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曉峰:中流自在心——饒宗頤先生的治學之道

時間:2018-02-09 08:59:59 | 來源:藝術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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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宗頤先生審閱邵曉峰教授的論文《中流自在心——饒宗頤先生的治學之道》(《民族藝術》2013年第3期)

文/邵曉峰(中國美術館研究與策劃部負責人、教授、博導)

感言

這是我的一篇舊文,刊發于《民族藝術》(CSSCI源刊)2013年第3期,並請饒宗頤先生進行過審閱(圖1)。這一難得的機緣源於2012年8月29日-2013年8月28日我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做訪問學者。來到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的第一天,饒宗頤先生欣然題詞贈我:“研討精微,能集中在敦煌壁畫展開新局,令人欽佩!壬辰選堂。”一代大師的熱忱關愛給予我巨大鼓勵,使我激情滿懷,珍惜在港的分分秒秒,力爭圓滿完成研究計劃。訪學的一年中,我深受饒先生教誨,在學術與藝術上不斷精進。我在饒宗頤學術館的工作室四週挂的全是先生的書畫,工作室旁邊則是先生捐給香港大學的藏書,這樣的學術環境得天獨厚。

特別有幸的是,幾年內,饒先生先後為我的三本專著題寫了書名,它們是《中國潑彩山水畫史》(東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版,2016年第2版)、《敦煌壁畫與中國傢具的千年之變》(饒宗頤先生創立的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叢書第一輯第一種,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2014年第1版)、《中華圖像文化史宋代卷(上、下卷)》(國家“十二五”重點出版項目、2014年度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中國攝影出版社,2016年第1版)。2016年,饒宗頤先生還為我撰寫了一份求職推薦信。

我與先生的忘年緣分,先生對我的扶助之恩,實在難以言表。

2018年2月6日,饒宗頤先生大道歸山,寰宇震動。為感懷先生,我特將這篇近13000字的文章略做刪減,以便於讀者閱讀與傳播,更好地弘揚先生“中流自在心”的治學精神。

饒宗頤先生之精神永存!

一、公眾視線中的饒宗頤先生

現已97歲高齡的饒宗頤先生是一位白髮白眉、面容清朗、相貌慈祥的長者,如今的他有太多的榮譽與光環,已然成為公眾眼中的“學術巨星”。譬如,早在1962年,他就憑藉甲骨學著作《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獲得在國際學術界有漢學諾貝爾獎之稱的“漢學儒蓮特賞”,成為繼著名歷史學家洪煨蓮之後第二個獲此殊榮的中國學者;1963年成為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永久會員;1974年成為法國遠東學院院士;1980年成為歐洲最古老的亞洲學會——巴黎亞洲學會榮譽會員;1998年獲頒中華文學藝術家金龍獎以及“當代國學大師”榮譽;2000年獲香港特區政府“大紫荊勳章”,由董建華特首親自頒授;2000年獲國家文物局頒發“敦煌文物保證研究特殊貢獻獎”;2011年7月17日,國際天文聯合會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批准南京紫金山天文臺發現的編號為10017的小行星命名為“饒宗頤星”,這顆小行星是紫金山天文臺于1978年10月30日發現的;2011年,被推選為有“中國第一社”之稱的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長,同年12月,榮獲首屆“中華藝文獎終身成就獎”;2012年,獲頒亞洲首位法蘭西學院外籍院士榮銜。饒宗頤先生先是與錢鐘書先生被並稱為“北錢南饒”,錢先生去世以後,又與季羨林先生被並稱“北季南饒”。公眾視線中的饒宗頤先生似乎已非凡人。

二、饒宗頤先生的治學歷程

再多的社會榮譽、頭銜與地位也離不開具體的治學歷程與辛勤的學術耕耘。饒先生曾自己將其學術歷程分為三段:第一時期是續編《潮州藝文志》起至1949年遷居香港;第二時期是從1952年在香港大學任教至1978年于香港中文大學退休;第三時期是在退休以後仍在國內外各研究機構任職,以及繼續開展的學術研究。我也圍繞這三個分期來簡述他的學術歷程。

