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於政協委員熱議文化體制改革

前幾天，全國政協舉行主題為“深化文體改革，促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記者會，邀請全國政協委員馮驥才、王健林、單霽翔、尹力、樊錦詩、張和平等圍繞文化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政協委員們對文化體制、文化大發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對文化的熱點問題闡述了新穎的看法，很值得關注。

馮驥才委員對當前中國文化的大發展十分關心，盡心盡力地提出建議，令人敬佩！這次，他提出：六中全會提出文化強國非常必要，經濟越來越強大，但是社會的文明是一件大事，社會文明離不開文化的建設，文化強國是一個目標而不是一個理想，文化強國必須有一個具體的內涵和標準。

馮先生這樣的看法是很敏銳，很深刻的，我們一直在呼喊著建立文化強國，而文化強國到底該是怎麼樣的呢？什麼標準的文化水準的國家才叫強國，至少是必須有一個基本的準則的。當前，理論界知識界熱議文化大發展，熱議建立文化強國，雖然討論很廣泛，但似乎未能比較集中地提出文化強國的基本準則，理想追求的議題比較多，實在確定的標準不明晰，而目標是需要明確的，只有目標確定了，前進的步伐才有明確的方向。

馮先生説，文化強國是我們的目標、我們的未來、我們的追求，所以未來應該有一個非常清晰的國家文化強國的形象，應該有一個鮮明有力的為公民所自信的文化精神。這是第一。第二，具體表現在文藝作品中，需要有一大批深入人心的時代經典被創造出來，任何國家和民族在文化強盛時都有一大批作品支撐著。第三，還要有一個真正能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的文化産業。對於産業來講一定要追求經濟收益的最大化。但做的既然是文化産業，文化本身是精神性的，這就是要擔負文化責任，這就要擔負傳播真善美的責任，不能唯利是圖。文化産業的發展當然也要注意溫總理講的“三個化”：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第四，文化強國的終極目標應該是社會文明。經濟發展到今天，文明更重要。所以，文化強國就是要建成一個高素質的、文明的社會，全民是一種高素質的文明，擁有高素質的文化，在這種品質下才能成為一個文化強國。

馮先生對於文化強國的這四點思考是非常值得理論界關注並深入探討的，雖然他講的不一定很全面地概括了文化強國的所以內涵，但他的描述讓我們對建設文化強國有比較清晰的目標，特別是強調當前經濟大發展時，更要注重社會文明的建設，這對於糾正文化發展中的過分功利化的現象，是很值得重視的批評。

全國政協委員、今年年初剛調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單霽翔委員針對著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大發展過程中得公平投入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單霽翔説，強調文化設施也好、強調文化建設也好，確實要考慮到地區的差別。比如在博物館領域普遍地實現對未成年人免費開放，在這基礎上又實現了博物館免費開展。在西部地區以及老少邊窮地區確實還有很多人在享受文化方面與東部地區以及大城市裏面的人們是有差距的。因此，在制定博物館免費開放的政策時，更多的考慮到的是西部地區，東部地區補助是20%，中部地區補助60%，而西部地區補助80%。比如甘肅、四川每個省博物館免費開放的補助都達到了1.6億到1.8億，使大量的資金真正補到這些需要博物館文化的人們身上。單霽翔説，應該把文化事業也看作民生事業。醫療、住房、交通等是民生，但同樣，文化也是民生，並且是更重要的民生。如果有這樣的理念的話，那在文化的投入、文化設施享受的均等化方面也可能會有不同的思路。

