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原到西域的纏枝蔓草紋樣|花鳥嫁接圖像考

2018-02-12 | 文/李靜傑 | 來自:中華佛文化網  分享:

笈多王朝不僅締造印度古典文化的黃金時代,而且為亞洲文化藝術繁榮注入勃然生機。笈多王朝創造的花鳥嫁接式圖像,亦即鳥雀前身與纏枝蔓草後身嫁接合成的藝術造型,構思巧妙,絢麗多姿,書寫了裝飾紋樣史上光輝的一頁,成為笈多時代與後笈多時代的標誌性文化物象,一直延續到帕拉時代乃至更晚。初唐時期印度花鳥嫁接式圖像傳播到漢文化地區,中國借用傳統鳳凰圖像加以改造和創新,形成具有大唐風韻的新樣花鳥嫁接式圖像,並盛行于武周、盛唐時期,中晚唐延綿發展,進而影響到遼、宋前期。

花鳥嫁接式圖像無論在印度還是中國都有一定數量遺存,因其與眾不同的表現而令人記憶深刻。

中國花鳥嫁接式圖像亦與笈多係纏枝蔓草伴生,基於細部造型的差異,可以分為後身作漩渦形或波浪形花鳥嫁接式圖像、口銜綬帶花鳥嫁接式圖像、人與花鳥嫁接式圖像、枝葉形花鳥嫁接式圖像四種表現形式。其鳥雀形體基本採用中國傳統的鳳凰造型,頭部類似公雞,尾羽更換為纏枝蔓草。

笈多係纏枝卷草紋樣在中國的流行

中國流行的笈多係纏枝蔓草亦可細分為簡潔疏朗、繁縟稠密兩種表現形式,前者出現的時間早于後者,兩種形式長期並存。

簡潔疏朗型纏枝蔓草圖像在中原北方約流行于初唐高宗時期,分佈在以西京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已知的三個實例均見於唐太宗李世民昭陵陪葬冢出土的葬具中,即禮泉煙霞新村唐顯慶四年(659)司徒尉遲敬德墓誌蓋(圖28)、禮泉昭陵唐龍朔三年(663)新城縣長公主墓石棺(圖29)、禮泉西周村唐上元二年(675)右驍衛大將軍阿史那忠墓誌蓋(圖30)。前者在纏枝莖幹的每個結節處滋長一條枝葉,枝葉呈漩渦形捲曲,尾端秀出三個捲曲小葉片,造型簡潔流暢。後兩者在纏枝莖幹的每個結節處滋長三條枝葉,各自呈漩渦形翻捲,相對於前者,表現得略為複雜。簡潔疏朗型纏枝蔓草表現大體與印度同種紋樣對應。

圖28 禮泉煙霞新村司徒尉遲敬德墓誌蓋拓本 唐顯慶四年(659)

圖28 禮泉煙霞新村司徒尉遲敬德墓誌蓋拓本 唐顯慶四年(659)

圖29 禮泉昭陵新城縣長公主墓石棺拓本 唐龍朔三年(663)(出自《新城縣長公主墓發掘報告》第130頁圖105-2)

圖29 禮泉昭陵新城縣長公主墓石棺拓本 唐龍朔三年(663)(出自《新城縣長公主墓發掘報告》第130頁圖105-2)

圖30 禮泉西周村右驍衛大將軍阿史那忠墓誌蓋拓本 唐上元二年(675)(出自《考古》1977年第2期第137頁圖5)

圖30 禮泉西周村右驍衛大將軍阿史那忠墓誌蓋拓本 唐上元二年(675)(出自《考古》1977年第2期第137頁圖5)

繁縟稠密型纏枝蔓草在中原北方約流行于武周、盛唐和中唐時期,主要見於關中。諸如咸陽楊陵區家和園武周萬歲登封元年(696)沙州刺史李無虧墓石門框(圖31)、蒲城三合村唐開元二十九年(741)讓皇帝李憲墓石槨立柱(圖32),三原唐德宗李適崇陵華表裝飾(圖33),在纏枝蔓草莖幹的每個結節處滋長許多條枝葉,各條枝葉大多呈漩渦形朝一個方向旋轉,繁縟稠密,畫面幾乎沒有留下剩餘空間。繁縟稠密型纏枝蔓草表現亦大體與印度同種紋樣對應。

