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不時會聽到這樣一種聲音，目前在中國很難産生像格林伯格那樣有系統理論建構的藝術理論家，但事實上，這種説法有點業餘。儘管格林伯格的理論觀點在中國的上世紀80年代晚期已廣為人知，他的影響力之大亦毋庸諱言，但簡單説中國“很難産生像格林伯格那樣有系統理論建構的藝術理論家”，那是沒有了解格林伯格的理論是一種什麼樣的理論。
有些人喜歡批判中國的理論沒有原創性，卻不能給出原創性標準是什麼，其實在格林伯格之前也有羅傑·弗萊以及更早的形式主義，而且格林伯格還直接從沃爾夫林理論框架中搬了一部分到他的批評理論中。反過來説，格林伯格只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和藝術史的某一個側面找到了他的突破口——針對20世紀中期形式繪畫如何發展的問題，推出了抽象表現主義。
20世紀早期藝術有很多線索在同時發展，形式主義繪畫是其中一條線索，因為它最先從理論上成熟起來，才有了格林伯格的理論。而其他線索的藝術理論在當時還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相比較繪畫，非繪畫的理論要從頭開始建立。就像格林伯格解釋不了現成品極少主義和波普藝術那樣，他之後還有一大片空間可以讓理論作局部的截取，每個局部都有可能構成一種或幾種理論系統，認為“很難再推出系統理論”的人是自己不懂理論，而不是理論已經被研究完了。
我們要克服兩種不良態度，一種是誇大理論體系的不可得，他們喜歡用中國沒有理論體系來説事，好像理論體系是一種高不可得的事那樣。而其實，一種理論只是一種系統，把理論做系統是一個很平常的事，如果對一個問題系統地展開論述並形成了相對穩定的關鍵詞和命題，並且有理論史的上下承接，這就是理論系統。
二是不要用已經有的西方的理論去套現在的一些論述，西方有了，我們就承認，如果西方沒有的，我們就不承認，或者什麼都等翻譯書告訴我們，好像翻譯書之前，中國的藝術理論都是不行的。我們應該把翻譯和我們自己的建構變成一種互文性的關係，不是説只看翻譯書就行了，即便是看翻譯書，也要有情境設置。“與其看中國的理論文章還不如直接看西方翻譯書”等論調，其實是簡單地用西方的翻譯書來打壓中國的學術研究。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當代藝術批評史來看，中國藝術理論也有自己的發展。比如，上世紀80年代早期，白謙慎有一篇文章就為書法建立了新的系統的理論結構。如果白謙慎的書法理論與現代理論有關聯，但與當代理論有距離，那劉驍純早在20年之前就嘗試用形式主義研究杜尚的小便池，並且以這個理論原理建立了他的藝術史敘事邏輯。劉驍純的一組文章儘管沒有編成體例性書籍，但這個不重要，格林伯格也是用一篇篇短評組合起來《藝術與文化》評論集。只是白謙慎、劉驍純這種研究太早，沒有在中國引起太多的關注，中國讀者，如果都認為只要看西方的理論就行，還妄下斷語中國沒有理論或者都是抄西方的，那我們有理論也變得沒有理論了。
格林伯格的形式主義成果是建立在一個接一個的形式主義的發展基礎上的(至少有一百年的歷史)，而中國的這些理論是在“文革”廢墟上的第一代，與西方的知識譜係相比，成果當然很少，但少不等於沒有，在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的特定情境下，有時中國理論家的一篇短評的重要價值甚至超過很多本厚厚的翻譯書。我們需要面對中國理論研究的不足和問題，但關鍵是自己如何討論這些學術話題，如果總是簡單指責中國理論落後，等著翻譯書來指導我們，那導致的結果肯定就會是對本土的理論創造力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