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電視臺 楊芳

楊芳，12年來，拍攝調查類節目130多期，曝光無良廠商90多家。她下過深井、鑽過窩點、面對過毒針頭，有人曾經拿幾十萬的封口費求她，她不為所動；有單位願意高薪聘請，她也沒有動心。作為主力，她已經連續7年，參加“3·15”晚會。

我2001年進入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主要做 “3·15消費維權”節目。有人問我，你為什麼愛做調查節目？為什麼喜歡暗訪？我説，這不是與生俱來的，只是因為，我明白我是誰，知道為了誰。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精髓與靈魂，也是新聞傳播的基石，而3·15維權節目，正是最要求用事實説話的節目。從2002年至今，我拍攝播出曝光類節目120余個，從2007年到2014年連續8年參加3·15晚會。我和同事們一起尋找事實、揭秘真相。當然，這個揭秘的過程，也是一段危險的旅程。

你砸別人飯碗，別人就要你的命。

我曾接到過這樣一個選題——“調查地下人工授精”。地下授精是用沒有經過檢測甚至不知道來源的精子，通過個人或沒有這方面資格的醫院進行的授精手術。

趕到河南駐馬店，我發現這件事是某些醫生為了牟取暴利，雇傭了幾個穴頭拉生意，非法提供人工授精服務。這些人行事卑劣、極為隱蔽。為了拍到事實真相，我只能親身與不法分子接頭，獲取他們的信任，再體驗人工受精的全過程。前面的環節，我可以和攝像一起完成，可是最後一個環節，拍攝人工受精的過程，我必須獨自完成。

要進行人工授精，得等到母體卵泡成熟，於是我在三天內做了7次B超。駐馬店是貧困地區，上蔡縣有個艾滋病村,而進行手術的地方是一家偏僻破落的小旅館。在門口，我真的猶豫了，因為進了旅館，就沒人可以幫我，我必須獨自面對接下來所有的未知和危險。

房間內燈光很昏暗。我趁他們沒注意，調亮錄影機進行拍攝。在醫生做準備工作的時候，我連續問了幾個重要問題，醫生被問得有些不耐煩。只見，她拿出了一個止血鉗，然後又拿出一瓶沒有任何標簽的試管，將裏面不知道來源的精子抽到了針管裏，然後對我狠狠地説了聲：“躺下！”我一邊假裝配合她一邊又露骨地問了幾個關鍵問題，而那個醫生一邊交待著事實，一邊拿著裝著精子的針管向我走過來。我知道不能再等了，必須馬上離開這兒。我胡亂找個藉口，沒等她回答，拉開門就走。那個醫生在後面叫著，立刻驚動了門口和樓下的黑哨。他們看我慌張地跑出來，馬上跟了上來，不敢想像被他們堵到會是什麼後果。我用最快速度跳上了一輛計程車，圍著縣城轉了三圈才甩掉了跟蹤我的人。就這樣，我拿到了最真實的影像、最有力的證據。其實，像這樣危險的拍攝，我經歷了不止一次兩次，每一次都讓我心有餘悸。有時我也會跟老公半開玩笑地説：“如果哪天我真的出了事，你也別著急，我沒有外債，沒攢過私房錢，咱家就放著我那張銀行卡，密碼是你的生日，錢留給孩子！”

堅持，咬著牙“頂住”。

2011年的“3·15”，為了拍攝錦湖輪胎偷工減料的事實，我的同事從市場上買來假工作服，在半夜時分混進工廠內部；2012年的“3·15”，為拍攝到家樂福超市違法違規經營的內幕，我的同事隻身一人在超市裏砍了六個月的牛棒骨。為了取證，他們有的半夜爬過墻頭；有的被非法拘押；有的被黑道追殺，就連一米八幾的大個，在僥倖逃過一劫後，都哭得泣不成聲。而在這個揭秘真相的征途上，我們唯一要做的還是堅持。

2014年的“3·15晚會”拍攝期間，我的同事小王，在老婆懷孕的情況下到一家公司作臥底，調查某公司大量銷售過期烘焙食品原料的事情。一進公司，他就卸貨、裝貨，幾十斤的大包，一扛就是上百袋。接下來，他又刷洗一人多高，三人多粗的大塑膠筒！他幹了兩天不到，就滿手起水泡。水泡破了又結，結了又破，最後兩隻手都佈滿了老繭。為了拍到真相，小王咬緊牙堅持。終於，一個月後，他被安排接管一個倉庫，這裡，儲藏著過期食品原料。可就在他接近真相的時候，公司一名員工發現了他。為了穩住這名員工，追查更多證據，小王把他拉出工廠，開誠佈公地談了五個小時，他終於答應暫時保密。就這樣小王堅持了下來，拍到了大量過期食品原料以及公司修改日期的方法，以及一幕幕讓人震撼的場景。

我們“3·15”團隊從2001年開始，已經製作了一千多期調查類節目，曝光了數百家違法、違規企業以及個人。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遭受過無端的誣陷，生命受到過威脅，更有膽大妄為者叫囂著要買記者的人頭。面對危險、辛苦，我們也曾灰心、難過、害怕過，但最終我們還是堅持了下來，因為我們明白我們是誰，我們為了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