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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序蘭亭》中國書法大展對歐洲人來説,恐怕是最看不懂的展覽 中國美術館/供圖
比利時王后保拉(中)觀看《絲綢之路》展
法國前總統希拉克參觀《中國古代帝王珍寶展》,中國文化首先要讓外國領導人感興趣 歐羅巴利亞國際協會/供圖
2月14日,布魯塞爾“藝術丘”旁的王朝大廈將恢復從前的樣子,市民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來適應這個變化。4個半月以來,它都是被紅色黃色的燈籠包裹,而且多了一個中式的亭子頂。面對街道的建築立面上,黃色燈籠拼出一個莫須有的中國字:“食”字加了個草頭,也就是半茶半食。裏邊的大廳也的確變成了竹桌竹凳的茶館,你能喝到正宗的普洱茶,也可以點一份海鮮炒麵,味道很不錯,分量很節制。對中國人來説價錢不便宜,但對比利時人,他們花很少錢就能感受一次很像那麼回事的中國氣氛,所以生意還真是絡繹不絕。
歐羅巴利亞藝術節已有40年曆史,這一屆的主題是中國。中國藝術家谷文達用燈籠包裹的大樓,是中國藝術節最醒目的標誌。4個半月裏,在歐洲的中心比利時,先後舉辦了50個展覽、450場次的演出、講座。
用文化部長蔡武的話説,這是“中國近年來在歐洲舉辦的規模最大的文化展示活動”。文化部外聯局西歐處處長陳平認為,將來幾年恐怕也難有規模更大的活動。
21世紀以來,當代藝術越來越成為西方了解中國的媒介,而在當代藝術相對欠缺話題和表現力的2009年,國家行為借歐羅巴藝術節發力,似乎營造出一點“國進民退”的味道。
藝術節分成四個主題:“古老中國”、“當代中國”、“多彩中國”和“中國與世界”。這是一個大而全的佈局,從傳統的京劇、民樂、皮影木偶、交響樂、民俗展、文物展,到文學電影、現代話劇、實驗音樂、當代藝術。但針對歐洲冬季是博物館旺季的特點,文化節的重點放在了展覽。50個展覽中包括中比合作的25個和比利時自辦的25個,當然後者也必須經過中方的認可。
歐洲觀眾看不懂?
關於京劇表演,陳平講了一件趣事:上海京劇院在安特衛普演《白蛇傳》,場間休息30分鐘,上海副市長帶著翻譯到處串,問比利時觀眾,能看明白嗎?問到的所有人都説能看明白,他不太相信。又問到歐羅巴利亞協會的總經理,回答仍然是能看懂———為了愛情而抗爭的故事嘛；但他反問道:為什麼你覺得我們看不懂呢?“我們對他們的了解,可能也有片面的時候。”陳平説。
這樣説來,中國書法大展《再序蘭亭》恐怕應該是歐洲觀眾最看不懂的展覽,因為他們連漢字都不認識,又怎樣去體會文意與筆觸、氣韻的交融?但比利時的主辦方認為是整個藝術節裏最富中國文化特徵的展覽。展品當中有皇帝墨寶、李白真跡、杜牧《張好好詩》卷(這件寶貝是遜帝溥儀帶出宮外,流散民間,後為張伯駒所得,1956年捐給政府,由故宮博物院收藏),也有郭沫若的“收租院裏二次來,恨徹心脾怒滿懷……”書法展倒並不是想要歐洲觀眾了解這些,那對他們太難領會。
《再序蘭亭》的新意在於用“書法與正統”、“書法與文學”、“書法與宗教”、“書法與政治”等等線索,為歐洲人講述中國的文化故事。它告訴他們,中國歷史上兩件政治大事,是西元前227年始皇帝統一文字,和1956年共和國推廣簡化字。它告訴他們,10世紀禪宗佛教激起過書法美學的興盛,推崇過個人主義。它也告訴他們,“古代文官任用時,書法是考評標準之一。中國士大夫對書法的傳承,使這一藝術的內聚力和社會的連貫性達到文明史當中他者難以企及的程度。書法是知識精英與平民間文化差距的證明。對官場中人,書法也是一種逃避的方式,一種對政治權威的反叛。”
