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 周青先

我是齊魯晚報最老的一線記者，馬上就五十周歲了。我三十多歲改行當記者，理由只有一個：我熱愛新聞攝影，夢想有一天像羅伯特·卡帕那樣，到世界新聞最前沿，當戰地記者。 17年來，我兢兢業業，對得起“敬業”這兩個字。我的採訪故事大多平凡，也有幾個銘刻在心。 2008年汶川大地震，我在報社第一個提出採訪申請，第二天就進入災區中心採訪。然後和同事冒著生命危險，頂著余震引發的塌方和滾石，強行突進汶川縣城，發出了訊頭是“本報汶川訊”的報道。2010年8月，甘肅舟曲縣發生特大泥石流災難，上千人被埋。採訪期間，我的腳被扎傷，當時現場污染嚴重、惡臭撲鼻，傷口極可能感染，我沒有退縮。而最難忘的故事，是在日本福島核禁區採訪的經歷。2011年，日本發生9.0級大地震。福島核電站機組連續爆炸，放射性物質四處飄散，造成二戰之後最嚴重的核危機。本報派往日本的首批記者，沒能進災區，半路撤回留下遺憾。 5月初，我和另一同事奉命再去日本採訪，目標是東北重災區。我們開車沿著東北海邊一路向北，災區中心的悲慘景象深深震撼著我們。沿海城市大部分被海嘯推平，房子被撕成碎片，汽車被擰成麻花，萬噸巨輪被推到幾公里外的大街上。我們克服重重困難，花了十天完成了原定計劃，準備回國。就在此時，福島核電站再出危機，一號反應堆核燃料棒熔化燒穿爐底，5000多噸放射性廢水洩露，一大片新區域因為輻射嚴重超標被劃為新的禁區，成千上萬的居民正在撤離。福島成為超過當時的利比亞戰亂、世界排名第一的新聞熱點。一種使命在向我召喚。我思考再三，決定闖一闖。我向團隊提出“進福島”的建議，遭到一致反對。旅行社的司機、導遊乾脆找理由提前開車回了東京，把我們扔在半路。我的年輕同事，因為計劃要孩子，不能受任何輻射，我只能獨行。 5月15日，我從新幹線福島站出來，立刻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不會日語，沒有翻譯，沒有車，甚至不知道核禁區在哪。費盡週折我找到了一輛計程車，但司機堅決不同意進禁區，只好先到輻射禁區邊緣的川俁町災民安置所，採訪搬遷出來的禁區災民。

我一邊拍攝一邊問，終於找到一位會英語的中學生，和一位從浪江町禁區轉移出來的災民，他家離福島核電站只有10公里，對此地很熟。我再三請求他們幫忙進禁區採訪，並以重金酬勞。也許我的敬業精神打動了他們，他們終於答應。我們開車逐漸向核禁區線靠近，遠遠看見警察和自衛隊設置的哨卡就繞著走。七繞八繞，終於找到了一個小路口，有警戒線但無人把守，可以進入禁區。他倆説不能再走了，就在附近等我。我穿上“防護服”——就是防疫用的一次性連體防護服，它不能擋輻射線，只能隔離粉塵污染。當我站在禁區線上的時候，心在狂跳，一時間大腦充滿猶豫和恐懼。眼前便是核輻射禁區，這一步邁出去，萬一遭受過量輻射，我的後半生可能就要改寫。但轉念一想，世界最熱的新聞焦點就在眼前，這是我渴望了多少年的機會。如果因為恐懼而錯過，我肯定會後悔一輩子，永遠不原諒自己的膽小。我一咬牙，闖過了那道死亡線。那是一段永生難忘的經歷。五月的福島鄉間極其美麗，開著大片鬱金香和粉紅的櫻花，有精緻的農家小院和大片肥沃的田野，有大批奶牛等牲畜在遊蕩吃草。真是一幅美麗的田園風光啊。但，這份美麗和寧靜背後，卻是無形的殺手。所有植物的花和葉子上，都粘滿致命的放射性同位素，如銫-137，碘-131，碰不得。所有的牲畜因為吃了這些植物，都將被宰殺填埋。這片美麗的田野和農村都已經被拋棄，空無一人。一隻貓孤獨地坐在村口，可憐巴巴等著主人回家。我這一趟，其實只能為這一切拍下一張張遺像而已。天漸漸黑了，拍攝基本完成。我找個高臺坐下，努力平復激動的心情，摘下口罩，給報社總編打了個電話：“我進來了！齊魯晚報記者已經進入福島核輻射禁區採訪，請您指示……”領導命令“：不要冒險，安全第一，趕緊撤離！” 黃昏的禁區一片淒美。我知道這裡將是幾十年的死亡地帶，再也難見人影。無論如何，作為記者，我已經將腳印留在這裡，沒有遺憾。想到來路經歷的種種艱難和波折，我忍不住熱淚長流。

再見，福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