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覺得正是這些所謂普及性的書，才構成整個學術非常堅實的積澱。您剛才説的那種使人很迷惑的翻譯，包括我們所説的“英語式的漢語”這樣一種句式，我看的時候也覺得這樣的寫作太不負責任了。而且當我看到了邵先生1989年的《歐洲繪畫史》，包括《西方現代美術思潮》，我都感覺到對於我們青年學者來講，老一輩或者建國初的成長起來的那一代學者，確實他們學術積澱的厚度，反襯出今天很多學者的浮躁，我覺得有很大的差距。邵先生的這本新版的《歐洲繪畫史》和您1989年的那個版本增加了哪些內容？您是從哪些角度把它表述出來的？

邵：具體的説，這本書改正了原來一些疏漏，包括文字的疏漏，和內容不夠完善的地方，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新的部分我稍微增加了一點，因為藝術史不可能寫到當代，我們一般寫美術史，像中國也是，比如寫到1990年，寫到1999年，寫到2008年，不可能，因為還在運動著的事情，還在進行的事，正在進行時，一般不收到美術史，美術史一般收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因為現在正在流行的東西一般不應該收入美術史，這部分我增加了一些內容，進行了一些修改。主要是這兩點。另外文字上做了一些論述，但是這還不夠，説老實話，寫書也好，寫文章也好，跟揉麵糰差不多，面揉的越多，饅頭、餃子就柔和，面就好吃。這本書揉得還不夠，還是匆忙，這個要坐下來很冷靜的、很細緻的，要好好的論述，這方面做得還不夠，我説的是老實話，不是謙虛。

于：往往越是大家越有這樣的赤誠和謙遜。

邵：真不是謙虛，有時候看了以後，自己感覺到出一身冷汗，這個地方錯了，那個地方文字用的不通。

于：我記得傅雷好象也説他在他晚年的時候，也把他年輕時候甚至中年的譯稿全撕掉了，這種學術的嚴謹性其實是決定學者品質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邵先生是國內研究西方美術史、研究當代美術的權威學者，其實我也看到很多西方美術史、西方藝術史，名字越叫越大，比如“世界藝術史”等，您的這本書叫《歐洲繪畫史》，這兩個詞其實都是有限定性的詞，就這點來看，您覺得做這樣一個具有地域性的、特定藝術門類的歷史，可以説是專題史，它和世界史的框架有什麼異同，或者它可能還是有相同的地方，包括在視角上？

邵：為什麼人家讓我寫西方美術史我説再等等，為什麼寫《歐洲繪畫史》呢，因為我覺得對中國影響最大的還是歐洲繪畫，美國繪畫的影響當然也有，當代美國藝術對中國當代藝術的影響比較大。但是歐洲繪畫從繪畫這個角度比較經典，它在西方藝術的格局面是比較經典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要寫《世界繪畫史》，它很雜，而且我們沒有深入研究東方的，沒有深入研究非洲的，拉丁美洲的材料不少，這都沒有什麼研究，所以我就選《歐洲繪畫史》，我覺得對中國當代油畫、中國當代藝術來講，《歐洲繪畫史》的影響最大，而且它是反映繪畫成就最集中的一個方面，因為歐洲油畫、歐洲繪畫從古希臘、羅馬開始，一直到二十世紀，對我們中國影響最大，另外加上我的能力有限，所以我就選了《歐洲繪畫史》。

于：我覺得這本書首先作為二十年前的一個舊版本的更新，在二十年之後又重新又增譯了很多內容，它的內容包括整個圖片、整個敘事方式，包括很多內容的增加，從這個角度實際上已經變成一個擺在後來的很多學者面前的一個很高的標桿。所以，我想邵先生這本書定會出第二版、第三版，成為一個經典性的著作，您對於後來的這些學者們有什麼樣的期冀和希望？

邵：我覺得這本書是一個普及性的東西，對青年朋友或者比我年輕的一些研究外國美術史的同行，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老老實實地做一件普及性的、系統的工作，這樣做對中國文化、對中國藝術是非常非常有用處的。一定要認真去做，不要把這個事情看得太簡單。我的這本書談不上是學術著作，真的是一個普及性的著作，這是自覺的，而且我深信這不是一個什麼挺了不起的工程，但是我花了勞動，確實費了勞動了，因為説老實話，要把一件事情弄清楚，包括把一個譯名弄清楚，把一個名字翻譯清楚都是很不容易的，有一些藝術作品的標題，這個書裏面還是有不少值得我推敲的地方，但是沒來得及推敲，假如年輕的朋友們要做這類工作不要小覷，這個不是學術著作，好象引經據典，寫成長篇的大論文，這個當然非常好，但是假如沒有這種基礎的知識的積累，那些大的東西夯的土就不紮實。我相信未來西方美術史研究在中國會一代比一代好，青出於藍勝於藍，這是肯定的，我相信這一點。所以，這本書談不上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但是我覺得這對中國的文化能多少有一點益處，自己就感覺到很幸運。

于：感謝您接受藝術中國採訪。

邵：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