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日報 江娜

    江娜，農民日報社記者

2011年1月4日淩晨1點半，在一個高速公路服務區裏，我裹著厚厚的羽絨服，躺在一輛裝載了30噸蔬菜的福田歐曼重卡的駕駛室前座，椅背後面緊貼著一個改裝的上下鋪，兩個在幾小時之前認識的司機師傅鼾聲如雷。我望著外面昏暗的燈光，等著天亮。那是一次關於蔬菜價格的採訪報道，我追著一根黃瓜，從山東壽光一個蔬菜大棚，追到北京十里堡一位買菜大媽的菜籃子。相信對很多人來説，這樣的工作場景並不陌生。是的，這就是記者。一群行走著、記錄著、思考著的人。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有更多機會去見證歷史、感悟生命。幼兒園，本該是一個母親心裏最溫暖的地方。但是，在安徽合肥，有這樣一家特殊的幼兒園，只要你在教室門口站上兩分鐘，你的心就會被狠狠地揪住。老師在講臺上講課，下面十幾個孩子，有的背對著老師、面無表情；有的蹲在角落裏小聲地哭泣；還有的會突然站起來尖聲大叫，陪伴的媽媽趕緊含著淚把他拉住…… 他們，是一群自閉症兒童。

2013年，我們在安徽採訪農村殘疾人生存狀況時去過的一個學校，名字叫“春芽殘疾人互助發展中心”，創辦者也是一對殘疾人夫婦。因為資金有限，教育條件非常簡陋，但是他們不能收更多的學費，因為這些孩子大多來自農民工家庭，再加上每一個自閉症孩子幾乎都需要一位家長全職陪伴，所以這些家庭的經濟狀況瀕臨崩潰。那是一次伴隨著淚水的採訪，每一個家庭都有一個極為心酸的故事，每一個孩子背後都有一個或幾個咬著牙、死都不肯放棄的家長。他們白天用來陪孩子、夜裏孩子睡著了，出去打兩三份工，掙扎著掙錢維持生計；他們不吃不喝摳出錢讓孩子上康複學校，哪怕只是為了孩子在某年某月某日輕輕笑過。有一個農民工媽媽，兩口子常年在外地打工，孩子丟給爺爺奶奶帶。

1歲多的時候，孩子還看不出來有什麼不一樣，甚至還能叫聲媽媽，但是那時候她很少有時間回去，回去了也不敢跟孩子親熱。她説：“我很想抱她可是我不敢，怕我走了以後她會想我，會哭。”後來孩子慢慢長大，才發現是自閉症，再也無法交流。儘管知道自閉症是先天的，與後天照顧關係不大，這個媽媽還是抑制不住地大哭，她説：“早知道，她小時候我就該多抱抱她了。”

在我國經濟連續30年高速發展的背後，有農民工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一年又一年，像候鳥一樣離開家鄉，離開年邁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他們將青春與汗水奉獻給了城市建設，卻默默承擔了太多的苦楚與傷痛。這個群體如此之大，有2.6億之多，但他們的話語卻如此之孱弱，遠沒有得到相應的尊重。我常常在想，作為一名“三農”記者，我們的坐標在哪？我們觀察這個世界的視角是什麼？接觸到這樣的故事越多，這個答案就越清晰。不僅在於記錄與見證那些波瀾壯闊的重大歷史事件，更在於，把腳步放慢一些，更慢一些，等一等那些留在鄉下的、我們的父老鄉親們；推一把那些走進城裏的、我們的兄弟姐妹們。讓生活在這片國土上的每一個群體、每一個人，都能夠被關注，都能夠跟上國家發展的腳步，分享到政治昌明、經濟繁榮的成果。那次採訪也給了我極大的心靈震撼。作為一個時常出差的媽媽，我完全能夠體會那位農民工媽媽的心理，怕太粘了，走了以後孩子會想媽媽，就故意疏遠一些。

那次出差結束回到家，我抱住2歲女兒小小的、軟軟的身體久久不願鬆開。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女兒聰明健康，家人全力支援。儘管我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會時時刻刻陪伴孩子的好母親，但是，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讓女兒驕傲的母親。我希望我女兒長大了，跟她的小朋友説，我媽媽是記者，她是這個世界上最棒的。詩人艾青説:“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對我來説，記者這個職業，就如這片沉厚蒼茫的土地，不是輕而易舉的、不是可有可無的、甚至不是能夠揮灑談笑的，而是無上的榮耀和使命，是“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執著與不悔，是不妥協、不懈怠、不猶疑的一往無前，是深藏內心、無可替代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