(一)第一時期

饒宗頤先生1917年8月9日出生於廣東潮州。父親饒鍔,為潮州大學者,南社社員,著作甚富,42歲時因編寫《潮州藝文志》勞累過度而英年早逝。這一年饒宗頤17歲,幼承家學的他繼承父志,不但將父親詩文遺稿編成《天嘯樓集》,而且繼續旁搜博采,拾佚鉤沉,完成《潮州藝文志》,後刊于《嶺南學報專號》,以此知名。

1938-1939年,饒先生受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廣州淪陷後中山大學遷往雲南澄江,饒先生擬繞道香港入滇,不料抱病留港。當時香港集中了各界名流,著名學者王雲五邀請他參加《中山大辭典》的編輯,葉恭綽也邀他加盟《全清詞鈔》的編,這樣使他閱讀到當時一流藏書家的各類珍本,使其對國學的研究有了質的飛躍,並受到顧頡剛的青睞而為其《古史辨》撰寫第八冊《古地辨》和史書《新莽史》。

1940年,饒先生完成其成名作《楚辭地名考》,童書業先生為之作序雲:“考據之學,愈近愈精,讀宗頤饒君之書,而益信也。君治史地學,深入堂奧,精思所及,往往能發前人所未發!”

1946年,《楚辭地理考》出版。

1949年,移居香港,出版《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海南島之石器》。

(二)第二時期

1952-1968年,歷任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高級講師、教授,主講詩經、楚辭和六朝詩賦、古代文論及老莊哲學。

1955年,赴日本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從事甲骨學研究,著《日本所見甲骨錄》、《長沙出土戰國楚簡初釋》、《〈人間詞話〉平議》。

1956年,出席巴黎國際漢學會,結識了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高足戴密微。在法國國家圖書館裏,饒宗頤第一次閱讀了原版敦煌經卷,想到當時中國的敦煌學落後於外國,他暗下決心,要好好研究,為國人爭氣。出版《楚辭書錄》、《巴黎所見甲骨錄》、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

1959年,出版《九龍與宋季史料》、《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上下冊)。《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乃饒宗頤先生以20年心力,利用出土的甲骨資料,全面而系統地研究殷商時代貞卜人物的專著。是書開創了以貞人為綱排比卜辭的先例,在理論和方法上均超越前人,對了解各個貞人的占卜內容及其所屬的時代很有參考價值。此著作出版後,引起中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共有13國文字書評予以介紹。

1962年,《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獲得法國法蘭西學院頒發的“漢學儒蓮特賞”。

1963年,印度駐港領事館一等秘書白春暉慕名與饒宗頤結交。二人交情甚篤,互相切磋學問,饒先生教他《説文解字》,他教饒先生梵文。是年,饒宗頤跟隨白春暉之父學習婆羅門經典,曾深入鑽研《梨吠陀》經等。饒先生後來從事東方學研究,其梵學知識便植根於此,而其中的“悉曇學”更是獨繼絕學,成就過人。這一期間,他發現劉熙《釋名》源於《婆羅門經》,韓愈《南山詩》深受馬鳴《佛所姓讚》的影響。

1968-1973年,任新加坡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遊歷星洲、馬六甲檳城等地,蒐集華文碑刻,整理為《星馬華文碑刻係年》。

1970-1971年,出版《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善本書錄》、《歐美亞所見甲骨錄存》。與法國戴密微教授合著的《敦煌曲》,以中、法兩種文字在巴黎刊行。

1973-1978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76年,在巴黎從博特羅習楔形文字及西亞文獻,首次譯出《西亞開闢史詩》。

