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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大立/文
70年代據説是一個變幻不測的時代。作為70年代的一根尾巴，1979年留給我太多的記憶晶片。和家人從東北調到安徽蕪湖兩年後，我在父母單位，一家軍工企業的子弟學校讀二年級。大我3歲的姐姐喜歡聽歌，不知她從哪找來了一本本印有流行歌曲歌詞和歌譜的小冊子。在那個年代，上班，人們少得可憐的文化消費也不外是看露天電影，傳閱雜誌、聽單位廣播站的歌曲欣賞。那時候，誰家也沒有電視，人們接收的各類資訊也是經過統一調控發佈的。我在剛懂事的時候，就懵懵的發覺，很多很多的資訊怎麼都是模糊不清的。廣播站放歌的時候，播音員從不介紹是誰唱的，誰寫的，只説是台灣校園歌曲。《橄欖樹》、《外婆的澎湖灣》、《爸爸的草鞋》、《童年》，它們全是對岸來歷不明者，所以全部統稱為台灣校園歌曲。它們大概就是在七八十年代匆忙交接的一刻傳遍全國的。
而文藝青年的禍根，應該就在那時致命的紮下了。
80年代據説是一個騷動不安的時代。不知怎麼回事，我在成人之後竟然還牢牢記得讀小學時教學樓外墻上義正嚴詞的8個紅光發亮的大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可能正由於某段歲月太團結，人才會越來越緊張；正由於某種生活太嚴肅，心靈才會抑制不住的憧憬活潑。八十年代初，在中央電視臺、中國廣播電臺強大電波的播放中，李谷一、朱明瑛、朱逢博、蘇小明、成方圓、鄭緒嵐、王潔實、謝麗斯、程琳的名字走進了人們的心裏，他們是文革後第一批流行歌手。但當我們癡癡坐在廣場上看露天電影，聆聽她們演唱的電影插曲時，我們卻怎麼也弄不明白她們中的一些佼佼者為什麼會遭到有關部門和人士的點名批判。除了李谷一，她們大部分都翻唱過台灣或外國的民族歌曲，卻都沒捅大漏子，唯獨是曾經到老山前線，在剛落完炸彈的最前沿，為保衛祖國的邊疆戰士演出過200場的李谷一，她在1980年演唱的《鄉戀》被批判為“靡靡之音、黃色之音、亡國之音、亡黨之音”，這也是30年裏中國內地第一首禁歌。直到1983年中央電視臺的春晚，它才解禁。當時，距離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編輯的書籍《怎樣鑒別黃色歌曲》問世才剛剛半年。
奇怪的是，內地歌手們把那些來歷不明的歌曲演繹得越動聽，人們越削尖腦袋想找到原唱版本。我不敢告訴同學的是，還沒發育成熟的我已經在這些閃爍其詞的歌曲裏開始偷偷去揣摩風情或愛情。為了讓這些心愛的歌兒認祖歸宗，我只好通過各種報刊雜誌的邊角余料去捋清脈絡，《大眾電影》、《電影世界》、《環球銀幕》、《上海電視》、《海外星雲》，母親訂的這些雜誌全部成為我排查故障的線索。重重圍剿、順藤摸瓜、乘勝追擊、水落石出，這些程式被我一路磨練得爐火純青。就在這種營養不良的半封閉半開放環境裏，我順利的通過‘黃色歌曲’發現了鄧麗君，通過鄧麗君順路知道了鳳飛飛，通過瓊瑤‘認識’了劉文正，通過朱逢博版的《橄欖樹》找到了齊豫，通過成方圓‘摸到’了羅大佑、通過《搭錯車》聽到了蘇芮。內地歌手對20年後，我在中國某知名樂評前輩編寫的一本資訊簡陋(而且模糊)的回顧中國流行音樂發展史的書裏得知，早在1981年1月10到1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舉行過兩場“台灣歌曲演唱會”，由大陸藝人演唱台灣校園歌曲。而5天之後，上海電臺推出了“身歷聲之友”節目，專門介紹最新西方和港臺音樂。南方，永遠對細節保持著一種敏感性，以及一種行動上的自覺性。1986年3月，我再接再厲，翻出了我家雜物室床下一台父母結婚時買的電子交流管收音機，直接對準了海峽對岸，在每週三下午5點半到6點的流行歌曲龍虎榜裏聽到了鄧麗君、潘越雲、蘇芮、黃鶯鶯、齊秦、文章、藍心湄、林淑容、江玲、劉德華一首首驚心動魄的原人原唱。
