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 張建松

    張建松，新華社上海分社調研部主任兼政文部副主任、主任記者，上海市“三八”紅旗手，閔行區政協委員。

我成為新華社記者至今有17年。當記者6000多天的日子裏，我至少有600多天是在茫茫大海上度過的。

我曾經兩次遠航萬里到地球最南端的南極去採訪，也曾穿越北冰洋到達地球最北端的北極點；我曾經在不到一海裏地方凝望過釣魚島，也曾經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在釣魚島領海內，高舉五星紅旗宣示主權、現場進行新聞報道。我的書被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向全國青少年推薦，我拍的照片成為我國釣魚島地圖封面、成為新版記者證的防偽照片。作為歷史文物，我的記者證已經被國家博物館永久收藏。

當記者，我最大的夢想和追求就是不可替代。

在追求夢想的過程中，我有過徬徨，甚至想過放棄。我的先生常年在海外留學工作，我曾不止一次飄洋過海去探親。隔著大海眺望祖國，總讓我更加熱愛自己的文化；隔著大海思考人生，也讓我更加珍惜記者這個職業。我最終聽從內心召喚，回到新華社上海分社，全心全意投入到海洋報道。

2014年初，我第二次到南極採訪時，巧遇雪龍號在南極救援遇險的俄羅斯船、自身被困突圍、緊急搜尋馬航失聯客機等一系列舉世矚目的重大新聞事件。當時，為了確保國際救援行動萬無一失，考察隊組織了一個海冰先遣隊，在南極冰面上進行前期的各項準備。這項任務要冒著生命危險，剛開始沒有讓記者參加。我得知消息後第一時間衝到駕駛臺找到領隊，主動請纓，一定要一起去。

當時，新華社是雪龍號上唯一的一家中央級媒體，我是新華社唯一的一名記者，我的職責不可替代。再三堅持下，我終於成為海冰先遣隊唯一的一名女性。為了做好全媒體報道，我脖子上挂了兩台專業相機，肩挎一個錄影機，左邊口袋放著銥星電話，右邊口袋放著對講機，手上拿著出鏡話筒，全副武裝登上了直升機。那次海冰救援的確非常驚心動魄。我在南極冰面上，幾乎是在連滾帶爬地、嘴裏含著速效救心丸的工作狀況下拍攝了一組珍貴畫面。

救援成功了，在撤離的時候我們自己卻被困住了。消息報道出去以後，引起了全國人民極大關心，黨和國家領導人立即做出重要批示。當時，在冰天雪地的南極，我們深切地感受到一股來自祖國的強大暖流，從萬里之外傳到雪龍號，緊緊地包圍著、溫暖著每一個人。雖然我們不知道要被堅冰圍困多久，也不知道下一秒還有多少危險等著我們，但大家沒有絲毫的恐慌情緒。

在祖國的關心下，我們在南極重冰區經過五天五夜的堅守、百折不撓地破冰，終於在船頭撞開了一道閃電般的裂縫，勝利突圍，最終圓滿完成科考任務。作為記者，我用自己的筆和鏡頭，完整記錄了這次比好萊塢大片還要精彩的科考傳奇，感到非常幸運，也非常榮幸能代表考察隊向張高麗副總理贈送了紀念畫冊。

新華社是國家通訊社，我們新華人從入社第一天起，就需要牢固樹立國家意識、家國情懷。2012年初，中日釣魚島爭端爆發以來，我和我的同事們一方面積極採訪專家，為中央建言獻策；另一方面千方百計爭取赴釣魚島鬥爭一線採訪。僅我一個人，就先後五次去過釣魚島海域。

印象最深的是2012年中國海監船編隊914釣魚島巡航。那次巡航是日本宣佈將釣魚島實施所謂“國有化”以後，中日兩國公務船在釣魚島海域的第一次正面交鋒。當時兩國氣氛劍拔弩張，會不會在海上擦槍走火，誰也沒有把握。但我們義無反顧，勇往直前，我們堅信“狹路相逢勇者勝”。

在那次全國人民高度關注的巡航中，新華社也是唯一的一家成功登上海監船的中央級媒體，我也是新華社唯一的一名記者。當進入釣魚島領海，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日本船近在咫尺的叫囂和阻撓，也不是日本飛機在頭頂上的盤旋和轟鳴，而是釣魚島的美。

碧海藍天下，魂牽夢繞的釣魚島就近在眼前，鬱鬱蔥蔥，連島上的樹木都看得一清二楚。在釣魚島的最高峰——高華峰的腳下，中國海監船歷史性的巡航身影，那麼矯健、那麼有力，我當時就激動得熱淚盈眶，心裏只有一個聲音：祖國如此美麗的大好河山，絕不能讓日本人搶去了。我相信這一定也是13億中國人民的心聲。新華社在歷史上第一次用“釣魚島”的電頭髮出電訊稿，向全世界宣示中國主權。

記者的天職，就是應該永遠在路上、在基層、在一線，在人民群眾中去。17年的採訪報道，讓我深信：無論多大的新聞事件，人始終都是新聞的靈魂。無論是常年奔波在地球南北兩極的科考隊員，還是奮戰在海洋一線的維權執法隊員，他們許多人都有一種信念：那就是對祖國的熱愛、對工作的負責、對真理的堅守、對夢想的追求。這種信念也深深感染著我，激勵著我。

為了當好記者，我沒有太多的時間回大別山的老家看望年邁的父母，我和我的先生兩地分居了15年，去年才終於團圓。女兒在最需要媽媽的時候，我不能在她的身邊。這些都使我深感愧疚。

有一天，女兒拿著學校發的教科書，指著封面問我：“媽媽，這張照片真的是你拍的嗎？我跟同學們説是你拍的，他們還不信呢！”看著女兒驕傲的眼神，那一刻，我感到所有的付出都得到了回報，那一刻，我感到當記者，是我人生道路上最正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