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美國當地時間2014年2月14日下午2時，一個浪漫的節日裏，噩耗從美國西海岸傳來：著名中國藝術史學家高居翰(James Cahill)仙逝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伯克利的家中，享年87歲。其前妻，美術史學家、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史教授曹星原女士在北京時間15日上午通過個人微信發佈了高居翰去世的消息。批評家王林在知道此消息後，在自己微網志這樣發佈追悼：“懷念高居瀚先生：1991年6月28日中國畫研究院第一回文獻展研討會。高先生説，‘組織者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辦成這個範圍廣泛、充滿朝氣和高水準的展覽’，‘作品有自己的追求和發展的節奏，包含著極大的可能性，即建立獨立的中國當代藝術，當然它是世界當代藝術的一部分’。事後我們一起去了圓明園東村。”在那年6月，高居翰和中國當代藝術有著一段鮮為人知的邂逅。
1991年，高居翰參加中國畫研究院當代藝術文獻展(圖片來源：王林微網志)
一場為期三天的當代藝術文獻展
王林所説的那場文獻展實際上是一場為期只有三天的展覽，那次的文獻展還專門開展了一場研討會。“91年的時候，由於當時的政治背景，整個中國美術界是非常沉悶。當時我到全國可能有十來個城市，去看當代藝術家的工作室，然後我就決定應該有一些形式來做一個展示。在當時的條件下，要做一個大型的學術展覽幾乎沒法做，就想到了用一種文獻的方式展示。這個想法的得到了當時中國畫研究院院長劉勃舒的支援，還有中國畫研究院的畫家鄧林的支援，這樣就在北京的中國畫研究院做了一個中國當代藝術的文獻資料展，展示了幾十個藝術家的作品圖片文獻資料，當時做這個活動的目的主要還是想從批評的角度對當時的創作情況做一個研究，因為是文獻的方式，所以也就比較容易做成，我們當時做了一個研討會。”電話採訪的那頭，批評家王林在一陣低沉之後開始了這段回憶。
記者： 您在微網志當中提到了1991年的這場文獻展研討會，後來你們還一起去了圓明園東村。現在試著展開一下這段回憶吧?
王林： 在91年的那次文獻展的研討會裏，范迪安、皮道堅、陳孝信、宋海冬、周春芽、毛旭輝、李路明、王璜生、楊荔等和我參與了組織工作。參與研討會的除了高居翰之外，還有周彥、班宗華、巫鴻、范迪安、朗紹君、王璜生、楊荔、蔡九迪、曹星原、孫浩良、潘世勳、劉牧、鄧林、王友身、倪衛華、張方白、馮夢波、張波、何工、韓中仁、宿利群、王勁松、徐仲偶等20多人。
我們當時研討會主要的情況是中國當代藝術的獨立性以及對歐美文化的看法，下面還分了三個主題目：一個主題目是我們何以能夠以自身的當代文化，而不是傳統文化去和西方藝術對話;第二個是中國當代藝術近期創作的種種推進，以及這種推進對認識中國當代文化的意義;第三個你認為中國當代藝術中最重要的現狀和最尖銳問題是什麼?這是當時那個研討會的三個題目。
這個研討會上，因為高居翰我們一直都比較熟，我對他的學術研究也比較熟，但是在這兒之前沒有見過他，對他的學術研究都有所了解，他對中國美術史的研究，在歐美有相當大的影響，甚至是近現代中國美術史研究的一個很著名的、很有成果的學者。在我的微網志上已經把他當時談的主要觀點已經發出來，當時我們是就這個題目下，不同的人談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個我覺得高居翰首先是對中國當代藝術的獨立性價值非常認同，研討題目他是非常認同;第二，他看到我們文獻展以後非常激動，因為他了解到正在發生的中國當代藝術的一些情況。當然圖片不能代替原作，但是作為一種資訊來説比較集中。他説這個展覽改變了他的看法，他説八十年代以來參觀過很多中國現代藝術展，一般都有一個錯誤的觀點：認為中國土地上出現的現當代藝術是對西方的抄襲，他説後來慢慢的這個觀念證實是錯誤的。所以他就説了下面的話：“這個展覽展示的作品有自己的追求和發展的節奏，包含著巨大的可能性，體現了獨立的中國當代藝術，當然它是世界當代藝術的一部分。”
另外，其實高居翰非常了解中國的情況，他對中國當代藝術充滿了熱情，而且始終站在一個支援中國當代藝術的立場上，所以你看得出來他對中國當代藝術這個社會語境的關係也有非常深入的理解。當然我們知道高居翰實際上主要研究的方向不是當代藝術，他主要研究的是古代藝術，他這樣一個學者如此認真而且關注和觀察著中國當代藝術的狀況是非常令人感動的，也體現了高居翰研究中國古代藝術的時候，其實他是用了新的研究方法，而且是站在當代的學術思想範疇裏邊來研究中國古代藝術，這一點是在研習他的學術成果的時候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
“我們一起去東村看了方力鈞。”
記者： 研討會下來呢?你們一起去了圓明園、東村?