絲綢之路的問題是,誰走進了誰
《絲綢之路》文物展,是中西文化交流項目裏理所應當的內容,可能也是觀念衝突最激烈的。西方希望強調歐洲文化通過絲綢之路走進了中國,“絲路不是一條路而是一個複雜的網路,有陸路也有海路,從地中海岸經過伊拉克、伊朗乃至印度,到達中國西部。為了貿易的安全,絲路上除了商人,還有了軍隊、外交官員、政府官員；除了貨物,這些道路上還載著文化、宗教……生活的每一方面。”比方策展人、英國國家圖書館敦煌研究計劃負責人魏泓(SusanWhitfield)博士説。而中國希望強調東方的文化也通過絲綢之路走向了西方。
事實上展覽的內容同時證實了雙方的觀點。當你在古錢幣展櫃前看到,入葬前在死者嘴裏放錢幣的習俗來自希臘,這確實夠驚人,因為今天中國很多地方還延續著這個做法。而1980年代在青海都蘭吐谷渾人的墓葬裏發掘出130多種絲綢,大多絲織品來自華中。
展覽以今日喀什的影像收尾。“喀什是在中國西部,與塔吉克邊界上。在那裏的大巴扎,你能看到吉爾吉斯人、哈薩克人、俄羅斯人、巴基斯坦人、塔吉克人、漢人、維吾爾人……你能感受到過去的絲路是什麼樣子。這跟現代一樣,我們在商店裏買中國製造的商品,中國人也吃麥當勞。”魏泓博士説,“這個展覽告訴我們,在前現代的世界,中國也是全球世界的一分子,她是開放的。”
大不敬到大國崛起
中比當代藝術展《事物狀態》,中國策展人艾未未和比利時策展人、著名藝術家呂克·杜曼斯都強調對各自國家藝術作品的選擇“並非詳盡的、代表性的,而是個人視角的、隨興的”。而另一位比方策展人、瑞士伯爾尼美術館館長菲利普·皮霍特倒是認為,中國和比利時,都在通過當代藝術面對自己的問題。“比利時自己的最大問題就是沒有身份。它在歷史上幾乎被所有歐洲民族侵佔過,因此缺乏民族感,倖存者文化使它成為一個機會主義的國度。在比利時,法語區和荷蘭語區的自治傾向造成了一個文化政治結構,缺乏能力和投資去向海外推廣比利時藝術。”“過去20年來中國當代藝術獲得了極大的關注。起初西方很歡迎在中國發生的這種‘大不敬’的藝術革命:勇敢、年輕、異議的藝術家藐視‘令人窒息的帝國過往’和‘壓抑的共産主義當下’,努力‘呼吸民主自由的空氣’。但幾乎同時,也出現了更多懷疑的聲音,或許因為截至2007年,拍賣成績排前十的在世藝術家裏就有五位生於中國。我們是否高估了中國當代藝術?以商業成功為主要評價手段是否腐蝕了藝術?在中國和西方,評論家都好奇這個極端的成功是否曇花一現,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重壓之下是否會迅速崩潰。”在展覽序言裏,菲利普·皮霍特還道出了西方面對今日中國的複雜心境:從心理上説,“中國龍”成長得太大太快,讓我們簡直摸不透世界改變的程度；而西方人很難放棄他們的優越心態。“這個展覽證實了中國和比利時之間的巨大區別。”皮霍特説,“5000年的中央權力、5000年的吸收、同化差異；和一個小國,不斷妥協以順應差異的混亂文化。從比利時的角度,難免迷惑于中國之大,而以比利時的知覺,中國的可能性是不可知甚至無法設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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