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報 陳東升

陳東升工作簡歷：

1986年8月起， 在溫州市龍灣區委報道組工作；

1993年2月起， 在浙江經濟報社工作；

2001年7月至今 在法制日報社工作。

5月29日，蕭山重大死刑錯案受冤者朱又平等五人從法院領到了國家賠償款。聽到這一消息，陳東升舒心地笑了。

陳東升是法制日報社浙江記者站站長，2013年，浙江省兩起重大死刑錯案露出端倪後，他第一時間跟進，半年多時間，不畏艱難、百折不回，采寫了大量內參和公開報道，有力地推動了這兩起錯案的徹底平反。

他敏銳勤勉，勇於爭先。全國首起村官罷免案、首起非法證據排除案、首個金融改革條例……近年來，浙江民主法治進程中涌現出來的許多“全國第一”，他都是第一個報道的。

他堅守良知，敢説真話。近年來，他率先披露了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出逃案、溫州市委常委楊湘洪腐敗案……推動了領導幹部出國審批、防止冤假錯案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他專業敬業，持之以恒。從業27年來，陳東升當選過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三次獲得過中國新聞獎，還曾獲得過中宣部“走轉改”活動先進個人、司法部優秀共産黨員等多項榮譽。年過五十，他至今新聞激情仍不減當年，仍一往情深地熱愛記者職業，仍一如既往地每天奔波在新聞採訪第一線。

一、敏銳勤勉，勇於爭先，許多報道産生廣泛影響。

2008年3月，陳東升獲悉原溫州市市長邵佔維正在編纂一本行政案例選編，隨即跟進採訪，采寫的《溫州市長編纂行政敗訴案例》廣獲社會輿論好評，獲得了中國新聞獎。中國人民大學陳力丹教授在其專題研究論文《記者判斷事實報道價值的眼光》中認為，“這除了敏銳的新聞感覺、熟練的采寫能力外，還需要記者熟悉國情和政策法規，以及對此的動態把握”。

陳東升努力提高自身對政治經濟社會形勢的觀察分析能力，善於將新聞敏感昇華為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2013年是毛澤東同志批示推廣“楓橋經驗”50週年，他深入浙江各地採訪，采寫了12000字長篇通訊《從“楓橋經驗”到平安浙江》，詳實記述了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五十年來，一代代中國共産黨人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建設平安中國、法治中國的波瀾壯闊圖景。報道受到了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的充分肯定。

浙江是我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近年來，發展市場經濟“領跑中國”，農民、城鎮居民年均收入連續12年居全國各省區第一；建設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同樣開拓創新、成效顯著，創造了一項又一項“全國第一”。作為《法制日報》駐地記者，陳東升得風氣之先，以極大的熱情，關注發生在浙江的這些新探索、新創造，為民主法治的每一進步搖旗吶喊、鼓吹呼籲。他的《法治政府建設有了“浙江標準”》、《法治中國看浙江》等報道，“縱橫捭闔、氣勢如虹”，率先、及時報道了浙江在地方立法、法治政府建設、司法體制改革等方面的先行先試，為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建設提供了有益借鑒。

二、不畏艱難，獨立思考，依法追尋解讀新聞真相。

2010年12月25日，浙江樂清市寨橋村村主任錢雲會在村口被工程車軋死，此事以訛傳訛，被謠傳為“謀殺”，迅速演變擴大為全國性熱點輿論事件。陳東升聞訊後驅車四百餘公里趕至現場，遍訪肇事司機、目擊證人、辦案民警、遇難者家屬等相關人員，發表了《“樂清村主任之死”案調查》、《再調查》等報道，以大量客觀事實告訴人們，這確實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全國幾百家媒體轉載此文後，輿情漸趨平穩，人民日報、新華社後來也相繼發表報道，提醒要防止網路水軍製造事端影響社會穩定。這篇通訊後獲第二十一屆中國新聞獎二等獎。

每遇涉法重大新聞事件發生，陳東升從不躲閃回避，而是深入現場、追尋真相、獨立思考、不盲不從，運用法治思維和專業知識，逐一回應解讀人們關心的熱點疑點難點問題，他的《揭秘溫州動車事故賠償標準出臺內幕》、《浙江零佣金網路司法拍賣挑戰拍賣業潛規則》、《奧運冠軍孫楊無證駕駛被杭州警方拘留7天》等稿件一經發表，即成為有影響力的報道，有效地引導了輿論走向。

在浙江糾正兩起重大錯案過程中，陳東升的《等這一天我等了18年》、《請記住這些有良知的法律人》、《浙江公安廳長首次系統反思“杭州錯案”》等系列報道材料紮實、角度獨特，既不獻媚權力，也不盲從公眾，而是站在公共利益立場，憑藉良知和法學專業知識，盡力還原事實，追求真實，解讀真相，發掘傳遞了部分法律人在制止和糾正這兩起重大錯案中散發的人性光輝和良知正義正能量。浙江省政法系統有關領導評價，稿件“大氣磅薄，讀後令人盪氣迴腸”。在包括陳東升在內眾多有識之士的呼籲推動下，這一問題引起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高度重視，中央政法委後來專門兩次下發通知，要求全國政法機關嚴守法律程式制度，向檢察官張飚學習，堅守防止冤假錯案底線。

三、堅守良知，敢説真話，勇於監督揭露腐敗行為。

在陳東升看來，記者應當正直善良，關注民生、敢於為老百姓説真話。2011年9月，他采寫了《溫州農房集聚改造幾家歡樂幾家愁》，通過市委書記和被拆遷農民各算經濟賬，反映了基層群眾疾苦，呼籲惠民利民工程要以人為本、依法辦事、由民作主。報道接地氣、算細帳、説真話。溫州市相關部門事後也虛心接受媒體監督，及時調整了農房改造政策，努力讓農民拆得起、搬得起、住得起。

在陳東升看來，記者應當正氣凜然，不畏權勢，敢於開展輿論監督。他的《紅頂商人擊倒台州黃岩黨政四要員》、《溫州科技館展品合格率僅7.1%》、《余杭農保區內建公園耗費20億無人埋單》、《浙江省委書記痛斥溫嶺貪小利吃大虧》等報道社會反響巨大，一些貪官污吏還因此鋃鐺入獄，受到了黨紀國法懲處。

2003年5月，他不懼威脅利誘，采寫了《女廳長失蹤之謎》，首次披露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腐敗東窗事發出逃國外的消息，促進中央部門制定完善了領導幹部因私出國審批管理制度。2006年7月，他頂住重重壓力，采寫了《溫州農民建房搭車收費竟達14項》，國務院為此專門派調查組督查，依法處理了32名官員，將多收的違法收費一一退還給了建房農民。

回首往事，展望未來，陳東升説，“與其説記者是安身立命的職業，我更願意把它當作是奉獻追求的事業，當作是舍我其誰的畢生使命。我願繼續以法治思維追尋新聞真相，為推動中國民主法治進步鼓與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