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 郝方甲

三年前的今天，我站在中東地區的耶路撒冷之外，那天在耶路撒冷郊區的一個難民營發生了一場衝突，我在那裏。這一場衝突只是巴以衝突當中很普通的一場，巴勒斯坦人喊口號，扔石頭，而一直則用催淚瓦斯來驅散人群，另外，他們還用高壓水龍向人群噴射一週散發著惡臭的水，這種水沒有什麼殺傷力，只不過沾在身上之後久久洗不掉，會臭很久。就是在這股惡臭和催淚瓦斯的騷亂當中，我一邊哭的眼睛都睜不開，一邊拿圍巾捂著臉，隨著人群一起跑。不知道跑了多久，我突然發現，自己臉上的眼淚已經不光光是被催淚瓦斯熏出來的了，它變成真的眼淚了。

去衝突不斷的耶路撒冷之外，是我自己主動爭取的，在那之前我是一個和平完美主義者，我一廂情願地想向所有戰亂地區的人民，會像盲人盼光影一樣期盼和平，所有和平推動者會是嘔心瀝血、只爭朝夕，一代接一代，把有限的時光推動到無限的和平推動事業當中。簡而言之，就是不和平，吾寧死。

我當時認為，身為一個媒體人，如果能見證甚至參與到這個過程中，那才是不愧於這個行業的選擇。然而，現實是什麼樣呢？有一天下午的三四點鐘，我去採訪巴勒斯坦方面的首席談判官代表，採訪完了之後發現，他辦公室所有工作人員都正在收拾公文包，他們説我的採訪結束後他就可以下班了，我當時很驚訝，怎麼這麼早就下班了。當時他辦公室的人員笑著朝我擠了一下眼睛，他説，女士，我向你保證，巴以和平今晚不會實現的。還有，就在這一邊衝突不斷一片狼藉的同時，另外一邊幾十公里外的會展中心就在舉行地區最大型的國際武器展，人們衣冠楚楚地坐在一起討論最新型的武器，討論怎麼樣才能更有效地殺人。所以，當我抱著相機在難民營裏面一邊哭，一邊跑的時候，我心裏面對這個世界特別失望。我們覺得，所有的事情，技術都在越來越發達，所有的效率都在變得越來越高，但是受苦的人仍然在受苦，這個世界並沒有變得更好。那是我在媒體工作一段時間以來感到最無力的一天。那天之後一年半我結束了我的駐外任期回到了國內。我們究竟為什麼幹媒體？所謂敬業，除了最基本的履行職責之外，到底這份職業有沒有能力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這個問題一直在我心頭，回國之後我也一直在尋找答案。

可能有人聽説過RH陰性血這種血型，這是一種稀有血型，因為特別稀有，所以也被稱為熊貓血，這種血型在我國有千分之三，大概有400萬人，這些人健康的時候看起來和常人無異，但是一旦需要輸血的時候，往往會因為醫院或者血站沒有足夠的備血而陷入找血無門的絕境。全國有三萬熊貓血人，他們自發組成了一個中國稀有血型聯盟的民間組織，這三萬人自願當全國400萬的移動血庫，他們在有人求助的時候，一個電話隨叫隨到，獻血救人，十幾年裏救了幾千人。我用了幾個月時間跟蹤報道這個民間組織，稿子發出之後第二天，我收到一個陌生的四川大姐的電話，她説我看到你的稿子，我是熊貓血，我可以獻血，請告訴我他們的電話。這只是一個開始。後來我接到了更多的電話，有報名獻血的，有兄弟媒體希望跟進採訪的，而更多的還是求助。一週之後，中國稀有血型聯盟的負責人給我打電話説，稿子發出之後，全國稀有血型求助劇增，特別是北京，大醫院多，用血量大，北京的志願者已經不夠用了。他説天津的、河北的、山東的志願者正在陸續趕來獻血。我也是熊貓血，他們問我，有一個內蒙古的白血病熊貓血小夥子在北京治療，現在找不到血，危在旦夕，你可不可以來？能救一條命，我怎麼會説不呢？獻過血之後我有一個朋友開玩笑説，你本該在戰地流的血沒有流，現在回到國內，以這種方式流了。看來媒體果然是一個流淚、流汗又流血的行業。

我敬重我的職業，這份敬重就是我的價值觀，它體現在我的每次行動、每次選擇當中。身在媒體，有的時候我們覺得我們可以改變世界，我的一些同行的確做到了，但是有的時候無論我們多努力，世界都置若罔聞，這次我依然離改變世界十萬八千里，但是我覺得自己似乎加入到讓世界變得更好的行列中了。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