(三)第三時期

1978-1993年是饒宗頤學術研究的黃金時期,相繼出版《敦煌白畫》、《選堂詩詞集》、《選堂集林史林》、《雲夢秦簡日書研究》(與曾憲通合作)、《虛白齋書畫錄》(日本東京二玄社)、《敦煌書法叢刊》(共29冊,至1986年出齊)、《楚帛書》、《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與曾憲通合作)、《固庵文錄》、《甲骨文通檢》(一)、《中印文化關係史論集——悉曇學緒論》、《敦煌琵琶譜》、《敦煌琵琶譜論文集》、《梵學集》、《法藏敦煌書苑精華》、《饒宗頤史學論著選》、《新加坡古事記》、《甲骨文通檢》(二)等著作。

1982年,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榮譽講座教授,獲授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榮休講座教授銜。

1988年,建立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

1990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主辦《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叢刊》(1990至2009年,共11冊)。

1995年,潮州市“饒宗頤學術館”落成;創辦《華學》大型學術刊物,由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經出版到第10期;與季羨林先生、週一良先生合作創辦和主編大型學刊《敦煌吐魯番研究》;主編《補資治通鑒史料長編稿系列》(第1至8種,1995至2004年)。

1996年,南韓學者孫睿徹先生將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翻譯成韓文出版。

1998年,出版《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

2003年,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建成;台灣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共分十四卷,二十冊。

2009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以簡體字在大陸出版《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2012年,饒宗頤文化館在香港落成;主編的《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字彙》由安徽大學出版社出版;獲亞洲首位法蘭西學院外籍院士榮銜。

三、饒宗頤先生的治學特色

季羨林先生曾指出:“饒先生治學方面之廣,應用材料之博,提出問題之新穎,論證方法之細微,這些都是我們應當從他的學術著作中學習的。”鋻於饒先生在當代中國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我將其學術特色簡明地概括為如下“四性”:

(一)空間的立體性

饒宗頤先生自己曾説,是其父饒鍔給他打開的學術天空,幫他建立的這個基礎,那就是無科不修,即文、史、哲貫通,而且文中有史,史中有哲,哲中有文,這種學術空間的立體性與貫通性,是其研究學問的基礎,而且在他16歲之前就已經打下了,他在後來的前行就是把當時奠立的格局不斷擴大、挖深。譬如,饒先生在談到他的敦煌學研究時曾説:“我喜歡運用貫通的文化史方法,利用它們作為輔助的史料,指出它在某一歷史問題上關鍵性的意義,這是我的著眼點與人不同的地方。” 

我們由《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也可以管窺饒先生學術研究的立體性空間所在。這一文集分為十四卷,全書近1200萬字,10372頁。先生學問之廣博與浩瀚由此可見一斑。

對於這種學術空間的立體性與貫通性,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學術部主任鄭煒明博士曾提出,可以從饒宗頤先生的研究方法中的五項特點中窺豹一斑,當中必須留意這些特點往往是互濟的。第一,先生經常利用考古出土的實物數據,特別是新出土的文物或新發現的文獻資料,即使是國外的考古出土資料,只要是可資不同文明之間的同一范疇的對比或作比較究的,或與課題有所關涉的,便會加以參考。第二,先生對中國文化內各個學術領域的古籍、古文獻和傳統資料十分熟識。第三,先生有著堅實的文字學、訓詁學等知識,能做到詮釋章句和義理時相對準確。第四,先生能利用域內外古代語言與文化的知識,善於對比或比較研究各個學術領域在漢語族以外的,又或是域外的古籍和古文獻資料,從而做到跨語文、跨民族和跨地域、跨國域的跨文化研究。第五,先生經常在某一個單一課題的研究中,出入文、史、哲、藝、宗教、禮俗、民族、文明的交流和發展等領域,作跨學科、跨文明的文化史探索。

不少人把饒宗頤與王國維及陳寅恪相比,正是因為在世人心目中,這三位大學者在治學上都是既博又專,走出了前人未及的道路。

(二)視野的國際性

饒先生通曉中文及閩、粵等多種方言和英、法、日、德、印度六國語言文字,對古梵文、古巴比倫楔形文字也頗有研究。因此,其學術視野的國際性使得他能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匯比照中,提出中國歷史文化的新問題,想他人所未想,道他人所未道。