圖31 咸陽楊陵區家和園沙州刺史李無虧墓石門框拓本 武周萬歲登封元年(696)

圖31 咸陽楊陵區家和園沙州刺史李無虧墓石門框拓本 武周萬歲登封元年(696)

圖32 蒲城三合村讓皇帝李憲墓石槨立柱線圖 唐開元二十九年(741)(出自《唐李憲墓發掘報告》第190頁圖195)

圖32 蒲城三合村讓皇帝李憲墓石槨立柱線圖 唐開元二十九年(741)(出自《唐李憲墓發掘報告》第190頁圖195)

圖33 三原唐德宗李適崇陵華表裝飾(出自《中國歷代裝飾紋樣3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第169頁插圖)

圖33 三原唐德宗李適崇陵華表裝飾(出自《中國歷代裝飾紋樣3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第169頁插圖)

上述實例中所見的纏枝蔓草圖像基本出自關中地區的石刻葬具,採用減地平雕附加線刻方式錶現。兩種形式的纏枝蔓草實例各有比較一致的風格,墓主屬於皇室成員或有功之臣,可以推測由官府作坊基於相近粉本設計並完成。從關中地區兩個時段分別流行兩種纏枝蔓草的情況來看,印度笈多係兩種纏枝蔓草粉本可能先後兩次傳入中國。初唐高宗時期流行的簡潔疏朗型纏枝蔓草,似乎與唐太宗時期赴印求法僧玄奘回國以及外交使節王玄策第一、二次出使印度有關,而武周及其以後流行的繁縟稠密型纏枝蔓草,可能與高宗時期王玄策第三、四次出使印度以及武周時期赴印求法僧義凈歸國關聯。無論求法僧還是使節,返國的終點都是兩京,如此説來,在兩京地方率先出現並流行笈多係纏枝蔓草,也就自然而然了。

南方僅見於四川地區石窟造像,已知實例大多為盛唐、中唐之際的遺物,又多集中在成都周圍。典型實例如仁壽牛角寨唐天寶八載(749)道教石窟造像(圖34)、仁壽白銀罐石窟唐至德元載(756)造像龕(圖35)、眉山法寶寺中唐萬菩薩像龕(圖36),均屬於簡潔疏朗型纏枝蔓草。前兩者在纏枝蔓草莖幹結節處滋長兩三條枝葉,枝葉尾端朝向一個方向呈漩渦形捲曲。後者纏枝蔓草的捲曲枝葉中間表現一朵花卉,類似于鹿野苑丹麥克塔纏枝蔓草的表現形式。這些實例的流行晚于兩京地區,又集中在四川文化的中心成都周圍,再結合其他造像因素考慮,應是兩京地區纏枝蔓草影響下的産物。

圖34 仁壽牛角寨道教石窟造像 唐天寶八載(749)

圖34 仁壽牛角寨道教石窟造像 唐天寶八載(749)

圖35 仁壽白銀罐石窟造像龕邊框浮雕 唐至德元載(756)

圖35 仁壽白銀罐石窟造像龕邊框浮雕 唐至德元載(756)

圖36 眉山法寶寺萬菩薩像龕邊框浮雕 中唐

圖36 眉山法寶寺萬菩薩像龕邊框浮雕 中唐

地處河西走廊的敦煌約初唐、盛唐之際開始流行笈多係纏枝蔓草,並盛行于盛唐、中唐時期。中國境內已知最西端的笈多係纏枝蔓草,見於庫車庫木吐喇約8世紀第16窟主室北壁壁畫觀無量壽經變邊緣裝飾(圖37),該纏枝蔓草在每個區間每條枝葉分別捲曲,有別於印度諸多枝葉一併呈漩渦形捲曲表現,連同觀無量壽經變一起考慮,這可能是唐文化西傳帶來的造型因素。

圖37 庫車庫木吐喇第16窟觀無量壽經變局部 8世紀(出自《中國石窟庫木吐喇石窟》圖版193)

圖37 庫車庫木吐喇第16窟觀無量壽經變局部 8世紀(出自《中國石窟庫木吐喇石窟》圖版193)

作者:李靜傑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

本文摘自《印度花鳥嫁接式圖像及其在中國的新發展》

文內未註明出處的圖片均由作者實地拍攝

原文刊載于《敦煌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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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葛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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