王林： 會下，我們當時通過巫鴻、曹星原做了一些交流，特別是對正在發生的中國當代藝術的一些具體創作，一些藝術創作的傾向做了一些交流。我記得好像是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我們就約著一起去了圓明園、東村，還去看了方力鈞的作品，當時東村的藝術家不是很多。印象比較深的是方力鈞，當時還有栗憲庭、巫鴻、高居翰、曹星原一起，因為當時方力鈞還沒有“紅”，但是他畫了一些大的頭像，特別是一些農民的光頭形象，還有一些是年輕人的光頭的形象，當時給我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我的印象當中，高居翰對藝術的觀察非常敏感，在方力鈞那兒看畫的時候，我和他有一個簡短的交談，我們兩個都覺得方立鈞創作的農民的素描畫得非常好，甚至於感覺比他當時畫的那些大頭像感覺要好。
還一個藝術家的工作室我印象比較深，就是邵逸農，邵逸農當時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做攝影，很早的時候就做了一些裝置性的攝影。後來去了圓明園，我還去了劉煒工作室，他們是參加一個會議，中國五千年的一個什麼會議，所以他們就沒有去成，我就單獨去了劉煒，在二炮他的家裏邊，看到了他畫的那些有點兒歪瓜裂棗的感覺，當時跟他做了很深的交談。當時的藝術家都是屬於談論狀態，直接談藝術，談繪畫，藝術家很容易進入藝術文化的談論中，所以這是幾個印象比較深的參觀藝術家工作室。
記者： 當時高居翰收藏中國的當代藝術嗎?
王林： 我的印象沒有談收藏問題，因為高居翰他還是以一個中國古代美術史研究學者的身份來的，後來是巫鴻提出來要把文獻展拿到美國做巡迴展覽，我就向參加的藝術家徵集了一套完整的資料，運到美國去，但是沒有下文。巫鴻也在美國待，我覺得高居翰對巫鴻是有影響的。因為巫鴻原來也是研究古代美術史的，後來轉到當代藝術方面，我覺得和那一次的活動的關係是比較大的。
記者： 就您的觀點來看，高先生在中國書畫研究方面的特點是怎樣的?
王林： 我覺得他有兩個特點，一個是他受到西方圖像學研究理論的影響，圖像學是研究古典藝術最好的一種學術方法，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我們所説的當代學術思想，所謂當代學者型的另一種説法，是一個用當代學術思想去研究，重新探索、梳理歷史。還有一個特點是對當下的藝術現象進行直接的評述和研究，這是兩個不同的方面，我覺得高居翰先生在前一個方面對中國藝術的貢獻非常大，而且由於他在西方世界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大學裏邊，實際上為中國藝術在西方的影響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訪談的最後，王林感嘆那次和高居翰的見面是第一次，沒想到也是最後一次。時間一晃已經過去23年之久。在高居翰的英文個人網站上，于2014年1月10日的最後一篇部落格中這樣寫道：“我現在只能棲身於床榻之上，以後也會是這樣了。”這是目前為止，多數大洋彼岸的國人僅能得到的資訊。在部落格裏，有這樣一段話留下了永遠，“我能夠活到87歲，並且沒有得什麼太嚴重的疾病，真是很有福氣了。我有四個子女和六個孫輩，他們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健康並且成功。不管怎樣，我已經有幸得以‘傳承有序’了。”
高居翰簡介：
1926年出生於加利福尼亞的福特布萊格的高居翰，係1950年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東方語言學士，1952年、1958年密執安大學藝術史碩士、博士，1954-1955年獲得富布賴特獎學金，從1965年到1994年榮休，他任伯克萊藝術史教授。高居翰還曾謝絕哈佛大學給他最高等級的“大學教授”的聘任，堅持回到伯克萊。美國大學藝術學會于1995年和2007年分別授予高居翰藝術史教學終生成就獎和藝術寫作終生成就獎。
高居翰生前曾計劃撰寫一套五卷本的中國書畫系列專集，並完成、出版了其中三本，分別是《隔江山色：元代回話(1297-1368)》(1976年)、《江岸送別：明代初期與中期繪畫(1368-1580)》(1978年)，以及《山外山：晚明繪畫(1570-1644)》(1982年)。此外，1978年至1979年期間，高居翰獲選為哈佛大學諾頓詩歌藝術榮譽教授(The Charles Eliot Norton Professor of Poetry)，並在此期間發表了一系列題為“氣勢撼人：十七世紀中國繪畫中的自然與風格”的演講，其講稿後集結成同名書籍，于1982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並榮獲美國大學藝術學會年度最佳藝術史書籍獎。此外，他于1994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發表的系列演講亦被整理成《畫家生涯：傳統中國畫家的生活與工作》一書出版。
(作者：張桂森)