饒先生長期活躍于國際學術界,是中國與海外漢學研究聯繫的橋梁式人物。他在早年就受到法國漢學界領袖人物戴密微的格外推重。1962年,獲法國法蘭西學院“漢學儒蓮特賞”;1983年,任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研究員及永久會員;1965-1966年,任法國國立科學中心研究員;1968-1973年,任新加坡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70-1971年,任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客座教授;1972-1973年,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教授;1974年,任法國遠東學院院士;1978-1979年,任法國巴黎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1980年,被選為巴黎亞洲學會榮譽會員;1989年,講學于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及人文科學研究所。2012年,任法國法蘭西學院外籍院士。

1942年,錢鐘書先生在《談藝錄》一書中寫道:“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饒先生早年的治學即已打破南學、北學的疆界,後來的學術步履也遍及東海、西海。近年,他更主張在古史研究中加入異邦古史資料,以成為“古史五重證據法”,即包括間接證據(異邦古史資料、民族學資料)、直接證據(文獻、實物(考古學資料)),文獻又包含經典材料、甲骨金文材料。

季羨林教授在論及饒先生學術研究中涉及的“外來觀念與固有材料”時説:“我這裡講的外來觀念是指比較文學,固有材料是指中國古代的文學創作。饒宗頤教授應用了比較文學的方法,探討中國古代文學的源流,對於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也有很多啟發。”季先生還引用了陳寅恪先生以佛家“預流果”比喻跟上時代學術潮流的勝意,盛讚“饒宗頤先生是能預流的,我們首先應該學習他”。

(三)內容的首創性

饒先生的治學特色還在於善於在研究內容上不斷開拓,能對一些在學術史上長期處於空白的課題率先展開研究,從中提出新問題、新看法,在學術上顯示出一種積極的首創性。譬如,他是第一位編著詞學目錄和《楚辭書錄》的學者;是研究敦煌本《老子想爾注》的第一人;率先研究敦煌白畫;率先把印度河谷圖形文字介紹到中國;是首位將《盤古圖》的年代推到東漢的學者;是首位翻譯、介紹、研究《近東開闢史詩》的中國學者;率先系統研究殷代貞卜人物;率先研究楚畫、楚帛書;首次輯《全明詞》;首次編撰《星馬華文碑刻係年》,開海外金石學研究之先河;在東京出版《敦煌書法叢刊》二十九冊,為國際敦煌學事業的首創;率先以半坡等地陶符與中近東圖形符號比較;辨明新加坡古地名及翻譯譯名,是撰寫新加坡前代史《新加坡古事紀》的第一人;是利用中國古代文獻補緬甸史的第一人。下面以其代表作《敦煌白畫》、敦煌本《老子想爾注》為例闡釋。

饒先生對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的研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將這部倫敦所藏關於早期天師道思想的秘籍作出校注,公布於世,還在理論上對此書作了總結,“(1)《想爾注》成于係師張魯之手,托始於張陵;(2)《想爾注》前應有九戒;(3)《想爾》書,經文之後記五千字數;(4)《想爾》為五千文本,與係師張鎮南本相同;(5)《想爾》與《大存思圖》相輔為用;(6)《想爾注》及《戒》,為高玄法師所受。”由於《想爾》在道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所以其研究對國際道教史研究有很大的推動作用。譬如,當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于1956年初版後,引發了當年的歐洲學界對中國古代道教研究的熱潮,該書被巴黎大學中國學院道教史研究班列為教材,法國的中國宗教學權威康得謨即以此書教授諸生,以至引發後來歐洲道教研究的長期計劃。1967年,日本道教史家大淵忍爾在《岡山史學》十九號上相應發表了《老子想爾注的成立》。陳世驤先生、楊聯升先生、嚴靈峰和陳文畫先生等著名中國學者對《老子想爾注校箋》也十分關注並進行了討論,饒先生因此成為研究敦煌本《老子想爾注》的第一人。