在二十世紀的流行音樂裏，能把全世界十多億華人的心連在一起的，只有一個人，鄧麗君。為什麼？因為她只在乎愛情。對她來説，歌唱就是愛情，就是愛人。她把自己畢生所有的愛全部唱進了歌中。如果歌唱要付出一個人生命的代價，那就是愛的代價。對於那個年代的人民來説，鄧麗君是金曲，也是禁區。在我們的音樂記憶裏，鄧麗君是第一個敏感的符號。她不光讓我們認識了台灣流行歌曲，也認識了一個美麗而深情的寶島，她甚至還讓我們認識了什麼叫“靡靡之音”，什麼叫“黃色歌曲”。她的歌被封為禁歌，但事實的結果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在七十年代末的南方，鄧麗君的錄音帶甚至被列為必備的嫁粧之一。在過去説鄧麗君是特務，對一名歌迷來説，自然有一些歌特色彩。在那個水深火熱的年代，鄧麗君的歌擔負了一種極特殊的任務，那就是用柔軟真摯的歌聲去解凍僵硬虛偽的現實——這應該也是一種“特務”的功能。從社會意義的角度來看，鄧麗君的歌在30年裏還見證了兩岸的國共合作這項大業——從冷戰、敵視到和解、和談、合作。其實鄧麗君並沒有太多的政治覺悟，她只是喜歡唱歌。上天生她，就是讓她來給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唱歌的。直到今天，鄧麗君的歌解禁了，但人沒有被平反。但這沒有關係，因為每個老百姓都知道，鄧麗君不是靡靡之音，而是天籟之音，而且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寶貴的一筆財産。
1983年，我家買了12寸的黑白電視，從此，聽歌的渠道有保證了一條。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範本，《霍元甲》成為第一部走入內地銀屏的香港電視劇，從1983到1986年，隨著《上海灘》、《射雕英雄傳》、《萬水千山總是情》、《流氓大亨》、《笑傲江湖》、《警花出更》、《武則天》、《獵鷹》等港劇在內地的播出，直接引發了粵語流行歌曲在中國內地光速傳播的狂潮。當迅雷不及掩耳的片尾字幕開始閃現時，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紙和筆早已緊緊的攥在手心。葉振棠、葉麗儀、羅文、甄妮、梅艷芳、徐小鳳、汪明荃就是在這最緊張的一分半裏奠定乾坤的。他們是中國內地第一代粵語歌發燒友的引路人。我也是一邊看片尾的字幕，一邊抄主題曲歌詞學唱的。因為對歌曲本身的關注，我還記住了黃沾、顧嘉輝、黎小田等詞曲創作人的名字(因為他們同樣是線人)。值得一提的是，在整個80年代，央視的春晚成為傳播港臺音樂最強有力的一個途徑。張明敏、費翔、奚秀蘭、羅文、文章都是在每年最震撼的5到8分鐘裏一錘定音的。1990年，文章在內地舉行演唱會。1989年夏天，我又發現了一個強勢通道，當年7月30日，上海電臺“上錄音樂萬花筒”節目推出國內第一個流行歌曲排行榜單元，港臺歌曲在內地的傳播終於名正言順的走上正軌。
