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畫的當代方式:呂佩爾茨與德國新表現主義(1)

繪畫的當代方式:呂佩爾茨與德國新表現主義(2)

馬庫斯·呂佩爾茨藝術沙龍(1)

馬庫斯·呂佩爾茨藝術沙龍(3)

2015年4月25日,正值德國新表現主義大師馬庫斯·呂佩爾茨的74歲生日,也正是這個特殊的日子,呂佩爾茨先生親臨北京,在北京時代美術館舉辦其個展《西方繪畫的回歸:馬庫斯·呂佩爾茨德國新表現主義大師展》。本次展覽共展出呂佩爾茨近十年來的新作81件,包括56件架上繪畫、25件雕塑,是其迄今為止在中國境內舉辦過的規模最大、最重要的個展。

馬庫斯·呂佩爾茨(Markus Lüpertz)生於1941年,20世紀60年代開始表現主義風格的藝術創作,在80年代獲得極大的藝術聲譽。與基弗、伊門多夫、巴塞利茲、彭克等人共同作為德國新表現主義最重要的藝術家聞名於世,亦被譽為德國國寶級藝術家。呂佩爾茨曾擔任德國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院長長達二十餘年,並培養了許多優秀的藝術家。作為德國新表現主義的代表藝術家之一,他的繪畫更為注重的是對藝術本體發展的探索,從繪畫形式語言本身和繪畫題材入手,執著地從中探索屬於自己的藝術之路。

展覽開幕當日,呂佩爾茨與北京大學教授、本次展覽的學術主持朱青生先生、中央美術學院邵亦楊教授、中國美協實驗藝術委員會譚平教授及展覽策展人碧亞塔女士展開沙龍對話,針對其對現當代藝術的看法、對繪畫的認識、繪畫與科學技術及市場的關係、藝術教學的見解等問題展開深入交流與探討。藝術家為觀眾展示了一個健談、真實、敢言、風趣而精緻的呂佩爾茨:他強勢而執著,打扮精緻獨具紳士氣息,卻又從骨子裏透露出詩意及波西米亞風情;他狂放自信,卻對繪畫表現得極為懇切和尊重;他主張藝術家的個體張揚與表現,卻同樣強調歷史與人民的重要使命。

在呂佩爾茨看來,“繪畫的回歸”可能並不是一個恰當的闡釋——每每談及“回歸”,總是有一種它曾經離開過的感覺,而繪畫作為一種藝術門類,從未離開人們的生活,只是在有些年代,人們對繪畫的感知強一些,而有些時候,人們對其感知偏弱。“繪畫存在於任何時代,它與現代性或非現代性無關。藝術總要有很遠的視角去觀望的,”呂佩爾茨解釋到。

對於這一看法,譚平用一個形象而極具畫面感的解釋表達了他的認同:繪畫從未遠去甚至消失,它只是像海水中的岩石一樣隨潮起潮落而隱現著,但無論時間的海水如何沖刷,它依舊堅實存在著。潮水退去,方顯堤岸的巨石,而當今的中國藝術界也正在經歷著這樣一個“退潮”的時代,繪畫得到極大的關注——與過去那種建立在各種“主義”或“派別”彼此否定的演變方式不同,當今的繪畫更像是一種粘合劑,它融合著各種藝術語言和藝術形式,成為溝通各種藝術媒介的重要鏈條。

“繪畫(Painting)的真正意義在於繪畫本身,它與時間並存,因而它也是永恒的,”呂佩爾茨如同述説著一種堅定的信仰一樣談論著自己對繪畫的看法和判斷。在他看來,藝術高於哲學和科學,它緊隨上帝之後。“藝術包含多重真理。上帝給畫家的任務是幫人們呈現世界,從美到醜,從好到壞,從自由到不自由,這是為何繪畫是有用的,必要的。然而,繪畫並不是那些關乎主題和內容的事情——它不是顏色和線條那麼簡單,它也不是風景畫中的一草一木、天空與河流——它存在於觀眾自己的感受之中並因人而異,它仰仗於人的教育與教養,它的存在是為了對抗無聊和小市民的狹隘。”

呂佩爾茨似乎對新媒體及科學技術對藝術的滲透十分排斥。所謂的先鋒藝術通過各種媒材和科技進行實驗,在呂佩爾茨眼中只是為觀眾呈現出無數喧鬧而“閃亮”的莫名其妙的展覽,它們足以取悅眾人,但卻僅僅是個“娛樂場”而已,這些藝術形態扭曲了人們看待“繪畫”的方式,也改變著現代人們的生活習慣。“當下,90%的戀愛與分手是通過手機完成的——人類文化在技術面前瀕臨死亡,繪畫成為拯救這一危機的有效方式。繪畫為人類服務,不為科技,也不為市場;不是股票,也不是工具,它是一種文化力量,它幫助人們彼此享受深層次地溝通和理解,這種表現和表述形式是無可替代的。”

呂佩爾茨不僅僅是一位藝術史上知名的大師級人物,26年的校長工作也同樣讓他對藝術教育持有其獨到見地。在其擔任德國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校長期間,他培養了諸多優秀的藝術家人才,如德國木刻版畫代表人物馬蒂亞斯·曼森,費利克斯·德呂澤和馬爾庫斯·厄侖等人,為杜塞爾多夫帶來了一個群星雲集的時代。

而他的教育理念也獨樹一幟,在他看來,只有技術才是可以學習的,而藝術是無法被學到手的,人們只能學會如何與之對峙。作為校長,或是一位藝術教育者,最好的方式是把藝術放在那裏,為學生營造一個氛圍去感知和體悟。儘管當今的教學手段不斷創新發展,呂佩爾茨依然推崇師徒制的“藝術作坊”式教學方式。而他又不是那种老古董似的人物,和學生一起組建球隊、踢足球;看到不滿意的作品直接從窗戶丟出去,嚴厲、苛刻的背後是他對藝術尊重的態度,活躍多樣的面孔是他個性生活的真實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