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報 于宛尼

今天和大家聊聊採訪故事的同時，也分享一下如何做好工人階級的代言人。我的媽媽是位醫生。在兒時的記憶裏，她幾乎天天都要加班，哪怕是節假日。因此，我常常埋怨她。記得有一次媽媽解釋説，我是醫生，給病人看病、做手術是我的天職，每個職業都有一份天職。 直到很多年以後，當我成了工人日報的一名記者，經歷了一次次的現場採訪，我才慢慢懂得這句話的真正涵義。 經常有前輩告訴我，新聞是跑出來的。身為工人日報記者，一有機會就得深入現場，到一線工人中去，將讀者帶到現場。無論在世界第二大繁忙機場的跑道上，我與首都機場200名員工徹夜清掃積雪、除冰，保障第二天航班正點運作；還是在雲南石月亮鄉與鄉村醫生鄧前堆體驗溜索過怒江，只為鄉親們能儘快治愈；亦或是在浩瀚大海中，與中國救撈隊員搜尋落水漁民，只為一線生的希望。我看到的、親歷的是各行各業勞動者把對親人的愧疚掩藏在對職業的責任忠誠中。 “凍瘡成打工子弟學校流行病” 正是無數一線勞動者的職業忠誠，促進了中國經濟社會的變革。當農民工成為工人階級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後，農民工以及他們孩子的生存狀態就成了工人日報記者經常採訪的選題。

2012年，北京的冬天來得特別早，許多單位都提前供暖。而京郊一些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們卻沒那麼幸運，資金短缺、沒有專門的鍋爐工，正常供暖都無法保證。11月3日淩晨5點半，我就趕往順義半壁店清紅藍打工子弟學校。當天，北京氣溫降至零下4℃，儘管穿著羽絨服，還是凍得我手腳冰涼。 如約趕到學校時，校長董淑賢卻“失約”了。她怕凍壞了孩子，臨時停課，組織家近的學生清掃、維修鍋爐，努力儘快供暖。看董校長忙碌著，不忍打斷她，我便挽起袖子幫忙清理煤渣，邊幹邊聊。 公立學校的取暖費有財政撥款，農民工子弟學校無法享受到這些政策，只好由學生們交費，即便是每人90元，但常常收不齊。為了節約成本，學校沒有雇用專業的鍋爐工，老師們輪流兼職燒鍋爐，每天6點生火，7點半暖氣熱了，再給學生上課。這樣每月可省下1700元，能多買些煤。孩子們拿著掃把、鐵鍬，幹得很像樣、挺歡實。但我發現，好幾個孩子手上都紅紅的。學生王艷勤説，教室溫度常年低，每年都生凍瘡，奇癢難忍，常常摳破。看在眼裏，疼在我心裏，同情心融進了稿子裏。當“凍瘡成打工子弟學校流行病”消息在本報見報後，奧運冠軍大楊洋通過微網志轉發，一些熱心人發起了“為農民工子女取暖”公益捐助活動，我也積極聯絡公益機構，及時為清紅藍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們籌齊了取暖費。我想，即便多年以後，這些孩子想起那個冬天，也會覺得很溫暖。 “請給工人階級一個提問的機會” 在經濟社會大變革時代，當一名記者很幸運，尤其當一名工人日報的記者。關注宏觀經濟環境的劇烈變化，聚焦由此帶來的職工群體或者個體命運的改變，我以為，這是工人日報記者的天職。為此，多年來，我不放棄任何一個採訪機會，堅持比別人多走一步、多問一句。

2013年3月13日下午，在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的記者會上，主持人説“最後一個提問機會”，所有記者都站起來舉手。我坐在最後一排，為爭取到最後一個提問機會，情急之下，只好站上椅子揮著報紙大喊，“請給工人階級一個提問的機會”。沒曾想，這個瞬間被新華社攝影記者拍下，當作通稿發出。一時間，新華網、人民網、新浪網等各大網站轉發，全國上百家報紙也刊發了圖片報道。周小川的記者會，是過去10年來每次兩會的例行“節目”。

2012年全國兩會上，我還真的“搶”著了。我問周小川，如何不讓4萬億投資打水漂？這個提問來自長期的一線採訪。我跟隨交通運輸部去了很多在建項目工地採訪發現，央行收緊貨幣政策，商業銀行沒錢放貸，地方政府配套資金無法到位，很多4萬億在建項目面臨停工。一些地方，職工將工資借給企業，以保證工程繼續，他們只求企業在、崗位在。對此提問，周小川做出了詳盡的正面回答，中央重點項目保資金，非重點項目不保資金。華爾街日報將我“搶話筒”的照片和周小川答問的照片一起刊發，並撰文稱，中國央行首次回應4萬億投資項目。

2013年的兩會上，我是真想再次能提問上周小川。為了設計提問，我事先專門採訪了多位金融界代表委員。遺憾的是，沒能如願。但“請給工人階級一個提問的機會”，這句話絕對不是預先設計的，完全是脫口而出。在我們每天進出的報社辦公樓大廳，鑲嵌著工人日報的創刊號。創刊詞中開宗明義，“工人日報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機關報”、“工人日報是工人階級的喉舌”。説實話，不管時代如何變遷，不管工人地位如何，為中國工人代言，是我和同事們神聖的天職。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工人階級始終是先進生産力的代表。許振超、王洪軍、李斌等一批讓外國專家驚嘆、佩服的技術工人，人們耳熟能詳。

2014年，我在安哥拉採訪，親歷中國的技術工人在非洲收徒弟，中國標準正隨著中國技工走進歐洲、拉美、非洲。當我喊出“請給工人階級一個提問的機會”時，現場很多人怪異地笑了。後來，很多網友問，他們為什麼笑？也有很多網友稱，笑聲太悲涼了！的確如此，社會公眾看到了太多無奈的故事，諸如農民工被欠薪、一線勞動者地位下降、勞動者安全健康權益被漠視。他們可以嘲笑，但是，作為工人日報的一名記者，我不能不積極爭取提問機會。這是因為，央行的宏觀金融政策，與廣大職工的生活早已密切相關。小微企業貸款難，涉及無數農民工就業；提高利率，廣大職工的購房負擔增大。 “請給工人階級一個提問的機會”，若能喚醒社會對於廣大一線工人地位的關注，能讓更多的企業家善待員工，能讓更多人回想起那些年當一名工人的榮光，那麼，實現中國夢也就不遠了。作為一名工人日報的記者，我很自豪。堅守天職，努力成為合格的工人階級代言人，我願永遠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