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原名朱耷（1626-1705）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寧獻王朱權的九世孫，明朝滅亡後削發為僧，時常裝瘋扮啞，中晚年以“八大山人”題款。他與同為明遺民畫家的石濤、弘仁、髡殘合稱“清初四僧”

華盛頓。“坐落在華盛頓國家廣場的弗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于1923年開放，為世界最大的博物館和研究體系—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中的首家美術館，收藏世界級中國、日本、南韓、南亞、東南亞和近東藝術。自2014年以來，弗利爾美術館先後舉辦了宋畫、元畫兩個大展，近日迎來了題為“謎團：八大山人”展覽的開幕。

展覽原題中的“Enigmas”泛指神秘的、值得玩味的，以及不易懂的。這用來形容八大山人的藝術造詣和作品恰如其分。朱耷在中國繪畫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影響延綿不絕，例如近代的齊白石與潘天壽等。本次展覽共計40余件作品，包含了上世紀50年代美術館購入的作品以及1998年收藏家王方宇後人捐贈的佳作。本次展覽包含了現存朱耷最早使用“八大山人”題跋的作品——行楷書《黃庭內景經》四節。

朱耷作為藝術家的身份是複雜的，後人常常嘗試通過皇族後裔、癲癡僧人、晦澀詩詞等等來解讀他的畫作。此次展覽的策展人安明遠博士（Stephen D. Allee）是于1979年-1980年在中國學習的第一批8位美國研究生之一。他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展覽中作品以視覺直感為線索，將朱耷對於臨摹以及後人稱之為現代性的思考一一串聯起來。在展廳一側，單獨將朱耷晚年臨摹董源與倪瓚的山水並置，展現了朱耷對於臨摹這一在謝赫《古畫品錄》中居首思想的實踐與探索。這兩幅臨摹作品，和與朱耷同樣深受董其昌影響的“清初四王”那些注重筆墨與細節工整的臨摹大相徑庭。

八大山人《花鳥蟲魚圖冊》第11頁，書法為法翊所寫，約創作于1688年-1689年

朱耷的這兩件作品的筆觸和線條疏朗，包括在他花鳥作品中多見的誇大形態，例如展覽中《花鳥蟲魚圖冊》11頁中那誇張近乎方形的眼睛，用現在的眼光看，透露著些許現代性。朱耷畫作中對形體的變形，有比郭熙“可遊可居”更錯綜複雜的構圖與透視關係，不難讓人將其與西方繪畫史中印象派之後的種種，例如馬蒂斯、畢加索、達達主義等聯繫起來。

安明遠博士在訪談中提到，美國觀眾對於筆墨筆意理解起來略顯困難，正是這些對畫面的直觀感受拉近了朱耷作品與美國觀眾之間的距離。這也體現了本次弗利爾美術館通過展覽、研究以及教育項目來增進公眾對亞洲藝術的欣賞和了解所做出的努力。

在當下，我們是不是還要通過前人所定下的這枚鏡頭來看待朱耷和他的作品？朱耷的作品在清朝並不大受追捧，至清末民初之時因張大千“炒作”才逐漸受到收藏家的追捧。綜合當時的社會動蕩的狀態，不難理解為什麼朱耷的作品多與其特殊皇室身份，半瘋半癲的精神狀態相關聯，並投射到政治意象上。或許在他的畫作中，有他對生活蹉跎思考的蛛絲馬跡，或是與趙孟頫同樣對於花鳥蟲魚這些孤立小景的喜好，又或是蓮花的意象以及略顯蕭索但不悲傷的氣韻，而非對北宋大河大川的感嘆。他另外一重出家的身份橫亙他的一生近30年，包括他晚年自號“八大山人”仿佛是想將自己從紛紛擾擾中抽離出來，把自己的作品往形式而不是內容上做嘗試。

本次展覽是弗利爾美術館于明年1月開始閉館修繕之前的最後一個展覽，在修繕之時，弗利爾美術館的策展團隊將借用亞瑟·M·賽克勒美術館的場地，在2016年的4月至7月策劃一個關於吳門畫派的展覽。吳門畫派自明代末期開始出現，在清代被“四王”——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祁繼承，成為中國繪畫的主流，影響深遠，是中國繪畫史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相信吳門展覽中的董其昌與“四王”的作品，將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與比較朱耷的作品。

那些晚明的文人們

明末清初是一個獨特的時期。史學家史景遷曾説過，他最希望生活在16世紀的江南，而傳教士利瑪竇也曾形容晚明為“上帝的光芒沒有照耀的地方居然能看到柏拉圖的理想國。”而明朝的滅亡，對很多文人而言又都是沉重的。這些文人們或多或少地以自己的方式進行反抗，有些人選擇沉默，而另一些人，像石濤和朱耷則選擇裝瘋扮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