饒先生於1978年出版的《敦煌白畫》充分顯示出其可貴的學術首創性。1964年,饒先生遠道至巴黎法國國立科學中心研究敦煌寫卷,即匠心獨具地留意到這些寫卷中的繪畫資料的珍惜價值。因此先生即向當時的法國漢學泰斗戴密微教授提出了兩項研究工作,其中之一是敦煌畫稿的究。20世紀60年代末,先生撰寫了《跋敦煌本白澤精怪圖兩殘卷(P2682,S6261)》一文,考述了法藏和英藏的兩本寫卷中的書畫作品。之後,將散在寫卷中的白描、粉本、畫稿等重要材料輯出,結合保存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系的羅寄梅所拍攝的敦煌壁畫的照片,結合畫史,經系統研究,對白畫源流與敦煌畫風,白畫的作用、種類與題材,敦煌卷軸中的白畫,進行了詳細研究,還探索了敦煌壁畫中的十余種技法。《敦煌白畫》撰成後由戴密微教授安排翻譯成法文,由法國遠東學院于1978年以中法兩種文字出版,其中漢文版的數萬字皆由饒先生於1972年以清健的小楷親書而成,賞心悅目。

先生在《敦煌白畫》的開篇中寫道:“敦煌畫之發現,可為中國中古畫史填補空白。斯坦因、伯希和取去之畫幡卷軸,無非繪畫資料之環寶也。惟是敦煌僻在西陲,其畫唐人罕見評騭。自莫高窟發現以來敦煌畫遂為人所樂稱道,探討者日眾。蔚為一時之顯學。”指出了敦煌畫在中國美術史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在中國傳統壁畫的創作中,白畫是經營輪廓及線條表現的重要基礎,因此在壁畫創作中有提綱挈領的重要作用。而且,饒先生在《敦煌白畫》中進一步總結了敦煌畫對中國美術史的重要貢獻,“敦煌石窟壁畫之特色榷而論之,計有數端:(一)圖畫與圖案之不分;(二)白畫與彩繪之間插;(三)畫樣與雕刻塑像之合一:(四)沒骨與色暈凹凸之混用。以上四事為宋以前繪畫之特殊傳統。”這一前人未曾研究過的敦煌學題目,經饒先生首創性地加以研究,成為中國繪畫史中關於唐代人物畫畫稿的第一部專著,其研究意義是深遠的。

(四)學藝的雙攜性

在中國現代的大學者中,饒先生還彰顯出一大特色,即他一向主張“學藝雙攜”。在藝術史與人文科學的關係方面,饒先生認為:“今天似乎是一個學、藝隔閡的時代,自專門之學興,學術與藝術分家了。”但是先生以自己的藝術史研究實踐力圖改變這種學術與藝術“不相揣手的局面”。饒先生在治學之餘堅持丹青不輟,他一向主張,一方面,藝術史研究任務的要求是須建立在考辨源流等厚重的人文科學研究基礎之上;而另一方面,要想探索繪畫史中某種畫法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需要對這種畫法進行實踐和體驗。這樣一來,學術和藝術,互相推動,皆有增促進。例如,饒先生著作《敦煌白畫》所取得的學術業績與他在白描上的傑出能力是密不可分的;饒先生後來在白描畫上所取得的藝術造詣又是與他長期對白畫的學術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早在1929年,饒先生就從金陵楊栻先生習書畫,攻山水及宋人行草。饒先生喜歡東坡詩,習蘇字、米字,但更喜學黃庭堅,因為山谷將字法帶入兵家,寫字如用兵。他對敦煌書法也有專攻,曾選取海外所藏敦煌經卷精粹編為《敦煌書法叢刊》29冊。對於甲骨、金文、簡帛、碑碣等,他也能攝取其意。總之,對於前人法書,他總是保持著積極的觀察力及轉化力,善於在古人筆意之上進行發展,又能保持鮮明的自我面目。

