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劉慶和説”是中央美術學院的劉慶和老師為自己個展所起的名字。字面的意思是劉慶和在説大白話兒，我想這是句反話或者是個需要解釋的“包袱”。劉慶和生於天津，好在我母親也是天津人，因此知道劉慶和講的“白話”不是指廣東的那個方言，而應寫成“白活”,讀作(bai huo)。在天津的語境中有能説會道的意思!老話講“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勾腿子”。天津是個港口，需要更多的交流，這“衛嘴子”就特指天津人。當然也有啰嗦的意思，甚至稱這類人叫“白活蛋”。熟知劉慶和老師的人當然知道他口頭語言的鋒芒並不亞於其筆端的魅力，譬如他這樣解釋“白活蛋”這三個字。“在天津很容易讓人理解，就是沒事瞎白活的意思，加上‘蛋’字，説明你的業務能力很強。”所以這個展覽是借用劉慶和的雙重 “業務能力”將繪畫語言和文字語言捏在一起，試圖描述大時代中藝術家劉慶和的“成長史”。其味道如同天津的煎餅果子，在簡單、便捷中孕育著豐盈。
為了使這篇展覽説明更具功能性，我想還是要簡單梳理一下我片面理解的劉慶和的個人簡歷，以便成為“白話”的基礎。1961年生於天津的劉慶和，在文革開始的1966年，他5歲。文革結束時，他15歲。一個人的胃腸記憶、性別意識、生活習慣、語言邏輯甚至世界觀在15歲時應該已經完成了。因此，這類青春的記憶不是用頭腦編織的，是用身體加以標注的。“85新潮”時，20歲出頭的劉慶和作為優秀分子超越了手藝人的身份(他曾就讀于天津工藝美術學校)，在中央美術學院民間美術系讀本科，學習年畫和連環畫。我猜想瀰漫在學校小操場廣告牌上的現代藝術氣氛和在美院U字樓裏楊先讓、賀友直等前輩講述的內容，恐怕已是南轅北轍了。1989“現代藝術大展”的那年，失落槍聲的迴響伴著劉慶和從中央美術學院國畫係畢業了，拿到了碩士學位。從在美院學習階段的專業選擇上看，劉慶和好像很沒有踏上當代藝術的點兒，甚至和那些時髦的遊戲有些擦肩而過。但今天看來，這樣的一個學習背景恐怕對可以接上地氣的劉慶和至關重要。其實劉慶和出名的速度並不慢，在我1992年考入央美時，田黎明、劉慶和、武藝，他們的作品已是學生們坊間談論的話題。(插播一個事實，劉慶和老師以及他的太太陳淑霞老師都曾教過我，那時我們常常懷揣著興奮的心情期待他們來到美術史係的教室，畫畫與爬格子比起來，是件多麼開心的事情。或許因為我的畫太爛，後來聊起此事，他們説完全忘記了有我這麼個學生。)2007年，劉慶和的大型個展“隔岸”在中國美術館舉行，作品頗佳，而且那是個展廳氣氛控制得非常好的展覽，至今還有人提起。此後，他的畫也常常出現在國內外各重要的展覽裏，日漸確立了劉慶和在中國畫壇的位置。2014年，年過半百的、頭髮開始稀疏的、知名的當代中國畫藝術家劉慶和試圖回望“我的前半生”時，他醞釀了一年多，畫了100張不太大但與自己有關的畫兒，錄了20000多字的自我訪談。因為，他準備在北京畫院美術館這樣一個很有中國傳統意味的，有人也視為有幾分“保守”的地方做一個敘事性的、上圖下文的展覽。展覽的作品中會有形象不斷變化的劉慶和自己，有他的父母親、兄弟姐妹和親戚們，有他家50多間住滿了別人的大院子，有他曾暗戀過的美女班長，當然也有他的妻子和女兒，以及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和人……劉慶和捻動著筆管策動著他的線條及話語，使之成為注解自己生命軌跡的圖示與旁白。我感覺他筆下的“人物”雖小，但很在點兒上。他試圖借此來戳向那些共有的時代記憶，點疼你神經中最麻木或最希望麻木的那一根!