單院長這樣的建議是很具民生意義的，廣大民眾的生活品質，在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較快的今天，已經不僅僅表現在柴米油鹽，吃、住、行、醫等方面的優化的條件上，文化生活方面的享受也將越來越重要，社會主義國家的公平原則，應該包括讓公民有平等共用文化成果的權利和機會，國家應該有針對性地採取適當的措施，讓廣大民眾都能享受文化的樂趣。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東方演藝集團董事長顧欣先生説，“不能説體制改革就能出梅蘭芳，但要是不改革，把人才變庸才可能性就會很大。”這是個環環相扣的問題，文化體制出觀念，觀念出機制，機制出人才，人才出效益。“文化體制改革不能坐而論道，首先要改變人的觀念，體制要被觀念打破。”有新的觀念才能讓改革的目的更明確，文化體制改革就是為了簡化藝術生産力。顧欣先生強調，僅僅把改革放在事業單位轉為企業促進目標上，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要進入文化體制改革深水區，就要解放藝術生産力。他説：“文化産業要實現倍增計劃，就得提高文化的附加值。”他以形象的例子説明：“聽過《太陽島上》和《太湖美》嗎？” “我不知道這兩首歌為當地GDP帶來多少價值，但是卻産生了品牌的高附加值。” “文化本來就是創意産業，有著高附加值。而現在卻被其他行業佔據，像煙、酒文化，都是商品行業的人來賺文化的高附加值，而文化人自己把文化邊緣，覺得文化就是清高。其實文化是有品牌效應的，能産生高附加值。”

顧欣先生先生的觀點很值得思考，文化體制改革是要有新觀念，新觀念觀念才能有新的機制，有新的機制才能出好人才，有人才才能出效益。文化建設不能“近視”，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品牌附加值的提升才是關鍵。而文化創意所可能提高的附加值，不能讓煙、酒等行業給佔去了，文化人，文化産業的經營者，應該主動積極有效地創造品牌效應，盡力地提升文化生産的高附加值。從“邊緣化”中走進文化大發展舞臺的中央來。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尹力先生説，中國電影這幾年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我們經常用井噴式的增長形容快速發展的中國電影。當前一直關心著電影審查的問題，而我們知道電影審查不是一個新的話題，從電影誕生那一天起電影審查制度就跟各國的電影生産創作相伴而行。特別是在二三十年代好萊塢快速發展的時候，在經濟低迷、失業率攀高，整個社會處於一種頹勢的狀態下，好萊塢卻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相應電影的審查制度也就應運而生。關於審查實際上不是要不要審查的問題，而是用什麼樣的審查尺度來審查電影的問題。

尹力先生説，談到中國的審查制度，我們都知道，按照國家的政策法規來規範電影從業人員對於題材、影片選材等相關方面的規範。但近幾年來我們也看到，隨著中國電影的快速發展，涉及方方面面的題材不斷增加，每年在兩會上電影界的政協委員也提出了很多關於電影的提案。其中一點我們談到很多的是呼喚國家電影法的誕生，這個法本身實際上是讓電影的攝製、生産、製作能夠有法可依，而不是按短期政策、按一定變化了的法規或者由少數人對電影所理解了的好惡來評判。

尹力先生認為：在全國人民都在享受電影作為娛樂權利和文化權益之時，對電影的管束還是太多，來自於方方面面的對電影的責難還是太多。我們經常講要拍公安一定要有公安部的意見，涉及到外交，外交部的意見説不定會變成終極意見，拍民族題材有民族事務委員會，沾宗教有宗教局。我們以前經歷過這樣的例子，一部影片的出品、放映、熱議都會變成公共文化事件，所以我覺得在電影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公眾為電影提供一個更加寬鬆的社會環境，愛國産電影應該也算愛國。特別是面對好萊塢的不斷進逼，市場被不斷蠶食和退縮的情況下，中國電影雖然逆勢而上，但是我們看到這回狼真的來了，不僅如此，我們周邊已經也都是狼了，這是日本、南韓、香港已經對美國好萊塢開放市場的結果。電影人的努力付出是一個方面，最重要的是廣大的觀眾，年輕的觀眾對國産電影的支援和追捧。取得這樣的成績很不容易，所以我們希望給電影更多的鬆綁，能夠給電影提供更加寬鬆的創作和製作環境。

尹力先生的分析和建議確實是為中國電影人説出了心聲，眾所週知，隨著WTO進程的加快，以後每年將有34部美國的所謂大片進駐市場，這對於中國電影人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當然我們很有信心，我們有我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相信能過堅守住我們的陣地。但是，國家也應該為電影人迎戰好萊塢等創造良好的條件，提供國産電影快速發展的寬鬆環境，而給中國電影更多的鬆綁，是當前非常關鍵的問題。民眾的自覺意思、善惡辨別力已經大大提高，審查確實可以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