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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壺王”遭到故宮專家質疑
長沙窯大執壺一直是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鎮館“壺王”，杭州市政府更是曾獎勵“壺王”捐贈者1500萬元。但在央視專題片《壺王真相調查》中，故宮博物院陶瓷專家楊靜榮公開質疑“壺王”為贗品。學術界對於一件文物真偽持有不同意見實屬正常，但專家對經過其他專家鑒定的文物公開表示質疑的情況，非常罕見。該事首次讓博物館的權威和誠信度受到了公開的質疑。
博物館出現贗品後患無窮：不僅會導致公眾對博物館權威的質疑，不再把博物館作為學習的場所，甚至會將之視為逐利的幫手。高額獎金則成為刺激造假者鋌而走險的“肥肉”，回報社會的捐贈也變成挑戰捐贈者良知的“雞肋”。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博物館協會理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宋向光教授，他認為科學和真實才是博物館的生命線。
1、公共博物館數百年“科學”、“理性”的形象，被幾件“贗品”打得粉碎，被幾個銅臭熏心的人士抹黑。
2、博物館是研究知識和傳播知識的文化機構。博物館展覽中出現贗品，會導致觀眾對博物館展覽和研究水準産生懷疑，不把博物館再作為學習的場所，甚至視之為逐利的幫手，同時還會對中國的民間收藏造成毀滅性的後果。
3、付給收藏者金錢，是不得已的方法。博物館從業人員要堅守職業倫理。同時，應健全制度、完善博物館藏品徵集標準和程式。
“壺王”事件回顧
2005年，安徽淮北收藏者丁仰振把自己收藏的長沙窯大執壺(“壺王”)、磁州窯白地黑花鼓等600余件文物捐贈給南宋官窯博物館。當時，這批文物由南京博物院研究員張浦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朱伯謙、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馮小琦和揚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朱戢四位國內權威專家共同鑒定，而杭州市政府以獎勵的方式給了丁仰振1500萬元人民幣。
2011年8月，央視播出了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楊靜榮對“壺王”的公開質疑，稱它是20世紀90年代後的倣品，理由大致是：一、他沒有見到過類似的器物出土；二、不實用，且整個壺的設計比例有問題。此外，也有專家指出該執壺的釉面貼花圖形的比例失調，與公認的長沙窯瓷器特徵明顯不符。而丁仰振稱，捐贈文物並非出土，而是他從老百姓手上收過來的……
“壺王”遭質疑後，南宋官窯博物館館長鄧禾穎回應稱正在研究處理此事，但遲遲未見有關博物館對這一質疑的答覆。
博物館必須告知“真相”
廣州日報：日前，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的“壺王”——長沙窯大執壺遭質疑一事引起了世人的普遍關注。這件事情讓公益性的收藏、研究、展覽機構——博物館的權威和誠信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作為博物館研究專家，您對這件事作何評價？
宋向光：媒體不久前對“長沙窯壺王”事件作了多篇報道，也對捐贈人和當時參與此項捐贈事宜的專家進行了採訪，披露了大量具體的事實。但是，我們沒有看到有關博物館對這一質疑的答覆。作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博物館，有責任把真實的事實告訴公眾。當然，這一事件涉及的不僅是一件物件的年代和來歷，也涉及博物館的公共事務管理能力，關係到博物館的社會形象。
我認為，有關博物館首先應將“壺王”的捐贈過程説清楚。從媒體報道看，博物館是按照有關政府管理部門制定的接受社會捐贈物品的程式辦事的，聘請了專家對捐贈物件進行鑒定，並填報了相關工作文書。當然，鑒定結果如何，從博物館藏品管理來説，博物館可以對鑒定結果保密。但從展覽情況看，展品標簽説明該物件為“長沙窯”，也反映出鑒定結果如何了。
博物館是否只能接受社會捐贈的“真”文物，這是人們關心的問題。其實，博物館是收藏文物的機構的這一認識，與博物館作為“積聚知識和傳播知識”的機構本質有很大的偏差。博物館是人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我的重要機構，博物館收藏有助於人們認識人的發展的所有東西，人的發展涉及生理和心智的發展，也涉及人的能力和社會關係的發展。
博物館收集和保存反映人的發展的各種物質證據。從這個角度説，“壺王”也是人工製品，是特定時代人的追求、技藝和社會需求的反映。如果它確實反映了特定領域的時代特徵，博物館可以收藏。但是，博物館必須經過科學的研究，對該物件的年代、地域、材質、工藝等有明確的認識，對與該物件有關的歷史、藝術、科技、社會、文化等事宜有準確的了解。