當年的楊栻先生家富藏任伯年繪畫,饒先生得以時常臨寫,且每每皆為抵壁揮毫,故饒先生80歲後仍能縱筆作巨制。由於他在早年就練就了堅實的功力,並打下了白描畫的基礎,于李龍眠、仇十洲、陳老蓮諸家之外,開一新路,自成一格,後來也在牧溪、梁楷的減筆人物畫上下過很大工夫。饒先生也擅山水畫,寫生及于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70歲前後,饒宗頤畫風轉變,不論山水人物及花鳥,都突破古人的規範,縱筆自如,堪稱“從心所欲不逾矩”。現今96高齡,創作力依然驚人,在敦煌風格的繪畫上,發展出一種使用其獨特蒼勁老辣的筆勢繪寫敦煌壁畫的畫意,不求其形似,而神韻直追北魏、隋、唐,為敦煌繪畫開了一個新的路向,被稱為山水畫的“西北宗”。先生目前已經出版書畫集近50種,先後舉辦了一系列藝術創作展覽。對於自己的書畫,饒先生有著清晰的學術見解,曾説:“我覺得中國的書法及繪畫都是不斷的推進,不斷有新的東西加進去。我覺得單是繼承古人的成法,只能説是中國藝術長流的一部分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對書畫藝術有自己新的見解、新的路向。所以我雖然現在到了這一個年紀,但我依然不斷思考及不斷試驗著新的書畫技法,及追求新的書畫意境。所以我提出了山水畫西北宗的説法,這是因為我覺得傳統的山水技法,不論是所謂南宗的或北宗的,其實都很難表現西北地區山水的特色,所以我希望能夠創出新的筆墨技法,來表達這一個地區的特有風情。又像我寫荷花,我有時使用鉤金、潑金、潑彩,甚至用金銀色彩混雜在水墨中來表達我心中的荷花。我嘗試用山水畫的宏大結構,甚至乾濕濃淡不同的線條來寫荷花,就是希望能夠打破成法,但又不違“物理”地去寫這種花中君子。我相信中國繪畫的發展是一定長流不息的,是一定推陳出新的。而要做到這一點,繪畫者應該有陶鑄古今的魄力。”

學術、藝術本為互通,饒先生在二者上的貫通,並以大量的業績證明了學藝互攜的重要性。饒先生長期以來在藝術實踐上的滋養,增添了其學術研究中超然豁達的圓融之氣;他的學養與性情也圓通無礙地溶于其書畫之中,使其成為當代堪稱典範的文人書家、文人畫家。

饒先生曾自撰《選堂八十回顧展小引》有雲:“陳寅恪自言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余則喜為不古不今之畫。此‘不古不今’四字,實出東坡稱許宋子房之山水,謂其能稍出新意也。”以饒先生山水畫為例,他憑藉著深厚的學養以及不凡的見識,在這條藝術之路上,創立了前人未曾有過的風貌,不古不今,頗具新意。

四、余論

饒宗頤先生的學、藝之路深刻影響了一批優秀學者,譬如,錢仲聯先生在探討饒先生學術與詩詞藝術的關係時不無感慨地説:“學與詩合,隨所觸發,莫非靈境,而又鍛思冥茫,徑路絕而風雲通。選堂於此,掉臂遊行,得大自在。”能得“大自在”,是饒先生的求索歷程臻于化境的表現。 

“萬古不磨義,中流自在心”是饒先生喜歡書寫的內容,這是他在香港大學教書時,有一次在海上吟出來的。“不磨”,意為不朽,古人所追求的不朽即立德,立功,立名,因此先要培育修養;“中流自在心”,是指如同人在船上,雖然船漂來漂去,但是我有我的自在。自在是佛教説法,如觀世音菩薩的大自在,等於是他的符號。我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訪學的一年裏,與饒先生交流過許多次,並長期身處學術館濃郁的學術氛圍之中。現在越發感到饒先生所説的“中流自在心”體現在治學上,就是説無論是做學問,還是做藝術,均要強調獨立精神,饒宗頤先生正是以自己的人生軌跡、治學所得向世人形象生動地表述了他的“中流自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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