在以下的説明中可能要觸及幾個有些沉重，卻需要以“白活”的心態加以描述的話題，比如敘事性、現實主義、大眾、人性、性、文革、主流藝術形式的非主流表述等等。
第一點：敘事性的意味
敘事性在繪畫中的價值被漠視很久了。“有意味的形式”曾是我們擺脫主題先行的武器。但是當 “有意味的形式”被過度的消費而成為“乏味的形式”時，我們恰恰開始思念那些可以被言説的畫面。開始更加喜歡敦煌壁畫中的經變故事，也會一遍遍被“九色鹿”的形象與情節所感動。
敘事性繪畫的低端形式是連環畫，也叫小兒書。不僅有相互連結的畫面，還需要配以文字，來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我曾有幸為兩位連環畫大師賀友直、沈堯伊做過展覽，展出過《山鄉巨變》與《地球上的紅飄帶》，這些風行一時上圖下文的形式，如今隨著社會需求的變化，已成為某種往昔的記憶，被懷念了。我也曾為年輕的藝術家溫淩做過展覽，溫淩的父親溫泉源曾是人民美術出版社兒童繪本的作者。溫淩告訴我，當一天天長大，他開始不由自主地畫起了原來最不屑的六格漫畫，進而重新審視他父親的作品，甚至發現那些東西滋養著他今天的創作。有趣的是，賀友直、沈堯伊是劉慶和的老師輩，劉慶和也曾請教過溫泉源先生，而溫淩是劉慶和的學生輩。更重要的一點，劉慶和是現已消逝的中央美術學院民間美術系的別稱年連(年畫、連環畫的簡稱)係的畢業生。這一他久違的表述方式或許將在“白話”中復活。
北京畫院美術館非常聚氣的展廳，將成為一本連續張開的超尺度“小人書”，使觀者走進畫面，加以閱讀。當然，劉慶和也要出一本精心編排的展覽畫冊，酷似紅寶書。展覽的開幕式也可視為新書的發佈活動。當然，我和劉慶和老師也試圖在展覽期間時安排一次“年連係”的聚會，緬懷一下不應被忘卻的記憶。
第二點：在局限中生長的現實主義
2011年12月，我曾參加過由魯虹和孫振華兩位老師組織的第五屆深圳美術館論壇。那屆論壇的主題是“社會主義經驗與中國當代藝術”。作為70後出生的我，曾經對這一有些時代特色的題目頗為質疑，因為這個問題對於我們還能理解，但對“80後”、“90後”恐怕根本不是一個問題。然而，當我在劉慶和老師的畫室中，翻看著那些充滿著潘家園地攤上文革符號的作品時，忽然領略到局限性本身的價值，或者説那就是時代的價值。被藝術描繪的現實一定是在局限性中生長出來的，但如果能永恒，是因為其中的人性被有效地表述而凸顯出其獨特價值的永恒。那些最為樸素的現實主義就具有如此的力量，那是“真”的力量。
在此，我不得不説説前些日子看的賴聲川、王偉忠指導的話劇《寶島一村》。寶島一村講述國民黨軍撤退台灣後，“眷村”裏幾個家庭半個多世紀的悲歡離合。這是一齣簡單的、講故事的話劇。一位觀眾看完後，在自己微網志上寫道：《寶島一村》是用心咬住淚水的感動。這一評價一樣可以獻給北京人藝的話劇《狗兒爺涅槃》。這些記述時代片段的作品，不會生銹的原因就在於“真”和“人性”的飛揚。他們不是“假詩文”，他們是發自內心的真“山歌”。我在劉慶和的這100幅畫以及他那些文字中感到了此方面的追求。它不是我們習慣的現實主義，是真現實的個人表述。
第三點： “ 白活 ” 的語言殺傷力
劉慶和有令人驚異的“白活” “大白話”的語言殺傷力。讀他的文字，讓我想到的是老捨得《二馬》和《牛天賜傳》，以及王朔的《動物兇猛》、《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這兩萬字的自我訪談，亦正亦邪，一遍遍挖心挖肺。因此有人説藝術家是對自己最恨的人，是最敢於亮出自己傷疤的人。
