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環保訴訟應有“弱者視角”

原標題：環保訴訟應有“弱者視角”

無論是專家的證言被弱化，傷害難以證明，還是地方政府的重重干預，都説明在環境訴訟案件上，相關的制度安排和對於不當干預的排除，仍舊缺乏有效的“弱者視角”。

近期，湖南衡陽市衡東縣“兒童血鉛超標”訴訟案二審宣判。該案原告、血鉛超標兒童家長索賠206萬元，判決賠償2.6萬元，引發公眾對環境污染損害賠償訴訟的關注。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主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燦發表示，目前污染對健康損害鑒定、對疾病因果關係鑒定的兩難局面，已經令多數環境賠償案件敗訴，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困境將一直持續。此外，政府部門的強勢介入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澎湃新聞網4月12日）

最初的媒體調查顯示，在衡東縣大埔鎮，血鉛超標的兒童數量超過300人。而最終只剩下13名原告，其中只有兩人獲得總額僅為2.6萬元的賠償。原本許多人以為，經由包括央視等在內的多家媒體的關注，衡東縣“兒童血鉛超標”訴訟案將會迎來一個“過得去”的結果，可事實並非如此。這也再次印證了環保訴訟之艱難。

按照現行的相關司法解釋，絕大部分原告所提供的一年以前甚至是近三年前的血鉛檢測結果，確實未達到中毒標準，所以稱不上法律所界定的“嚴重後果”。但相關的科學研究表明，重金屬污染對人體的傷害的形成及治療康復均存在週期較長的特點。且本案的各原告均係未成年人，正值生長髮育的關鍵時期，而鉛作為一種多親和性的毒物，對兒童的生長髮育和智力成長都會造成損害。這無疑就形成一種司法解釋與現實上的隔膜，從即時性的結果來看，原告的確沒有“嚴重後果”，但誰來對潛在的傷害負責？

可資對比的是，專家介紹稱，在美國的血鉛超標案例中，對受害者的評估細緻到學習、就業、生活品質乃至婚姻等各個方面。這顯然是一種更為利於環境受害者權利得到尊重的制度安排。此外，在日本，如果某個地區有集中發病的現象，醫學專家的調查結果是法庭審判的重要依據。但目前我國“兩高”對環境污染的最新司法解釋中，專家證言仍被定位為當事人陳述，相當於把專家的證言弱化到原告陳述的地位。此項規定進一步加劇了環境受害者對於環境傷害的舉證困難。而從更長遠的角度看，由於專家證言和研究成果在訴訟中的地位得不到較好承認，還將傷及他們對於環境研究的參與積極性，這與環保共治的發展方向亦存在衝突。

如果説上述問題是環境訴訟中相關司法解釋的值得探討之處，那麼環境訴訟法庭之外的某種“現實”當更讓人心憂。此前媒體報道，衡陽血鉛案自立案後，當地政府的“工作組”就一直在給原告做“工作”，原告不僅生活受到干擾，有的還被告知“不撤訴就取消低保”，有的在政府部門工作的親友則可能“丟飯碗”……這樣一種模式，在類似的環保事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若是訴訟當事人雙方共同協商達成“和解”，似乎無可非議，但地方政府的這種干預實質上是一種軟性施壓和要挾。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動輒以低保資格來作條件，不僅構成對“低保資格”的濫用，恐怕也是一種隱形的“干預司法”。那邊有多名相關領導被追責，這邊卻依然有“工作組”給受害者做“工作”，到底是追責太輕，還是這種“做工作”已經被默認其正當性？

在環境污染中普遍存在這樣一種現實情況，即受環境傷害越深，一般也意味對環境傷害的自我“抵抗”能力越弱。這一方面表現為他們沒有條件選擇“躲避”傷害，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在受到傷害後，維權上缺乏足夠的博弈能力。血鉛案中，一邊是兒童及其家庭，一邊是地方企業和政府，兩者之間的博弈失衡顯得尤其突出，而這種失衡格局只能有賴於制度向“弱者”的傾斜來予以糾偏。但現實之中，無論是專家的證言被弱化，傷害難以證明，還是地方政府的重重干預，都説明在環境訴訟案件上，相關的制度安排和對於不當干預的排除，仍舊缺乏有效的“弱者視角”。這導致在整體上，公民個人在環境訴訟中仍是不折不扣的“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