最重要的，博物館必須告訴人們“真相”，要將科學研究的結果告訴人們。當然，科學研究的結果可能會連篇累牘，很難在展覽中、在展品説明中全部表述。但博物館應該允許公眾查閱博物館藏品研究資訊，如大英博物館在其網站上公佈了200余萬件館藏的基本資訊，有興趣的公眾還可以與博物館聯繫，獲取那些非保密性的資訊。
完善制度降低誤收“贗品”的幾率
廣州日報：從博物館發展史上看，文物捐贈在西方發達國家博物館中的具體情況是怎麼樣的？
宋向光：捐贈是博物館藏品的主要來源。英國牛津大學的阿什莫林博物館和大英博物館建立之初的館藏品都來自私人收藏。英國政府為購買漢斯·斯隆的私人收藏，發行了專項彩票，並支付給斯隆2萬英鎊。
捐贈確實豐富和充實了博物館館藏。但從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捐贈也讓社會承擔起保存和利用這些物件的責任，社會必須運用公共資源來保護這些物件，並運用公共資源來發揮它們的科學和教育作用。可以説，捐贈不僅關係到藝術品的延年益壽，也關係到公共資源的分配和使用。為此，世界各國政府對向公共博物館捐贈物品也非常重視，既積極鼓勵，也嚴格管理，並利用經濟手段進行調控。如美國利用稅收進行調控，捐贈者可以得到一定額度的稅收減免，但也要防範一些人借此避稅、逃稅。
博物館通過制定嚴格的管理制度規範捐贈行為，規避不良捐贈可能對博物館造成的危害。博物館要制定明確的藏品標準，不符合藏品標準的物件是不能接收的，即便是以捐贈的名義。在藏品徵集入藏上，要制定嚴格的工作程式和規範的工作文書。西方知名博物館多為理事會管理體制，理事會中有專人或專委會負責藏品徵集入藏事務。力求通過嚴格的制度和審核程式，降低誤收“贗品”的幾率。
廣州日報：在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的“壺王”事件中，捐贈人丁仰振接受了政府1500萬元的獎金。很多人擔心不菲的獎金會否刺激造假者將來鋌而走險，以捐贈假文物的方式從博物館騙取鉅額獎金？
宋向光：在西方，向博物館的捐贈基本是無償的，博物館不會給予資金或獎狀之類的表彰。在一些西方國家，捐贈者可以依據博物館簽發的捐贈文件，依法獲得稅務上的減免優惠。有些收藏者也會出售藏品，但購買就是購買，不會打著“捐贈”的旗號。
必須承認，我國有許多地下文物被盜掘，並流入民間。一些收藏單位不得不以捐贈的名目徵集一些説不清來源的民間文物，且付給收藏者一些金錢，這是不得已的方法。我以為隨著制度的健全、博物館藏品徵集標準和程式的完備，以及博物館研究人員專業水準的提升，騙術還是會被戳穿的。
廣州日報：本來是出於回報社會的捐贈，今天卻挑戰著捐贈者的良知，考驗著博物館研究人員的智慧和眼力。您認為這個問題應如何解決？
宋向光：首先，我們要對博物館以及藏品的性質有正確的認識。博物館不是“文物寶窟”，不是炫耀文物珍寶的場所。博物館是研究知識和傳播知識的文化機構，科學和真實是博物館的生命線。任何尊重博物館的人，首先要尊重博物館的科學和真實。
其次，民間收藏人士和博物館研究人員要努力增進自身的學識。從向博物館捐贈來説，不僅要對捐贈品的時代、出處、流傳過程有清楚的認識，更要對該物件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在知識體系中的位置有準確的理解。再次，完善的捐贈管理制度是有力的保障措施。有明確的博物館藏品標準，有學有專長的專家，有完善的申報審批制度，有嚴格的監督體制，有公開透明的資訊發佈體系，博物館可以將“走眼”控制在最小限度。
贗品粉碎了公共博物館
數百年“科學”、“理性”的形象
廣州日報：當下博物館“打眼”的事情已不稀奇，我就曾在幾個大型博物館展覽中見過標有“某某捐贈”的贗品。請談談贗品對博物館業務和社會作用的影響。
宋向光：“贗品”是個很複雜的問題。簡單地説，“贗品”就是假冒之物，是欺騙之物，模倣特定器物或器類的特徵，試圖讓人們相信它就是其所模倣的物品。出於各種原因，中國歷代製作的“贗品”層出不窮。又由於中國傳統上有將前代之制視為楷模的習慣，倣得越像，好像就離楷模越接近。
近年來，出於對利益的追逐，一些人做起仿製古器的營生，以滿足人們收藏古物的欲求。一些或高倣、或臆造的物件也流入了博物館，甚至堂而皇之的擺進了博物館展廳。很可笑的是，這些物件常常自隱出身，不敢或不願標明捐贈者姓名，而只是以“傳世品”或“捐贈”名目示人。在西方博物館中，捐贈品是要明確標明捐贈者姓名的，這樣做一來是表彰他們對社會的貢獻，二來也是一種監督吧。
“贗品”，特別是在博物館展覽中出現的贗品，會導致觀眾對博物館展覽的質疑，進而對博物館研究水準産生懷疑，對博物館中的各項展覽都可能打一個問好，甚至不把博物館再作為學習的場所，而視之為逐利的幫手。公共博物館數百年“科學”、“理性”的形象，被幾件“贗品”打得粉碎，被幾個銅臭熏心的人士抹黑。
“贗品”也會對觀者造成極大傷害。許多熱愛收藏的民間人士都將博物館當成最真實的學習場所，他們將博物館藏品視為標準器。如果把“贗品”當做標桿，其後果可想而知。往嚴重裏説，這將會對中國的民間收藏造成毀滅性的後果。
博物館從業人員要堅守職業倫理，藏品鑒定要有科學態度、精神和方法。個人經驗是重要的，但團隊合作也不應輕視；“一錘定音”與“眾人拾柴”是相輔相成的。博物館業務管理部門要尊重科學，尊重科學規律，不要過多介入藏品鑒定和研究等業務性事務。（吳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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