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廣播電視臺 湯璐

2005年5月1日，我成為一名民生記者。九年多來，我採訪了上千條新聞，小到雞毛蒜皮的家長裏短，大到舉國同悲的自然災難，經歷過膽戰心驚的場面，也目睹過感人至深的瞬間。然而，捫心自問，我的每一次採訪都盡力而為了嗎？我的每一個採訪對象都被公平對待了嗎？我的那些報道是否都無懈可擊？我不停梳理記者生涯中印象深刻的故事，到最後終於發現，唯有那些失誤，最讓我刻骨銘心。

記得剛當記者沒多久，我就獲得了領導的表揚。那是一個關於跳橋的採訪，我一個人拿著小錄影機打的去到廣州的洛溪大橋，剛好拍到了跳橋者被人救上來的畫面。更湊巧的是，回程的路上在廣州大橋又有一起跳橋事件，跳橋的女士好不容易被警察勸説成功，放棄了跳橋，整個過程又被我拍了下來。這個片子做出來以後，被評為好新聞，領導特批給我一千元的獎勵。當時的我十分得意，心想，要是天天有跳橋給我拍就好了，希望每天都有些了不得的大事兒讓我一展身手。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個跳樓的報料，興衝衝出發了。一路上，我盤算著怎樣將跳樓做出新意，是不是該找路人譴責他作秀？要不要採訪鄰居，看看跳樓人的訴求？怎知，到了現場，一盆冷水澆了下來。原來，跳樓者真的死了。看著那一灘刺眼的血跡，看著跳樓者蜷縮的身軀，我的心像被一個大錘子狠狠敲了一下。那一刻，我開始醒悟，每一個我期盼發生的所謂大事件，也許代價就是一條條血淋淋的生命，每一條我希望借此拿到高分、揚名立萬的新聞，也許背後正是一個個家庭痛哭的聲音。自己是記者，就有權利追逐這些不幸並以這種不幸漁利嗎？我開始醒悟，那一千塊錢，獎勵的不是我拍到了跳橋的慘狀，而是拍到了跳橋者獲救。身為一個記者，不應唯恐天下不亂，而是應該通過報道，讓天下不亂！

認識到了這一點，做起來卻何其艱難。每天東奔西跑，接到各種投訴，見證各種糾葛，有時，我會有種正義化身的感覺，把握不好就會讓自己陷入到是非的漩渦。有一天，我被打了。那天我去一個村裏採訪治保會亂收費的事，辦公室裏，一些人在喝茶聊天，我説：“有個事你們解釋一下。”結果沒有一個人理我，看我一眼繼續該喝茶喝茶、該聊天聊天。我忍著氣，拿著機器挨個問。問久了，有個人説：“我們什麼都不知道，我們是村民而已。”我更氣了，質問道：“村民可以隨便來這裡喝茶聊天嗎？”無奈之下，我拿出了手機，對著這幫人拍起來。這時候，其中一個男子突然向我撲過來，大喊：“你憑什麼拍我！”然後掐著我的脖子把我往地上推。同時喝茶的六七個男的站起來把我團團圍住，搶走了我的手機。現在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那種驚慌、委屈、憤怒的感覺仍然十分清晰。

後來有同行安慰我：“好樣的！沒被打過的記者就不是好記者。”但冷靜下來以後，我又有了不一樣的思考。那次採訪，我的本意是要了解亂收費的情況，希望村委接受採訪後退回費用，從此規範收費標準，這才是最好的效果。但是，由於我位置沒擺對，採訪方式簡單幼稚，口氣盛氣淩人，再加上對方粗魯的性格，産生了這樣一個爆裂性的後果，實在不是採訪的初衷和目的所在。如果我在採訪一開始不是以高高在上的態度讓他們給個解釋，結果可能是另一個走向。如果一個記者如此輕易就讓自己陷入是非的漩渦，最終導致採訪的失敗，從這個角度看，被打過的我也未必就是好記者。

阿芬是一位我至今對她仍存愧疚的採訪對象。那天，她和她丈夫在拍婚紗照，她美麗高挑，丈夫卻是一個侏儒。我想，這裡面很有故事啊。在徵得他們同意後，我跟了他們一天，記錄下他們的種種幸福時刻。在報道中，我也著重講述他們的愛情是如何真摯，倆人如何衝破世俗觀念，克服重重困難走到一起等等。然而，報道播出以後，周圍許多人對她指指點點起來，除了祝福她的人之外，還有很多人罵她是傻瓜，也有人説了一些更難聽的話，甚至連她父母都覺得嫁給一個侏儒很丟臉。她很後悔被我採訪，成為那麼多人眼裏的笑話。

怎麼會這樣？原來，我是站在記者的角度考慮，卻沒有站在阿芬的角度。為了一條吸引眼球的新聞，我把懵懂的阿芬和她有缺陷的丈夫放置在一個公開的平臺上，引發了周圍對他們有傷害的評論，我深深地懺悔。這件事讓我意識到，任何一條新聞，就算出發點很好，但經過媒體放大、發酵，後果也許未如所料。我想，如果時間能夠重來，我再一次經過那個婚紗攝影店，一定不會再打攪阿芬和她的丈夫，就讓他們在二人小天地中平靜相愛吧！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反思，也許在很多人眼裏這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我覺得成長不一定非要驚心動魄才能突破自我。在這些失誤中，我卸去了浮躁，放下了驕傲，習慣了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