譬如劉慶和老師萌動的愛情。“愛情真正讓我記住的，發自肺腑的都是暗戀，因為暗戀都不會成功，所以才叫暗戀。暗戀基本發生在我的年少時期，從喜歡女老師，後來發展到喜歡女同學，等到喜歡女同學的時候，我才覺得自己好像長大了，成熟了。我喜歡對我不屑的女同學，喜歡在我面前趾高氣揚的女同學，發號施令的女同學，喜歡在我面前不茍言笑的女同學，總之讓我有一種畏懼感的女同學是我真正暗戀的對象。”
當然生動的語言背後是思考的深度。劉慶和口述中最為深刻的部分當然是他的父親。劉慶和説：“慢慢的我還發，懶得想和不思想雖然不是一回事，但是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的結果是，在近一個世紀的人生里程裏，我爸歪打正著地選擇了對他來説最好的處世方式。在他看來，活著是理所當然又不值得議論的事，過去就是本來，這種天然的生存和療傷能力讓他這輩子成了一個有福之人。與他相比，我的舅舅就完全是另外一種境遇了。”劉慶和父親的“懦弱”成為了一種智慧，在動蕩的社會環境中使家庭的小舟得以不被傾覆。而那些好像的堅強與機敏，恰恰早早折在了路上。這也就是為什麼老子的這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會被一遍遍被簡單的引用，因為它好用，而且牙的壽命一定比不過舌頭那麼長。記得有人説過面對問題有三種處理方式：一，解決它;二，擱置它;三，不認為它是個問題。劉慶和的父親做出了最自然的選擇，因為命運無所謂對錯。
第四點：攪拌在時間記憶中的畫作
下面不得不説説劉慶和那些攪拌在時間記憶中的畫作。劉慶和的畫是城裏人的畫，有城裏人的線條和顏色，這種風格與中國畫原有的、與生俱來的鄉土氣息是有疏離感的。這是劉慶和的特點，也是他被小小質疑的原因。還想再提一下天津，這個曾經驕傲的、發達的港口城市。在我的記憶中，天津上世紀70年代比北京時髦多了，有滿街的霓虹燈，有起士林的冰淇淋，有街道兩旁挺胸站立的洋樓兒。因此，我們多少在劉慶和的作品中看到些“洋范兒”，可稱之為“小資”但又不同於今天的“小清新”，因為這種氣氛很像羅馬柱的那些卷花柱頭，很爛漫但不輕飄。
作為一個合格的展覽説明，應有一個簡短些的非“白活”的版本。因此，總結如下：時代的紋身早已不僅滲入了劉慶和的肌膚甚至刻在了他的骨頭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紅燈記、紅寶書、紅領巾，紅色娘子軍，熱烈而又性感，我猜想劉慶和拿起筆這些“東東”就會自己跳出來，根本無需算計。但他那些人物，沒有眼珠，空洞一般的眸子，是對時代的再描述與再探求。歷史片段性的價值就是其價值的特殊性，這些邊緣的集體意識混雜著都市生活、全球化、水墨、當代藝術，被置入思考的鍋中煮沸、晾涼，再看看是否合口味。一個人年輕，有火氣，叫滋毛炸刺;一個人成熟，有分寸，叫圓滑。成功而不圓滑叫有赤子之心。劉慶和試圖保留、搜尋、抓住他藝術中的這點“赤子之心”，哪怕已經有了包漿。
最後，期待著一個用心説“白話”的展覽，一本“白活”的有內容的書，可以留在你淺淺的記憶裏。
2014年9月26日完稿于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