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妹 1961年 紙本-彩墨 133×110cm 袁運甫
在我幼時的記憶裏，父親不僅是一個非常認真和勤奮的人，而且他自律甚嚴，謹言慎行。每天早晨七點，他總是準時打開收音機，仔細收聽每一條新聞，尤其是政治新聞。他不只聽，更耐心閱讀家裏訂閱的《人民日報》。那字裏行間的些許變化都牽動著每一個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命運。他需從社論的字裏行間搜尋揣摸新的政治動向，以免不小心講錯了話，惹禍上身，帶累全家。母親卻不一樣，她性格感性而簡單，日常説話隨心所欲，這總讓父親非常擔心。我常聽到他對母親講：“這話你不能出去説！”“你那麼説很危險！”加之大環境的確風聲鶴唳，家裏也曾被“抄”過，母親也就被緊張的情緒籠罩了很多年。這樣的記憶，貫穿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
父親精力過人，與他共事的同事學生都常常感佩不如。這要感謝奶奶給他的健康好基礎和姥姥在困難時期竭盡巧思給全家的食物保證。他除了在學校的全天工作之外，在家裏也從未有過什麼休息和娛樂。我唯一記得的一次他陪我玩耍是他把我的黑白照片染成了彩色的，我當時覺得神奇極了。那奇妙的感覺近五十年過去依然記憶猶新。他平日在家中不是畫畫，就是寫字。那時家裏地方小，兩室加一過道的格局不過四十多平米，住著全家五口人。父親和母親共用的書桌，不過一米二長。因此他那時畫的很多作品都是在他們的木板床上完成的。他白天將被褥捲起，權當畫案，夜深臨睡前再將被褥鋪回。父親不畫畫時，總是在寫著什麼，有時是教案、讀書筆記，有時是總結，彙報稿，甚或是檢討。父親筆頭快，即使是檢討，他也能開頭結尾齊全，內容分條詳實，並且一蹴而就。他有一大批藝術筆電，上邊記滿了隨時捕捉到的生動構圖和靈光一閃的觀點、感悟。其中圖文並茂，生動異常。他寫作勤奮，筆電用得很多。當時物資匱乏，母親就時常把她從印刷廠裏拿回來的白書樣供他當筆電用，這就成了父親最喜歡的素描本了。記得每年秋天，父親就是拿著這樣的本子，帶著我們去故宮博物院的繪畫館看展覽。每年他都會去仔細研讀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他邊看邊用鉛筆畫出該圖的大結構，周邊密密麻麻地寫上大段的分析和感言。今日再看他七三年創作的《長江萬里圖》，每一處都蘊藏著他勤奮研讀的結晶。當年家中一摞摞的筆記素描，如今早已不知去向，也不知是在哪次搬家中失落了。
七二年，我九歲。印象最深的就是父親從幹校回京探親時，帶回來的一大批水粉畫。新穎別致的構圖，明艷生動的色彩，灰暗乏味的現實生活在父親的畫中如此陽光。在那個物質精神匱乏的年代，父親讓我最強烈地感受到什麼是美！在父親的畫中，我從未見有涉及流行的革命或領袖題材。我也納悶，這和那時我們經常去美術館看的全國美展有大不同，但我也從未敢當面問過他。那時家裏的地方小，他就經常到外面寫生。每次出門，他總要背著一大堆行囊，其中有幾十張對開大小的白板紙，一大包顏料、各種類型的筆和簡單的生活用具。行李中必不可少的是一個搪瓷茶缸。父親從不喝酒，他喜歡喝濃茶。也許濃濃的苦茶就是他的酒了。在困難的日子裏，以茶代酒總能激發起他內心的衝動與激情。生活中父親為人溫和謙讓，盡力置身是非之外。畫畫時他也偶爾利用自己的智慧，在畫面一些細微處做一點細節的妥協。比如，他會在畫角不影響全局的前提下有意識地加入一兩塊色彩鮮艷的小標語或革命口號，這樣就不會讓好事者有機會在政治上對他進行攻擊，從而讓自己的作品在危險嚴苛的政治環境下得以保全。我以為父親這樣做一定是煞費苦心，但其實不然，這些事對他而言，仿佛信手拈來，看似不經意間的一些小細節就足以讓可能的政治陷害無從置喙。