。我經常跟人説,“我把牛養成了羊,把羊養成了雞,越來越瘦。”
那是我人生的最低谷,生活窘迫,看不見前途,還欠了一屁股債。我做了五六年職業賭徒,苦心鑽研牌技,贏的錢勉強維持吃喝。
我再也不跟人提北大,也不準朋友提。讀書改變命運,這句話在我身上就像一個笑話。我跟大學同學斷了聯繫,落魄潦倒,羞于對他們啟齒。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女兒出生,為了養家糊口,我開了個小商店,零售利潤微薄。入了行我才知道,要想發財得賣假貨,這事兒我做不來。有一次我不知情進了假電池,發現以後把幾盒貨全壓在手裏,一節也沒有賣。
我這人老實,不敢騙人,北大的教育也給我劃了道德底線。畢業十年,我對北大的態度很矛盾,我因為北大的教育而清高,不屑于溜須拍馬、蠅營狗茍,但是生活本身是庸俗的,這種清高與社會脫節。
2000年,我再次走投無路,只好關了商店,幹起投入更小、回本更快的豬肉鋪。這對我是個非常艱難的決定,殺生害命在我的印象裏是街頭無賴才做的營生。可是一家老小要吃飯,生活實在過不下去,作為謀生手段,不幹也得幹了。
我們租了一間商鋪,外邊擺攤,拉個簾子裏邊睡覺。整片的豬進回來挂在那,我看著心裏就發憷。
殺豬賣肉的事我沒告訴父親。沒有不透風的墻,同村人到縣裏來在攤位上看到我。父親急忙趕來,父子對視,誰也説不出話,只有連聲嘆息。
我成了村裏的反面典型,村民教育孩子好好學習,孩子張口就是“學習好有什麼用,北大畢業都賣豬肉”。我很少回老家,回去也只躲在家裏,不願見人。
我自己也深刻覺得讀書無用,所以也不重視孩子的教育。我家肉攤旁邊是個小賣店,賣煙酒書報,我經常去買煙買酒,從來不買書買報,老闆一直以為我是文盲。
自己看攤賣肉的時候非常累,經常從早上四點到下午三點吃不上一口飯,我一上午能喝十瓶啤酒,既解渴又飽腹。即使在那麼累的日子裏,我依然會想起在北大的時光。
“扎紮實實去做一件事”
我賣豬肉純屬歪打正著。我做生意實在,肉質好分量足,回頭客越來越多。一開始一天只能賣半頭豬,一年以後一天能賣12到15頭豬。2001年,我掙了4萬塊錢,跟工薪階層比是了不起的收入。
2003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的事情被媒體曝出。“北大才子西安街頭賣肉”一石激起千層浪,全國媒體開始討論人才環境、用人機制等問題。我寧靜的生活被打破,隱瞞日久的“北大”身份引起街坊鄰里的關注。
我突然很恐慌,不知道是好是壞,隨旁人熱烈討論,我刻意不看關於自己的報道,也開始回避媒體。店門照開,豬肉照賣。
輿論給地方政府造成了無形的壓力,不斷有人邀我回體制內工作。當時我的肉店營利早已超過公務員工資,但是我依然選擇到地方誌辦公室工作。
進入體制是為了完成我的夙願,我是國家統招統分的大學生,原本就應該在體制內工作,是因為分配問題導致了我在社會上流浪。這不是錢的問題,是身份認同的問題。
我在地方誌辦公室工作了12年,作為主要力量參與編纂了兩部年鑒、一部地方誌。2016年7月,我們的地方誌評審通過,8月我就提出了辭職。
我這個人不甘於平庸,五十歲了,接著工作下去一眼就能看到自己十年後的情況,退休、保健、等死。我不想等死。
北大帶給我們最深刻的影響是自由和創新,我迫切地想要掙脫束縛,再幹點事情。在豬肉檔裏浸淫多年,我再次瞄準這個行業,想要打造連鎖品牌。前後兩次賣豬肉我的心態完全不同,第一次是生活所迫,第二次是事業追求。
2013年,我回母校演講,我説自己是北大的“丑角”,那是真心話。北大作為中國頂尖名校,培養的是政治家、科學家、教育家,而我是個豬佬。
我回到北大同學的圈子裏,也開始重新審視“北大”對我們的意義。這兩年跟經商的同學交流,尤其是看到農産品領域大有作為,我的想法也變了。
如果不讀北大,我可能豬肉也賣得不錯,開兩三家店面,衣食無憂度過一生。但是現在我的眼光不會僅僅局限於此,我要打造行業領先的品牌,做資本運作。既然進了這一行,就專注地把這行幹好,這也是北大精神。既然不能改造世界,就扎紮實實去做一件事。
過去我拒絕“北大”的標簽,北大是把雙刃劍,你做得好,人説你是北大的,應該的;你稍有差池,人就嘲笑你,北大的就這水準。
現在經濟條件好了,年齡也大了,就不在意別人怎麼説了。我只希望在他們眼中,我是個真實的人。
【高考關鍵詞】
高考標準化
標準化考試是一種按系統的科學程式組織、具有統一的標準、並對誤差作了嚴格控制的考試。考試需要做到試題編制的標準化、考試實施的標準化、閱卷評分的標準化以及分數轉換與解釋的標準化。
1985年被認為是我國高考改革真正全面展開的開端,推進標準化考試就是其中一項主要政策措施。1985年,國家在廣東省開始試行英語、數學兩個科目標準化考試。1986年廣東、山東、遼寧、廣西聯合試驗高考標準化考試,1987年有7省份參與試驗,1988年擴展到16省份參加試驗。
1988年,國家教育部門頒發了《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標準化實施規劃》,規定從1991年起所有高考科目實行標準化考試。
【同題問答】
新京報:你最深刻的高考記憶?
陸步軒:當年高考第一天考語文和政治,考完我覺得考得非常差,很灰心,考完遇上一個同學,我就跟他一起去喝酒了,沒想到喝完那天晚上睡得特別好,第二天考數學就考得很好。
新京報:當年的高考有沒有什麼遺憾,對自己當時的表現怎麼看?
陸步軒:沒有遺憾,表現還是很好的。
新京報:還記得當年的高考分數嗎?
陸步軒:531分。
新京報:什麼事,你高考後才明白?
陸步軒:當時考完語文覺得考得特別差,都沒有寫完,結果成績出來是全省第二名。很多事就是這樣,你以為不行了,其實不一定。(記者 楊靜茹 廣州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