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國以來，“故宮大盜”不是死刑就是無期
故宮歷史上的失竊案：犯人多是臨時起意，都是單幹
被警方抓獲的石柏魁
據資料載，建國以來故宮一共發生過6起盜竊案，其中5起已破。從這些案件中，不難發現，5位作案者有著不少的相同之處：並非西方電影中表現的那種精心策劃，團體協作的作案；相反，他們都是普通人見財起意，都是單幹，多數都很年輕，都是只準備了一兩天就開始行動的。大部分作案者當場就被抓獲，並且結果也很類似——不是死刑，就是無期。
第一位作案者是1959年的武慶輝，唯一一位曾成功攜寶逃離故宮的。武慶輝來自農村，作案時年僅20歲，來北京投奔姐姐後，不甘心生活拮據，起了故宮盜寶的歹意。因當時故宮防衛不夠嚴密，所以得手。在後來的潛逃的過程中被抓獲，以盜竊國寶罪被判無期。
第二位大盜是1962年孫國范，自建國以來就在各地流竄，以盜為生，偷到了故宮頭上。當時故宮已經啟用了機器防盜，聲控報警器讓背著四十多斤故宮珍寶的孫國范無所遁形。被抓獲後，以盜竊國寶罪被判死刑。
值得一提的，上述兩位作案者被判“盜竊國寶罪”，但這並非刑法中的罪名——當時連刑法典還沒有，法院判決主要的依據是政策。
文革期間故宮為防止衝擊而全面封閉，直到改革開放後才重新開放。第三位大盜在1980年，25歲的陳銀華。曾經有過盜竊案底的他，決心在故宮幹一票後潛逃香港，開始新生活。他在珍寶館養性殿剛摸到“珍妃之印”不久，就因聲控報警器而被抓獲，被判無期。
第四位是盜竊“珍妃之印”的24歲韓吉林。1987年夢想發財，他打起了故宮的主意，但連“珍妃之印”還沒摸到，被報警器驚動的警察已經把他圍了起來。經過一番追逐後被擒，判處死刑。
第五位是與韓吉林同年被抓的年僅21歲的向德詳。他為了與自己的女友長期生活在一起，挺而走險到故宮盜寶，沒進入珍寶館的門就已遭擒。因作案未遂，由死刑減為無期。
1991年，故宮還有一起盜寶案，銘刻館5枚東晉印章被盜。迄今沒有破案。如果案子破了，恐怕也是難逃一死。
還有一種故宮大盜，叫“監守自盜”
比起冒險闖禁區的外部盜賊們，文物保護的過程中，“家賊”更是難防的。“監守自盜”有著更明顯的利益驅動，有著更為明確的目標，作案成功率也比普通盜竊要高，造成的危害也更大。這種情況，原本在考古發掘過程中較多，但2002年，竟發現了一起故宮國寶現身香港私家拍賣場的案件。在追查過程中，發現這批國寶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故宮調撥去建設地方博物館的，而保有這批國寶的承德外八廟文保部主任李海濤監守自盜，私自盜竊售賣國家文物近十年，共盜得文物數百件，獲贓款320余萬元。
與並沒有造成太多實際損害的故宮飛賊們一樣，李海濤被判死刑，于2010年11月執行。但他的罪名是貪污罪。
新任“故宮大盜”至少不會被判死刑
與前面的“故宮大盜”們相比，石柏魁有很多與他們類似的地方，作案原因就是因為缺錢，也不屬於團夥作案，並且很快就被抓獲。他會被重判嗎？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當年的“故宮大盜”們被判處無期和死刑，無疑是太重了。從法定刑配置上，在第八次刑法修正案以前，我國刑法規定的盜竊罪涵蓋了所有的主刑刑種，包括了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及死刑。相比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刑法規定，我國對盜竊罪法定刑的配置幾乎是最嚴厲的。同樣性質的行為，因盜竊金額的不同，可以判處管制或者死刑，這無疑與罪刑相適原則是相悖的。名噪一時的許霆案，因“盜竊金融機構罪”被判刑16年遭到廣泛質疑，就是因為罪刑不相適。
而在德、法、日等大陸法係國家，盜竊罪的判刑都有上限，一般最嚴重也只判10年，不會因為金額的問題而導致罪刑失衡。這是因為，這些國家並不因盜竊金額的大小而刻意誇大罪行的嚴重性質；相反，他們認為盜竊罪是應該給予機會自新的。在普通法係的美國，名貴的藝術品盜竊案往往也只判不到10年。
所以，新修訂的刑法考慮到了這個問題，取消了盜竊罪適用死刑的規定。即便盜取的是“珍貴”的文物，石柏魁也能夠免除死刑了。而以修訂的精神來看，石柏魁適用無期徒刑的可能性也將會降低。
寫在後面
石柏魁們能免死，李海濤們不能免死在新刑法中，取消了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包括走私文物罪、盜竊罪；但同為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貪污罪受賄罪不在其中。這意味著石柏魁們能夠免死，而監守自盜、中飽私囊的李海濤們不能免死。同時，也説明瞭，兩種“大盜”中，誰才是真的大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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