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報 居楊

居楊　女，漢族，1969年7月生，中共黨員，法制日報社美術攝影部主任，高級記者。

攝影代表作品有《丟丟的悲劇》、《重刑犯》、《消失的耕地》、《總書記與老英雄》、《金三角禁種罌粟紀實》等。個人和作品曾獲中國攝影金像獎、長江韜奮獎長江系列、全國年度新聞攝影作品評選金獎、全國法制好新聞一等獎、全國綜合治理好新聞獎、宣傳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好新聞獎等。多次擔任國際國內攝影作品評選評委，是中宣部等單位組織的“三項學習教育”巡迴報告團的報告人。

被評為中國記者協會“全國百佳新聞工作者”、中宣部“全國抗震救災宣傳報道先進個人”、中華全國總工會“全國建功立業標兵”、全國司法行政系統抗震救災工作先進個人等。

我是從1995年開始在法制日報社擔任攝影記者的，也是我們報社第一名女攝影記者，與相機為伴在一線採訪已經20年時間。今天我想與您分享自己做第一個攝影專題報道時的故事。專題《丟丟的故事》《丟丟的故事》我做了8年，這是自己沒有想到的。

1997年夏天，報社交給我一個線索，北京警方從吸毒者手中解救出一個孩子。按慣例，這類任務只要到現場拍上幾張，兩三個小時就完成了。但當我在醫院第一次看到被吸毒母親當作抵押品抵押給毒販，而後遭到摧殘、全身佈滿傷痕的3歲男孩丟丟時，我被孩子的慘狀震住了，再也放不下這個可憐的孩子，想通過報道幫幫他。那個夏天我把所有業餘時間都泡在醫院裏採訪拍攝。拍攝到吸毒母親被警方抓到後，與丟丟見面，相見不相識的情景，母親的眼神那麼冷漠，而丟丟只説我不認識她。兩個月後，《丟丟的悲劇》攝影報道在《法制日報》《南方週末》刊出，引起的強烈社會反響，是當時作為年輕記者的我沒有料到的，攝影部的電話被打爆了，三天內收到捐款5萬多元，解決了孩子的醫藥費問題，許多讀者還希望領養丟丟。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媒體的力量。

這個報道又在1998年全國禁毒展覽以及隨後幾萬套全國禁毒挂圖上展出，現在每年“6∙26”國際禁毒日大家還能在禁毒展板上看到丟丟。 1999年，從勞教所釋放出來的丟丟母親表示悔過並接走孩子，我繼續追蹤採訪。拍攝到勞教所為母子重聚舉行的丟丟5歲生日會，丟丟邊吃生日蛋糕邊偷看母親的場面。母親在民政局領走孩子要簽領條，沒想到丟丟跑過來在領條上按下手印。我們把丟丟送回河南信陽山區老家，那是個連電視信號、手機信號都沒有的貧困山村。但丟丟很開心，高興地幫著媽媽拿這搬那。當我拍下這張照片後，做了個決定：不再繼續這個專題了。 説實在的，對這個題材我有很深的感情，它讓我明白：記者不僅要有新聞敏感、新聞激情，也不僅要有報道技巧，還要有博大的人文情懷，對於人民群眾要有深切的情感，並盡全力幫助他們。雖然新聞界認識我是從丟丟開始的，他或許是我一生的好題材。但我怕不停地採訪報道會影響到丟丟和他母親的生活。我希望丟丟能忘掉以前的一切，開始新生活。然而五年後的2004年，美好的願望被打破了。

3月份我正在採訪全國兩會，接到丟丟舅舅的電話：孩子母親復吸毒品，早就把丟丟遺棄在農村。兩會報道結束後，我趕到信陽。看到的丟丟，感覺又回到了8年前。丟丟生活艱難，要自己照顧自己。因為丟丟是私生子，家人覺得抬不起頭，動不動就拿孩子出氣，他舅舅竟當著我一個外來記者的面，稍不順心就把孩子打了一頓。丟丟渴望學習，但家裏沒給他付過一分錢學費，鄉村老師收留了他，丟丟的小學教育沒有書和本，全靠記憶。從當年的3月到9月，我前後四赴信陽,采寫了《哪是我溫暖的家》等9篇報道在《法制日報》《南方週末》和中央電視臺等30多家媒體刊播，再次引起人們對丟丟命運的關注，並由此引發了關於保護未成年人相關法律的大討論。法制日報社特別為這個普通孩子開闢了專欄——“關注丟丟的命運”專欄，並設立帳號，由專人負責接收捐款。丟丟母親隨後在北京被找到，她拒絕孩子被別的家庭收養，對我説：孩子你們別想帶走，把捐款給我，其他就不要管了。為了丟丟今後的歸屬，我從一個攝影記者變成志願者，不停地四處奔波訴説，求助兒童基金會、國家禁毒委等部門。我去見了信陽市長向他詳細説明丟丟的狀況，後來市長同意以信陽市名義與丟丟母親協商解決孩子的撫養問題。在協商過程中，10歲的丟丟做出一個苦澀的決定：不想再和媽媽在一起。

後來在全社會的努力下，2004年8月，丟丟脫離了吸毒母親，走入新家庭開始了新生活。現在想來，我是伴隨著丟丟一起成長的，這個來自於日常生活的普通人的專題，讓我感悟到,攝影記者看似用鏡頭在拍攝，但實際上是用心來拍攝，攝影語言表達能否到位，取決於你的心是否與被攝者離得很近。我們應帶著思考，帶著情感，走進生活，紮根生活，去發現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件和人物，去捕捉反映事件本質的瞬間。實踐證明，小人物能夠出大報道，有了人文關懷的新聞照片才能打動人。同時，我也體會到，作為黨的新聞工作者對於人民群眾的關心和幫助，僅僅局限在某個個體身上是不夠的，還要延伸到在社會層面、解決毒品犯罪等種種社會問題,這是我們媒體人的社會擔當。沿著這條道路,此後我進行了許多新聞採訪

2002年至2006年，通過三次深入世界著名毒源地“金三角”，獨自在戰亂不斷、魚龍混雜的密林中，與各路軍事首領、毒梟、煙農、吸毒者面對面採訪，我用圖文記錄了“金三角”內幕。 2004年，在北京市看守所，我採訪一群犯下重罪的人，殺人犯、搶劫犯、強姦犯……我用一個月的努力讓重刑犯們慢慢接受我，通過身體姿態、環境光影反映他們的內心世界，特別是對生命的渴望。

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時，我剛生下一對雙胞胎男孩僅四個月，但感到這麼大的災難發生了，必須要去。就向報社請纓，剛開始領導考慮到我還在哺乳期，沒答應，最後在我的反覆堅持下才勉強同意。隨後我乘坐震後開通的第一個航班于5月13日趕到災區，冒著余震、山體滑坡、泥石流的危險，徒步走映秀赴北川，在斷水斷電沒有食品沒有通訊信號的困境中晝夜採訪，堅持拍攝了一萬多張照片。

20年的採訪實踐讓我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有了切身的認識和體會。它引領我走得更遠,腳步更堅實。

2014年，我還在南疆反恐一線，用鏡頭記錄大漠中的影像。我想説我要特別感謝攝影記者的職業生涯，讓我擁有了不一樣的人生，對生命、幸福和苦難，對民族和國家都有了更多領悟和理解，從而也讓我明白了一名新聞記者的責任與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