在緊張的教學和創作之餘，最令父親心情愉悅的，莫過於和朋友們、學生們在家中圍坐論道，傳看一幅幅他的作品。他總是興奮地向他們講述畫畫時的逸聞趣事，開心的容顏在日光燈下神采飛揚。當然他們更多的還是聊畫法，進而談印象派及後印象派中的莫奈、高更、梵谷、塞尚及尤特利羅。更不能避開畢加索與馬蒂斯，這兩位在當時被認定為資産階級形式主義藝術的代表人物，起碼在課堂上是必須這樣説的。這事面對今日的後學者都無從解説，然而當年若在外面講起這些人，真會有政治立場上的風險，是犯大忌的。但那時在家裏，父親和朋友們卻可以暫時忘乎所以，拋卻枷鎖，暢所欲言。
1990年 漁民之家 袁運甫
關於戶外寫生的議題上，父親認為寫生即是創作。寫生畫本身就是獨立的作品，不單是為了創作去收集的素材。在對景寫生中他就主動去組織構圖，將眼前所見三百六十度的場景按照自己的喜好自由安排，形成主觀的畫面。這被他戲稱為“乾坤大挪移”。關於色彩，他更有許多獨特的見解。西方繪畫講究光所形成的空間之美，而中國繪畫卻注重物質本體的固有色之雅。外光的燦爛與物象固有色之間的和諧與衝突，總讓他情緒亢奮。他總是能夠將客觀的科學精神與主觀的心靈意志在畫筆下變得水乳交融，自然天成，從而形成他獨特的畫風與格調。經常有人問他為什麼總是習慣用藍色？甚至用耀眼的群青藍色來起稿？而畫完後也有意無意地保留著不少藍色的邊線？這在古典西洋繪畫中是犯了忌諱的。對此父親從無直接回答過。這樣的處理是因為老家童年門畫的記憶使然？還是他所鍾愛並常年收藏民間木版年畫的潛移默化所致？亦或他只是覺得畫面這樣品上去更有味道，生動好看而已！
父親對繪畫的態度是尊崇、迷戀、堅守。在最困難的日子裏，他從沒有放棄他的繪畫。在頻繁的政治運動中，在學校工作並不鼓勵大家畫畫的環境下，甚至在下放農村的幹校勞動中，他都冒著被邊緣化、被冷置、被批判的風險，頑強地追尋自己內心的藝術準則。在社會大變革的時代潮汐中，守護人道人倫精神的底線，不與邪惡及財富的誘惑共舞。這樣的定力使他的人格更具魅力。
在父親的性格中，兼具了兩類全然不同的面貌—隱忍與堅韌。在生活中，只要能讓他畫畫，一切委屈，一切障礙，一切限制，他都可以隱忍。他將這一切壓力，都轉換為在藝術中的頑固、頑強與頑抗。他頑固地認為藝術中的創新為第一要素，這是人類進步和想像力的源頭。而自由思想就是藝術創新的前提。對於現代藝術，他頑強堅持自己的觀點，認為西方近現代的繪畫經驗非常重要，甚至可以成為我們今天藝術發展的重要推手或參照係。關於頑抗，即不阿諛主流，自覺地抗拒主流，這是父親在溫文儒雅的外表下分毫不讓的內心準則。在父親的青年時代，他就崇尚藝術的純真。文革期間，他回避時髦的現實政治藝術。改革開放之後，他用最大的精力投入教學之中，他在任時期的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裝飾藝術系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成為美術考生們最嚮往的地方之一。同時，他又用超人的的精力完成了許多大型的社會藝術，公共藝術，試圖以現代審美精神來改造社會。當市場經濟介入藝術品創作之際，他又回到書齋，潛心關注繪畫本身，研究中西方藝術之間的異同與融合。父親的繪畫之路，是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所産出的無可複製的藝術。而正因為他的孤獨與樂觀的品行，使他和他的時代産生了距離。而這“距離”的迷霧，又向我們展示了一幅現實生活的複雜性與藝術創作的艱巨性的奇美畫卷。
祝父親身體健康，藝術之樹長青！
袁加
2014年3月于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