90年代據説是一個舉棋不定的時代。西方音樂以各種途徑排山倒海的撲向中國。中國流行音樂齊刷刷的開始和西方音樂沾親帶故，這10年的精品，基本大部分都是台灣樂壇製造的(儘管台灣的造星工程也開始全速起飛)。1994年，迷戀西方音樂的我南下廣州工作，對華人音樂的接觸暫時告一段落。1995年夏天，我看了第一場中國搖滾樂的演唱會，王磊的“出門人的吶喊”。1997年底，我寫了一篇齊豫《駱駝
飛鳥
魚》的評論，發現華語音樂並沒有停滯不前，才終於重拾對華語音樂的熱愛，而與此同時，我和中國地下音樂的接觸也越來越頻繁。1997年，我和遊威、風子等生活在廣州的一群華語音樂愛好者開始給《粵港資訊日報》每週日的‘音樂花園’欄目推薦最新發表的華語唱片，那一年，我們把黃耀明的《人山人海》評為了1997年華語唱片十佳唱片之首，在運作了3年後，遊威終於創辦了“華語音樂傳媒大獎”，我自然也成為了評委之一。每年，來自內地和港臺的評委會對一年內公開出版的中港臺三地的專輯進行評選，優勝者獲得每個單項獎，國語、粵語、歌手、作詞人、作曲人、民族音樂、民謠、搖滾、電子、年度專輯，這些獎項的設置證明了華人音樂的30年發展已逐漸步入正軌。
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據説是一個糾纏不清的時代。2004年4月，我第一次去香港，參加全國榮迷紀念張國榮的聚會。也就從那時起，華語音樂進入了一個分流的時代。舊的巨星消逝，新的明星升起，新一輪樂壇氣候快速形成。但令人惆悵的是：有一種感動卻似乎再也找不到了。21世紀，網際網路的發展讓中央電視臺、調頻電臺和專業雜誌終於漸漸成為了歷史。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時至2004年，我們這些樂評人寫唱片評論還不得不先去街上買盜版唱片。記得2004年我買過的3張盜版唱片是梅艷芳的遺作《經典金曲演唱會》、周傑倫的《七里香》和羅大佑的《美麗島》。2005年開始，網際網路的資訊越來越有營養了，我們再也不用風吹日曬的奔走盜版店了。那一年5月，在廣州中山紀念堂，華語音樂傳媒大獎連續第二年舉行現場頒獎禮，大會特別設置了一個“向80年代致敬”的單元，當羅大佑、黎小田、潘越雲、達明一派、朱明瑛、程琳、李克勤、李達成、廖百威、竇唯、陳珊妮與拜金小姐、黃耀明與達明一派、王磊、許巍、陳奕迅、容祖兒、古巨基、林一峰、刀郎、周雲蓬等幾代音樂人同時出現在同一個舞臺上，那恍如夢中的一幕，相信會在很多樂迷的心中永久銘刻。2006年7月，我策劃了胡德夫內地第一場演唱會，‘逆風的稻穗’廣州彈唱會。同年，我還協助一個朋友在廣州還做了世界上第一場滿語演唱會，瀋陽音樂人蕭寒‘仰望九月’廣州彈唱會；2007年，同樣在廣州，我們迎來了台灣原住民音樂的標頭兵，野火樂集的‘唱自己的歌’中國巡演，同一年，我在30年前北京北鑼鼓巷童年玩泥巴的同一地點等到了台灣現代民歌之父楊弦的彈唱會；2008年，還是在廣州，我們迎來了台灣‘大大樹’的客家音樂人林生祥、羅思容‘每日種樹’彈唱會中國巡演；2009年，依然在廣州，我們繼續迎來‘大大樹’的泰雅族女音樂人云力思‘泰雅古調’專場。
2009年，遊威又有了新的思路，創辦了一個站在更高更闊層面的面向全球華人的殿堂音樂獎——“華語金曲獎”，發揚香港“十大中文金曲”30年以來表彰經典的傳統。這也許説明，華語音樂的又一個30年已經重新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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